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这个怪诞的现象始于青少年阶段，那么，真地要把自己归于健忘症又或阿尔茨海默症的范畴了。高中分到文科，别人轻而易举便能完成的背诵任务，自家要花几倍的力气，而且是以反复通读的方式实现肌肉“烙印”。这个“习惯”一直影响着后来的诗词学习，最基本的基础训练，当然还是背诵，可背诵是不要想的，那就抄诗吧，一本唐三百抄了几十上百遍，像老熊掰棒子，能剩下来的尽管不多，也总比两手空空强呀。后来见识了母亲病变导致的老年痴呆，终于晓得长久以来的风声鹤唳，完全是杞人忧天——最初发现母亲的行为异常，是每次熬粥，锅里总要落上一些细灰，她又无知无觉，问也白问，语焉不详兼烦躁委屈。

现在凭栏远眺，是望不到父母的新坟的，中间隔了一望无垠的麦地，错落村庄，河流，树木，堤坝，草坡，还有一条高速，一条铁路。假期里回来听相关人士透漏，就在新小区的门外，“断头”马路将一直向南开拓，抵达某某乡镇政府附近，照此规划，再回老家，当又多了条捷径，再不用沿着县城南环高速连接线一路向西，再转向南。因为新马路还在纸上谈兵的筹措期间，到底如何走更有效率，那得是通车之后的事情了。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碍，其中无非是人类共有的喜新厌旧的陋习在作祟罢了，纵使没有新筹措，单单是而今的便利，放在初中或高中时期，都无异天方夜谭。那时泥土路大铁驴，怀里揣着冷冰冰硬梆梆的干粮，蜿蜒凹凸，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回忆中的美好，不过是事过境迁，“俯瞰”而言。中国人是有一种小国寡民的“宿疾”的，真正日落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你跟人家讲白领金领们的富足生活有多郁闷，对田园生活有多艳羡，他们虽然不会讲你一句烧包的“凡尔赛”，大概率也会劈头盖脸地损你一顿脑子坏掉了。

话语权有多重要呢，如果当年桃花源里是一堆酸文假醋的“鸿儒”，误入其中的渔夫回归后讲讲段子，那外边的人将何以谓呢……问题在于，一是“鸿儒”们心思跳脱，岂会安贫乐道，无论魏晋；二是外边的人写什么呢？一片愁云惨淡，抑或引以为戒？想起零七年到一家铸造厂谋生，因为车间里都是附近的农民工，慢慢就听到传言如斯：上学有什么用，还不是到厂子里当力工，要是初中一毕业就来，早成了师傅了，少挣多少钱呵。彼时懊不懊悔？沮丧倒是有，懊悔不至于。书没有白读的，遂之忆及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路遥的《人生》，或者还有更多，不过，凡事必须用二分法客观看待，一如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初心，究竟是在感慨避世的纯朴，还是脱离权力阶层的落寞，已成千古谜题。

数日前回乡下老家喷药灭草，需要两种农药搭配，既除丛蔓，又抑新芽。小卖店的老板娘嘱咐喷雾器的用法，不觉失笑，跟她解释，种了三十几年地，这才放下几年，要不然腰间盘突出哪里来的，一个小小的喷雾器太小儿科了。从十三岁正式被抓了“壮丁”，到母亲病重罢农，种麦子，种玉米，种棉花，种花生，种黑豆，种黄豆，种小米，种红薯，种蔬菜，种果树，耕种理收，不道样样精通，起码是个中老手。这就是为何能够对焦波导演作品《乡村里的中国》主人公杜深忠那句名言“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就是没有办法，无奈。这个土地不养人”产生强烈共鸣的原因所在。别听尸位素餐者们的洗脑之语，不是集约化，不种高价值作物，仅仅是张罗张罗普通粮食，能够维持品质生活？骗一骗鬼还可以。然而，粮食是天是命，真没有人种了，便有累卵之危，于是，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就生成了。

人均一亩三分地呵。当初家里有八亩责任田，父亲活着的时候无数次精打细算的结果，就是大丰收的年景，麦季付本，只赚秋季。大概一万来斤的玉米收成，这就是全家农业上的收入总和，粮价一元左右，全家从七口人变为六口人，不到一万元支出中将包含孩子们的学费、人情来往，过年总要都做身新衣服吧，其它包括电费、医药费、菜费、油费，等等，七七八八一扣，巨大的窟窿就出来了。最有效的应对办法就是家庭成员出去打工，早先父亲做一点小生意，后来孩子们陆续到城市讨生活，非常诡异的是，总的家庭面貌并没有改善，财政赤字反而节节拔高。再之后，父亲在五十二岁的时候，基本躺平，病榻缠绵二十二年，溘然长逝。

其间的空白部分，无须脑补，有人放下，便有人拿起，至于困苦艰难，懂的自然都懂。而今若问，健忘症皆会应声发作，记不起来了，反正摸爬滚打着，总算是熬过来了。当代中国人的奋斗史，哪一个不是斑斑血泪？要有好的生活，要想要尊严，就得拿出些真章来。

梦里经常浮现的，还有在四五岁时的黎明被母亲睡眼惺忪地牵着手走向花生地的一幕。花生地是别家的，等收获完成，去那里拾捡落下的果实，饿了，被塞一把带土的壳壳，困了，倒在草丛里坦然安睡。

那时的天大，地也大。风吹云朵，风也吹叶片，拂在脸庞上，且痒，且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