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中国最后的读书种子”的陈寅恪先生，一向实事求是，对自己不懂的问题就坦承不懂，如“寅恪于音韵之学，无所通解，故不敢妄说”；或“寅恪于训诂之学，无所通解，不敢妄说”。 陈先生是近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可谓惊艳了一个时代，不过，关于他，却历来有一个文案在学界广为争议，就是其名字中“恪”的读音。虽然古今词典之中，“恬”一直读“ke，四声”，但陈先生家乡话（江西修水）却将这个字读作“que，四声”，记得读过几篇这方面的考证文字，更多的主张更倾向于后者，也即陈寅恪（que，四声）。

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并不仅仅在于其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而在于他们浮生寻常点点滴滴间洋溢的人性光辉。又比如王国维，钱钟书……尤其是当浩劫来临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表现出一种凛然大义的家国情怀。他们甘于寂寞，不像时下“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黄永玉语）的恶俗恶心，名利若何，“热闹”又若何？陈先生谓“训诂之学，无所通解，不敢妄说”——他恐怕预料不到，在他身后四十年，某些悖逆虚弱的后来人，居然会提出“格律诗去格律”的荒谬荒诞的愚蠢观点，甚至曾甚嚣尘上。笨并不可怕，懒也不可怕，况且，也没有谁去阻碍白话诗的发展，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精华，怎么就成了鸡来踩一脚鸭来踩一脚的蹩脚货色？二十一世纪初，中华诗词学会确定了“古韵新韵，双轨并行”的宗旨，这是比较符合现实的做法。类似的反例不胜枚举，比如韩国、越南废止了汉字，便导致他们的今人无法读懂古代典籍，造成历史文化传承上的隔膜。同理可知，一旦根系断绝，那些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光芒万丈的“经”与“典”，将会慢慢湮灭于时光洪流，损失有多大，不敢想象。

西方国家最热衷的颜色革命，惯常操作，此为其一。龚自珍《定庵续集》中的《古史钩沉二》中有一句名言：“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而今回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一零年代，三十载“西学”泛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中华民族几度就要被那些以“公知”为代表的软骨头买办阶级所颠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七零后八零后们的切身经历。曾几何时，只要是东方巨龙的传统文化，就会被判定为落后衰朽的代表。确实，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五四运动以来，国人痛定思痛，搏命救国，心中滋生的不自信岂止于文化？可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尾，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且看一看欧美强盗们踏上北美大陆后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的累累恶行，且看一看欧洲殖民者施行的四百余年的黑奴贸易。当然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付出血泪代价。或许马克思的理想国有可能实现，不过，纵观人类发展史，那种可能实在令人惆怅。人类社会尽管文明在进步，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始终高悬头顶。

所幸中华民族自来并不缺乏清醒实干的“弄潮儿”，四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终于创造了当下安定祥和国富民强的盛世局面，既来之不易，又需自醒警惕。域外势力，民族败类，无时无刻不在环伺与攻击，居安思危，枕戈待旦，响当当的铁律。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因为落后闭塞；什么样的改革者才是正解？那一定是锐意进取的行业翘楚。外行或半吊子，皆是嘴把式，不懂还好说，伤害最大的便是不懂装懂。改革开放，并非全盘西化，照抄照搬别人的模式，一劳永逸，不是笑话又是什么？要甄别，要抉择。要发展，要创新。

文坛上永远都不缺自认为面面俱到天纵英才的小丑式“野心家”，当年他们对古诗词下手时就是这种出发点。其实，事实很简单，怕约束，就去写白话诗，连个一知半解都做不到，大言不惭诗词改革，这是哪门子的信心爆棚？话说回来，中国现代诗本属舶来品，因为译者对于西语诗歌理解的千差万别，以致于来者面目，模糊又怪异。试想一下，古诗词译成外语，离开了中文环境，那还能称作“古诗词”？所以讲，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始于时势需要，百年刹那，发展到今时今日，尽管有了自己独特味道，但还是流派众多，莫衷一是。你的理解是这样，我的理解是那样，让人耳目一新赏心悦目的作品，又有凡几？数量代表不了质量，量变能实现质变，同样，蚂蚁多了，蚁窝也会塌陷。在艺术方面，不能讲不努力，而天赋却是核心中的核心。

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往往是因为他们矗立在了时代的前沿。陈寅恪、钱钟书们便是如此。国学大师吴宓评价陈寅恪先生，“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世人也评钱老，“钱钟书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什么叫作实事求是，什么叫作兼收并蓄，且观之。

关于钱钟书先生，有一则非常有意思的轶事，2014年2月13日的《团结报》上，一位署名为徐忠友的作者写了篇《钱锺书春节闭门“吃书”》 的文章，大意是：有一年春节，有位知名人士前去钱家拜年，本以为会受到钱家人的热烈欢迎。他来到钱钟书先生的寓所前，看到房门紧闭便举手敲门。他先是敲得比较轻的，可敲了几下里面没有动静。“会不会主人不在家？莫非这趟白来了。”他心里有些失落，但有些不甘心，便敲得比较重了，这时里面听到有脚步声了，他心里便高兴起来。果然门拉开了一条缝，他看到开门的正是钱钟书先生，便一边抱拳说“钱先生新年好”，一边抬起脚准备跨进门去。然而，钱先生并没有将门再打开些，只是从门缝里探出半个头来，连连说：“谢谢你！谢谢你！我很忙！我很忙！”然后很快就把门又关上了。

于“不通情理”处，却有着天大的道理。前辈大家，岂同流俗。

做学问，就是做学问。

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有这个能耐，浪费到枯燥的治学上，真是屈了大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