辽代边墙考

■2003年第1期（总第73期）北方文物　　徐俐力　张泰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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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徐俐力，女，满族，1954年生，黑龙江省博物馆助理馆员；张泰湘，男，汉族，1938年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50001。
    　　〔关键词〕辽边墙乌古敌烈黑车子室韦通化州
    　　〔内容提要〕在今日呼伦贝尔草原北部地区有一道边墙，起自内蒙额右旗上库力村附近，经俄国后贝加尔、内蒙满洲里市、新巴尔虎右旗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全长 700余公里。以往学者大多认为为金代所修。作者经过多次踏查，结合有关文献记载，认为该边墙系辽代统治阶级为防止乌古、敌烈、黑车子室韦等族的侵扰而修的一道边墙。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0483（2003）01－0070－05
    　　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北部地区有古代边墙一道，起自额右旗根河南岸支流库力河畔的库力村西河边沼泽地，先沿根河南岸由东向西，经拉布达林镇、黑山头、四卡（库克多博卡伦）后，折而向南，沿额尔古纳河右岸南行，又经八大关、红山咀，在此越过额尔古纳河进入今日俄国赤塔州境内，沿额尔古纳河左岸到凯拉斯推西南10多公里处离开河岸经山地向西南延伸，到满洲里市西北13公里的60号界堆（国门西侧）又入我国境内，在新巴尔虎右旗由东向西又走60余公里，至635号界堆出我国境进入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在克鲁伦河以北和乌勒吉河以南向西南延伸，最后终止于乌勒吉河源与鄂嫩河源之间的沼泽地中，即在乌兰巴托东约245公里、温都尔汗北约140公里处。这条边墙全长700余公里（文中简称北边墙）。
    　　关于这条边墙修筑的年代，百余年来学术界争论不已。最早调查记录这条边墙的是俄国学者П1А1克鲁伦特金，1864年调查了这道边墙后，称它为“成吉思汗”边墙①。
    　　1897年屠寄受清政府委托绘制《黑龙江舆图》，并附图称这道边墙为“金源边堡”②。
    　　民国11年（1922年）张家所著《呼伦贝尔志略》称这条边墙为“兀术长城”，俄人阔尔马左夫所著《呼伦贝尔》中说的更远，称它为“拓跋鲜卑的国界 ”。《黑龙江志稿》附图中标注为“兀术长城”。民国30年（1941年）出版的《历代长城考》所附地图上标为“汉光禄城”，下面又用括号注明“即成吉思汗城”。
    　　解放后，尤其是近30年来，学术界对这道边墙年代的讨论又热烈起来，1975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和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联合对呼伦贝尔草原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当时呼伦贝尔盟归黑龙江省管辖），普查结束后写了一篇报导，称这道边墙为防黑车子室韦“经常向辽国侵扰因此修此边墙防御之，所以这道边墙可以初步断为辽代边墙”③。
    　　此后，孙秀仁、景爱诸先生也都先后同意这条边墙为辽代所修。
    　　全面踏查这条边墙中国境内段并做深入考证的是冯永谦先生，他详细地绘制了边墙走向示意图，重要的边堡图，结合文献记载写出了《岭北长城考》一文，所得结论是“绵亘于克鲁伦河及额尔古纳河这道界壕即金初之旧疆，是极为明显的，并从中可以窥见这道界壕的修筑年代……而今所论之金初界壕，亦是我国中古时期在大兴安岭北部留下的又一道规模宏伟的长城，且为我国最北的一道长城。”④1975年作者之一参加了呼伦贝尔草原的调查，近年来又数次到满洲里浏览了一段边墙回来后反复思索，认为定为辽代边墙较为合理。
    　　定此边墙为“拓拔鲜卑的国界”或“汉光禄城”都误之甚远。汉代在东北的行政建置仅限于辽吉地区和朝鲜半岛，汉代拓跋鲜卑还处于原始社会晚期，尚未建立国家，谈不上有国界存在。两说根本不能成立。
    　　定为成吉思汗边墙亦不可能。成吉思汗出自蒙兀室韦的孛儿只斤部，他们原住在额尔古纳河下游大兴安岭的险峻（“额尔古纳”
    　　系蒙语“险峻”之意）丛岭中。成吉思汗后迁至鄂嫩河上游，统一了蒙古高原上的各个部落，建立了蒙古汗国，把呼伦贝尔草原、根河一带分封给了他的大弟拙赤·合撒儿，其所居住的城池就是根河河口的黑山头古城。由此再往西北的贝加尔湖周围居住的是“林中百姓”———古老的不利牙惕和巴儿忽部（即今日的布里雅特蒙古和巴尔虎蒙古，他们均属于蒙古民族集团），早已归顺成吉思汗，构不成对蒙古汗国与元朝的敌对势力，不必要修筑长城防御他们，这条边墙不是元代修筑的就不言自明了。
