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雄关——嘉峪关
董耀会
嘉峪关，地处河西走廊之咽喉，南枕祁连山脉的文殊山，北依连绵起伏的黑山，关城雄踞在两山之间形成的一个15公里开阔地上。嘉峪关以明代万里长城西端起点而著称于世，其地势十分险要。在万里长城千百座雄关险隘中，嘉峪关是现存最完整的雄关之一。
嘉峪关地区早已被开发，西汉时是酒泉防务的一部分，汉长城即行经此地，但作为一座独立的关城，它的历史并不很长。明洪武五年(1372)宋国公征虏大将军冯胜率兵进军河西。他沿途巡视，最后看中了嘉峪关依山傍水，四面地域开阔，最宜建关的险要地形，奏朝廷弃敦煌不守，而筑嘉峪关城。
嘉峪关关城以内城为主，周长640米，关城总面积33500余平方米，城高10.7米，以黄土夯筑而成。面向东西各开有一门，东为光化门，西为柔远门。两门均筑有瓮城。
嘉峪关内城墙上还建有箭楼、敌楼、角楼、阁楼、闸门楼共14座。关城附近烽燧、墩台纵横交错，关城东、西、南、北、东北各路共有墩台66座。嘉峪关地势浑然峻险，雄势天成，攻防兼备，与附近的长城、城台、城壕、烽燧等设施构成了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
在嘉峪关的西门外，立有一块高达3米多的石碑，这座石碑的上面刻有“天下雄关”四个大字。字体工整，笔力雄浑，此碑是清代嘉庆十四年(1809)总兵李廷臣所书，从此“天下雄关”之称，便以嘉峪关的代名词而名扬四海。
在明朝270多年的时间里，有关的军事行动大多集中在正北和东北这两个方向上，正北方向是对付蒙元势力，东北方向则是为了防御女真族。以北京为中心的正北长城防线和以辽东为战场的东北长城防线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事。
在西北方向上就不一样了，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开始，对那里的游牧民族采取的是友好交往政策，河西走廊地区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局面。明朝刚刚建立不久时，朱元璋就派徐达修筑了东部的居庸关和山海关，派冯胜修建了西部的嘉峪关。
冯胜，安徽人，是朱元璋手下一位非常得力的干将。冯胜作战勇敢，又非常有智谋，在跟随着朱元璋的十多年里，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洪武五年（1372），冯胜作为征西大将军，率领明军向陕西、甘肃方向进攻，击溃了那里的蒙元部队。
在征战期间，冯胜率兵来到了嘉峪关地区。巡视路途中，他越发觉得作为河西走廊咽喉，这里是一处战略要地，扼守着中原到西域的交通通道，此处的守卫必须要加以强化。他就奏请朝廷放弃敦煌，在依山傍水的险要之地修建了嘉峪关。
经过160多年的维护修建，到明嘉靖年间，嘉峪关已经成为一座巍峨的雄关，不过仍然还只是文殊山和黑山之间的一座孤城，在关城的两边也没有修建其他防御工程。明嘉靖十八年（1539），大学士翟銮巡察长城沿线守备督署的时候，认为嘉峪关作为河西走廊的一道重要关隘，应该加固关城，并且还要在关城的两边增筑城墙，强化整体防御功能。
主管官员肃州兵备李涵，从南面文殊山脚下的讨赖河北岸绝壁上，经过嘉峪关关城，再向北到黑山峭壁处，修建起高大的长城墙体。这样一来，嘉峪关的关城就有了两翼，不再是一座孤城。
嘉峪关市的外郊就是荒凉的戈壁滩。站在深幽幽野茫茫的戈壁滩上，心中会升腾起一种萧瑟苍凉的感觉。嘉峪关外讨赖河边，滔滔讨赖河乳白色的河水，是因为祁连雪山融化的水裹夹着山上乳色的山皮土。
我最初考察长城到嘉峪关时，讨赖河边的长城还没有修复，只有第一墩矗立在56米深的讨赖河大峡谷的岸边。
长城第一墩，古称讨赖河墩，墩台修筑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北距关城7.5公里，它是嘉峪关城西明长城最南端的一座墩台，也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一座墩台。长城第一墩的西面就是浩瀚无际的大戈壁，北面与雄伟壮观的嘉峪关相连，南面是逶迤起伏的祁连雪山。
立足在长城废墟上，看着远处一阵阵秋风卷起的尘沙，就如同古战场上的两方军马在厮杀。不过，嘉峪关地区在明朝时并没有发生过太多的大规模战事，偶尔有明军与吐鲁番武装之间的小规模冲突。
在明朝弘治元年(1488)的一个冬天，吐鲁番的阿黑麻起兵杀掉了哈密忠顺王罕慎，并且占有了哈密，这样一来，嘉峪关所受到的军事压力就增大了，防务的重要性也就突出地显现出来。明廷在通事王英的建议下，加派重兵守卫，封闭嘉峪关城，断绝了同西域地区的往来交流。