    　　学术界许多朋友认为这条边墙为金代所修，其中冯永谦先生论证得最为详尽，他进行实地踏查，收集文物，绘制成图，然后结合文献记载，旁征博引，得出结论为金代所筑岭北长城⑤。我们认为这种推论大有商榷之必要，因为金代初年为了防止草原上新兴的蒙古族的侵扰，建国伊始就修筑了界壕边堡，它起自内蒙莫力达瓦旗尼尔基后宜卧奇嫩江右岸的沼泽中，后沿大兴安岭东麓边缘走行，至霍林河（金代称鹤午河）称为东北路，又西南蜿蜒走，穿过内蒙古、辽宁、河北、山西，至河套包头以西的阴山脚下，又分为临潢路、西北路、西南路三段，全长2500多公里，是一道仅次于万里长城的一条长城（简称南边墙）。关于这道长城，《金史》有过明确记载：“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⑥在《金史·婆卢火传》中曾记载：“天辅五年（1121年），摘取诸路猛安万余家，屯田于泰州，婆卢火为都统，赐耕牛五十。”可见，金太祖时，为了防御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就开始实行了屯田政策。金代泰州有过几次变迁，起初在吉林省城四家子古城，后迁至吉林省前郭旗他虎城：“泰州，德昌军节度使。辽时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海陵正隆间，置德昌军，隶上京，大定二十五年罢之。承安三年复置于长春县，以旧泰州为金安县，隶焉。”
    　　婆卢火在泰州屯田是在天辅五年（1121年），但未提修筑边墙事，但这和金初加强西北边防有关系。据《金史·婆卢火传》记载：“泰州婆卢火守边屡有功，太宗赐衣一袭……天眷元年（1138年），驻乌骨迪烈地，薨。”可以推测，婆卢火开始在泰州屯田，以后迁至乌古敌烈地。这样看来，金代界壕边堡修筑年代至少在1138年以前，因为此时婆卢火已死于任上，可能1121年婆卢火从阿什河畔迁来泰州时已开始修筑边墙，后迁至乌古敌烈地，1138年死于该地。
    　　乌古敌烈地在什么地方呢？据《金史·太宗本纪》载：“天会三年（1125年）二月丁卯，以庞葛城地分授所徙乌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民。”又：“以庞葛城之地分赐乌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人。”⑦据考金初庞葛城在今齐齐哈尔嫩江西岸梅里斯乡北的哈拉古城⑧。可以推测，金代建国伊始，为了防止草原上的乌古敌烈族侵扰，开始修筑界壕边堡，这条边墙在大兴安岭以南，婆卢火的活动也仅限于泰州（吉林洮南城四家子）、庞葛城（齐齐哈尔梅里斯哈拉古城）一带。它们均分布在金代界壕边堡之内，绝对谈不上远在千里之遥的大兴安岭之北的绝域之地。
    　　金代中晚期还不断地对这道边墙修葺加固，但防御的敌人已不是乌古敌烈，而是蒙骨、广吉剌、山只昆、合底忻、阻卜诸部。当然，他们和乌古、敌烈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只是随时间的推移，在称谓上有所变化而已。
    　　到了金章宗时期，北方的民族矛盾日趋激化，明昌、承安年间，边事日急，活动于呼伦贝尔草原的阻卜、广吉剌、合底忻、山只昆连年寇抄，章宗为了防止他们的侵扰，一方面连年修筑边墙，加强防卫，如“明昌三年（1192年）四月戊午，招集百官议北边壕事”，“明昌三年秋七月，诏增北边军千二百人分置诸堡 ”⑨，“承安五年（1200年）……大筑界墙”⑩。其实，在此以前就开始了对界壕边堡的整顿：“边堡，大定二十一年（1182年）三月，世宗以东北路招讨司十九堡在泰州之境，及临潢路旧设二十四堡障参差不齐，遣大理司直蒲察张家奴等往视其处置。”(11)金朝政府一方面大修界壕边堡，另一方面却主动出击，直至这些民族的后院，这就是承安三年（1198年），完颜襄和宗浩对呼伦贝尔诸部的北伐：“章宗继位……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驻泰州便宜从事，朝廷发上京等路军万人以戍……北部广吉剌者尤桀骜，屡胁诸部入塞。宗浩请乘其春暮马弱击之。时阻卜亦叛，内族襄行省事于北京，诏议其事。襄以谓若攻破广吉剌，则阻卜无东顾忧，不若留之，以牵其势。宗浩奏：‘国家以堂堂之势，不能扫灭小部，顾欲藉彼为捍乎？臣请先破广吉剌，然后提兵北灭阻卜……宗浩觇知合底忻与婆速火等相结，广吉剌之势必分……合底忻者，与山只昆皆北方别部，持强中立，无所羁属，往来阻卜、广吉剌间，连岁扰边，皆二部为之也。”(12)
    　　关于宗浩北伐的过程，《金史·宗浩传》也有详细的记载：“宗浩北进，命人赍三十日粮，报撒会于移米河共击敌，而所遣人误入婆速火部，由是东军失期。宗浩前军至忒里葛山……进至呼歇水……乃移军趋移米，与迪烈土遇，击之，斩首三百级，赴水死者十四五，获牛羊万二千，车帐称是。合底忻等恐大军至，西渡移米，弃辎重遁去。”呼歇水当即辉河，移米河为今伊敏河。它们都在南边墙之外和北边墙之内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可见南边墙修筑于金初天辅五年（1121年）以前，金建国（1115年）不久。金建国伊始，就开始了对西北边防的建设，修筑界壕边堡，起初是为了防止乌古敌烈部，中晚期又不断地修葺加固，防止山只昆、广吉剌、合底忻、阻卜、蒙骨子诸部的侵扰（他们和乌古、敌烈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一部分乌古、敌烈人内附于南边墙之内嫩江中游的庞葛城乌古敌烈统军司周围，一部分留在呼伦贝尔草原，逐渐融合到蒙古语诸部落中）。
    　　北边墙既然不是金代所修，又不是元代所修，应该是辽代所修。辽代何时修这条边墙呢？修这条边墙目的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分析辽代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政治形势。
    　　辽代，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和呼伦贝尔草原的是乌古、敌烈、阻卜、黑车子室韦。
    　　黑车子室韦又称黑鼠部，辽代建国前后就成为辽代的边患，辽太祖曾屡屡征讨，如“唐天复二年（902年）九月讨黑车子室韦”。“太祖元年二月，征黑车子室韦，降其八部。”“冬十月，乙巳，讨黑车子室韦，破之。”“三年冬十月，己巳，遣鹰军讨黑车子室韦。”(13)《辽史》中另有一条史料为北边墙的断代提供了线索：“泰州，德昌军，节度。
    　　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屡犯通化州，民不能御，遂移东南六百里来，建城居之，以近本族……州隶延庆宫，兵事属东北统军司。”(14)据考证，通化州系今日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浩特陶海古城(15)，因黑车子室韦累犯边，南迁600里修筑泰州（因上世纪50年代在黑龙江省泰来县发现辽“大安七年”残刻石，知道泰来塔子城为辽代泰州）。今浩特陶海古城东南距塔子城约600余华里。由此可见黑车子室韦一开始就为辽的边患，应分布在通化州（今陈旗浩特陶海古城，海拉尔市西北、海拉尔河北岸）以北的北墙一带。
    　　北边墙附近居住的除了黑车子室韦外，还有著名的乌古、敌烈部。
    　　乌古部在历史上曾称为于厥、羽厥、尉厥、乌古里、乌虎里、于谐里、妪厥律和于骨里等，属于室韦的一支，其中乌古里、乌虎里接近今日蒙语“乌虎日”（牛）的发音，可见是崇拜牛图腾的部落。
    　　敌烈部又称为敌拉、敌剌、敌烈得，属于突厥语系，为历史上丁零、铁勒、拔野古的后裔，驻牧乌古部西南，克鲁伦河中上游地区。敌烈共分为八部，号称敌烈八部。
    　　《辽史》中常把乌古、敌烈两部并提，他们始终是辽代北部两个强大的部族，对辽的统治时降时服。据文献记载，在辽代不到200年的时间内，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乌古、敌烈部发生过六次武装大起义：辽太宗天显三年（928年）发生了第一次反辽起义；穆宗应历十四年（964年）乌古敌烈部又发生了第二次大起义，并坚持4年之久，给辽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结果还是被镇压下去了；辽圣宗统和十五年（997年），敌烈八部杀其详稳，发动了第三次起义；圣宗开泰二年至四年（1013～1015年）乌古敌烈部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又举行了第四次武装起义，为了加强对草原上乌古敌烈的统治，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在草原上设置了乌古敌烈统军司；到了咸雍七年至九年（1071～1073年）草原上又爆发了乌古、敌烈部的第五次大起义；到了辽道宗大安十年至寿隆元年（1094～1095年），敌烈部又参加了西北部族的联合大起义。可见，有辽一代，黑车子室韦、乌古、敌烈、阻卜诸部一直是辽代西北部的边患。辽代修筑边墙就是为了防止这些民族的侵扰。
    　　辽代在呼伦贝尔草原西北部修筑边墙，镇压各民族人民起义，无休止的徭役和征讨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这在萧韩家奴和辽兴宗一次对话中表现得十分充分。重熙四年（1035年），辽兴宗曾问韩家奴：“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韩家奴对曰：“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如无西戍，虽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曩时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为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日殚。”(16)辽兴宗世称贤君，号称“年谷既登，帑廪既实”的太平盛世，可是呼伦贝尔地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引文中提到了“北至胪朐河”就是今日的克鲁伦河，正是辽代边墙靠近之地。