被动地守卫无法解决问题，弘治八年（1495）的冬天，明朝甘肃巡抚都御使许进和总兵刘宁就率领军队进驻嘉峪关，进一步强化关城的防御，然后又继续进兵哈密。吐鲁番武装的头领阿黑麻得知明朝大军发起攻击，不战而逃。
在明正德十年(1515)的春天，吐鲁番头领速坛满速儿与瓦剌势力联合起来，共同进攻河西走廊和青海地区。在第二年的九月，他们的万余骑兵部队向嘉峪关发动了攻击，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明朝的嘉峪关守军溃败了，关城也被攻破。取得胜利的吐鲁番和瓦剌军队又继续进逼肃州，攻破了肃州，抢掠了大量的牛羊牲畜和百姓之后才离去。
在明正德十六年（1521）的时候，吐鲁番军队又来了，他们在嘉峪关地区抢到了大批牛羊，掠走了不少百姓。
明朝嘉靖年代以后，驻守嘉峪关的明军同吐鲁番武装之间仍然会时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程度，同长城防御体系在正北方向对蒙古武装、在东北方向对女真武装的战斗相比，就小得多了。
明代河西走廊嘉峪关地区所发生的战事，程度不严重的小规模冲突居多。在这条丝绸古道上，比较多的时候还是商旅来往不绝的和平景象。
明朝通过与西域的经济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加强了彼此间的文化交往和政治联系。东西方陆地上的贸易交流，在汉唐时处于鼎盛的时期，到明朝虽衰落了，却也没有中断。整个明代，驼铃声都长久地回荡在丝绸之路上。
明朝建立以后就和西域哈密、吐鲁番、撒马儿罕、火州、于阗等建立了贸易联系，嘉峪关也就成了丝绸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通商口岸。明朝政府加强与西域各国的经济往来，目的是为了防止西域各番邦与蒙古贵族势力联合。
这是一个很有远瞻性的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西北地区带给明朝的军事压力，无形中促成了明朝与西域各番邦的友好贸易往来。西域各地的商贾也可以通过嘉峪关进入中原地区，与中原人进行商业交流。
西域商人进入嘉峪关以后，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商业权利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的保障。为保障与西域的顺利交流，明朝还从嘉峪关开始，在商路上修筑防护设施，在纵深方向蔓延数月行程的距离里，筑起城墙，挖了壕沟，配置驿站。
丝绸之路的一年四季中，驼铃声声，来来往往的商人们顶着戈壁烈日，穿越大漠风雪，把中原地区生产的丝织品和陶器、工艺品、金银制品运往西域，把西域地区的宝石、工艺品、地毯、葡萄干等输送到中原。
明朝人把从西域远道而来的商贾，称作“贾胡”、“贾回”。这些人通过嘉峪关时，要到官府换取通关文牒，然后再进入河西走廊，或是穿过河西走廊到中原去从事贸易活动。也有络绎的贡使队伍，是前往明都城，觐见明朝皇帝。
西域商贾们的行动都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他们进入河西走廊以后，并不可以随意改变行走路线，而且一定要从嘉峪关入境，若从别的地方绕道进来，会被视作非法入境。
在弘治二年(1489)的时候，撒马儿罕的使臣要去北京，他们的路线是经过满刺加，再到广东。这事被明朝礼部得知后，就告知南海并不是西域贡道，从那里通过是不行的。
过了一年，又有吐鲁番政权的贡使走海路，给明朝进贡狮子，广东那里的地方官员也没有按照规定办理。礼部认为这严重违反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就要求严惩玩忽职守的广东各级有关官员，并且还上奏皇帝，把没有按照规定路线前来进贡的使者驱逐出境。
为什么对远道而来的使者要求这么严格呢，既然是送贡礼，走海路和陆路不是一样么？其实，中原朝廷要求使者走事先确定的路线，既为体现外交法度的威仪，也是怕使者窥探其有关军政情况。
进入嘉峪关的西域商人、贡使以及随行人员，则会得到明朝官员们的热情接待，西域商贾和贡使们的通行、去留要求都会得到充分照顾。如果西域商人需要在中原地区长期经商，也可以在当地留居，并能享受到一些优惠政策。
由于明廷采取了这些优待措施，那些历经百般险阻，远道而来的西域商人，才更加愿意到中原地区做生意。
从西域远道而来的客人们，目的各不相同，明朝就根据他们各自的情况，制订了相应的待遇。对于组团进京觐见皇帝奉送贡品的，朝廷与西域各国都有条约，还具体规定了几年入贡一次，每次贡使进京的时候可以带多少随行人员。