    　　还有一个重要的实物资料就是1964年在辽宁朝阳西五家子乡柏树沟村西北柏木山山坡下发现的“耶律延宁墓志”。墓志一开头就是：“大契丹国故保义奉节功臣，羽厥里节度使……公威极北之疆境，押捩之失围，闻见归降，例皆森耸……以统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於羽厥里疮疾而薨。”(17)
    　　耶律延宁在圣宗统和年间曾任羽厥里节度使。至于羽厥里部的具体情况，《契丹国志》有过如下记载：“又次北至于厥国，无君长首领管押，凡事并与蒙古里国同。甲寅岁曾率众入契丹国为盗，圣宗命驸马都尉萧徒欲统兵大破其国，尔后更不复为盗，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东南至上京五千余里。”(18)
    　　可见，羽厥（乌古）位于辽国极北之境，曾率众入契丹国为盗。辽建国后在呼伦贝尔草原北边修边墙是有一定背景的。
    　　除了修筑边墙外，为了加强对北方各民族的统治，还在边墙之内修筑了一系列边防城。“辽国西北界防边城，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具列如左：静州，观察。本泰州之金山，天庆六年升。镇州，建安军，节度。本古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室韦、羽厥等国，凡有征讨，不得抽移。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东南至上京三千里。”(19)
    　　在今呼伦贝尔草原，作者1974年调查时，在伊敏河两岸发现了3座辽代古城，其中两座分布在新巴尔虎左旗西公社和乌公社（现改为乡）境内；另一座位于伊敏河东岸，鄂温克自治旗境内，3座古城周长均约4华里左右，有瓮城马面，其中以新巴尔虎左旗西公社的一座保存得最好，城内散布着丰富的辽代文物。它们东南距辽上京（今内蒙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大约都在1500公里左右，而且都在辽代北边墙内侧，可以推测，这三座古城显然与《辽史·地理志》中记载的边防城镇、维、防三州有关。
    　　另外还有“塔懒主城，大康九年置，在胪朐河”(20)。可见，边防城塔懒主城也在克鲁伦河流域，位于辽代边墙内侧。
    　　最重要的是在北边墙内侧，南边墙以外，呼伦贝尔草原上很少发现金代文物，但辽代文物遍布全境，北边墙以外也很少有发现辽代古城与辽代文物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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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B.B包诺索夫：《北满考古史》，张泰湘译，《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1辑，1991年。
    　　②屠寄：《黑龙江舆图》第36－38页图。
    　　③(15)张泰湘、郝思德：《呼伦贝尔草原考古研究的新收获》，《北方论丛》1979年第5期。
    　　④冯永谦、米文平：《岭北长城考》，《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1期。
    　　⑤张泰湘：《额尔古纳右旗黑山头元代古城》，《黑龙江古代文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⑥《金史》卷24《地理志上》。
    　　⑦《金史》卷72《习古乃传》。
    　　⑧张泰湘：《庞葛城考》，《东北考古研究》（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⑨《金史·章宗本纪》。
    　　⑩《金史·张玮传》。
    　　(11)《金史·地理志上》。
    　　(12)《金史·宗浩传》。
    　　(13)《辽史·太祖本纪》。
    　　(14)《辽史·地理志》。
    　　(16)《辽史·萧韩家奴传》。
    　　(17)《耶律延宁墓志》，《辽代石刻文编·圣宗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8)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2《四至邻国地理远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9)(20)《辽史》卷37《地理志一·边防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