在弘治十三年（1500）时，明孝宗皇帝向有关部门官员下达命令，说以后如果有各番邦使臣需要入朝进贡的，都要约定到八月初旬才能验放入关，每年只能准许一次，也不能人数过多。
在嘉靖初年的时候，又规定了撒马儿罕和吐鲁番、火州、柳陈城等番邦每五年进贡一次，每次进贡时的使团不得超过10人。到嘉靖八年(1529)，由于西域的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哈密政权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明朝就取消了以前给哈密方面的优惠贸易政策，还减少了准许哈密商贾和贡使的入境人数。
历史上，官修的史书把周边各国、各民族与中原王朝的经济与政治联系，归纳为朝贡，朝贡与册封在形式上表现的是政治行为，其实也应该是一种经济行为。朝贡与册封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民族及属国，建立起来的一套经济交往的秩序体系，这一体系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全过程。
朝贡就是周边的政权派遣使团向中原王朝表示臣服，并进贡一些重要的物资。中原王朝则对前来朝贡的政权给予册封，赏赐给他们比进贡更为丰厚的物资。朝贡体系在双方力量平衡的时期，或中原王朝力量强大的时期，是一种和平交往，建立在经济互利的基础上。
朝贡活动一般是由礼部负责，作为一种政治任务，礼节性的规定，在中原王朝政治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威严庄重的礼仪是中原王朝，借以形成至高无上形象的一种表现。中原王朝更多的时候坚持朝贡关系，就是通过这种关系表明中原王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政权的朝贡关系，在中原王朝来说主要还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对游牧民族政权来说，朝贡实际上就是双方贸易活动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在满足了这个政治需要之后，中原王朝对经济方面的内容则相对来说考虑得较少。而游牧民族政权考虑的，主要是经济利益。他们力争凭借自己的力量，在朝贡关系中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太在意政治地位上是否平等。
册封是中原王朝对游牧民族政权政治地位的一种承认。建立起朝贡关系之后，中原王朝会派遣大臣前往册封地，对游牧民族政权的首领按照一定的仪式进行册封。游牧民族政权的统治者接受了中原王朝的册封，就等于臣服了中原王朝，并与中原王朝形成了朝贡关系。实际上，这样的朝贡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并不影响游牧民族政权统治者对原来管辖地区的统治，只是与中原王朝政权不再形成一种直接的对抗。
朝贡关系的基础，是中原王朝具有统治的力量。如果中原王朝衰败或是游牧民族政权强大起来，这种朝贡形式的经济关系也会被打破。
嘉峪关是明长城西端，同时也是当初明政权的边地关口，朝贡使者和商人们自然就得从这里进入。所谓边地，就是中原王朝建立政权之后，中原农耕民族与其他民族相临近的地方。这个边地指的是中原王朝政权控制的、离权力核心较远的地区，也是中原王朝控制力相对薄弱的地区。
中央集权统治主要靠强化军事手段来实现对边地的控制，所以，很多朝代在边地施行的是军政一统的管理体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边地又是中原王朝的军事防御前沿地区、边防地区。
长城是中原民族与其他民族聚居地相分界地带，古人始终称长城地区为“边”或“边地”。在边地修建的城，称“边城”、“边邑”，为防御边地的游牧民族而设的关隘，如嘉峪关，就称为“边关”，明代更是将长城直接称为“边墙”，将分段管理长城的九个军事区域，称为“九边”。“边”的含义也很简单，边地表明中央王朝管辖地已到了边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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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9 21:4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