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前者。我于1983年12月从长春地质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天津第一地质勘探大队，从此便成为天津这座大都市的一员。当年办公室就订阅一份《天津日报》，那个时期媒体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办公桌上的报纸就成为我了解外界的主要窗口。开始我只是读一读，感兴趣的内容在笔记本上摘录。1987年1月，我调到天津地矿局团委任专职干部，《天津日报》几乎成了我的专利，为了把感兴趣的文章归类，我开始形成了剪报习惯。上世纪80年代，《天津日报》副刊开设了周汝昌先生有关红学研究的专栏，我就将专栏文章剪下来贴在16开白纸上，而后装订成册，并请周汝昌先生亲笔题签。1989年前后，《天津日报》开设了“风物”专版，我在这个专版上，“结识”了很多文史学者，如刘炎臣、王翁如、杨大辛、顾道馨、张仲等，这个栏目的文章，我基本上逢期必剪，这样的学习积累为后来进行文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满庭芳”是《天津日报》的副刊，也是倍受读者欢迎的版面，所刊载的内容便成了我的精神盛宴。我从这些文字中，不仅了解到当代文学发展的动向，还从中受到启发，慢慢地，我也开始模仿着进行创作。开始是给《今晚报》投稿，再后来扩展到《天津日报》，自1986年11月发表第一篇作品起，35年来从未间断。

　　再说后者。2002年，我给《天津日报》的子报《每日新报》副刊投了一篇稿子，题目是《七十年前的小说半月刊》，介绍的是女报人徐凌影于1928年在天津创办《小说半月刊》的故事，这篇文章很快见报，此后又发表了《鲜为人知的刘翠霞坟》。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意味着我的身份已由读者转换成了一名作者。在这两次“试水”成功之后，我开始把目光聚焦在“满庭芳”副刊上，因为在读者心目中，“满庭芳”是具有全国影响的高品位副刊，对作者的写作水准和研究视角都有严格的要求。2004年10月，我投了一篇题目为《徐志摩与南开》的小文，当时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原以为会石沉大海。文章发表之后，有人告诉我“满庭芳”的编辑“认稿不认人”，对于他们这样的职业操守我是由衷地感激和敬佩。这之后，我又陆续给“满庭芳”投过几篇稿子，居然全被采用，以后，我对“满庭芳”就更加关注与支持。2008年，在河北区政协文史委组织的一次活动中，我有幸见到了“满庭芳”给我发稿的编辑，他学识渊博，观点独到，做学问非常严谨。他告诉我：“写文章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学者就要多读书，不能人云亦云、炒冷饭。”他的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我。 

　　2010年，《天津记忆》第56期推出了我的专辑，书名是《地质史上的天津》，这是当时第一部天津地质类科学著述。“满庭芳”的一位编辑看到这本书后，觉得题材新颖，内容有看点，立即让我给“满庭芳”撰写一组专栏文章，我很快按要求准备了12篇稿子。从2011年5月11开始，该系列文章在“沽上丛话”连载，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成为专栏作者。此后我撰写的“天津名校纪念刊”12篇、“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14篇、“天津期刊经眼录”14篇，均连载于“沽上丛话”栏目，受到读者的好评。

　　除“满庭芳”外，自2010年4月起，我的文字还发表在“都市风情”专版，包括《雍剑秋与西湖别墅》《七十年前孤云寺》《黄花店玉皇阁的传说》等文章。很多涉及武清历史、风物、风俗及名人掌故方面的文字投给了《天津日报·武清资讯》，大多数文章被编辑在副刊头条推出。2017年9月，我的长篇回忆录《李各庄的故事》在该报副刊连载，这部回忆录以“我”为叙事者，把四五十年前我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涉及风物、遗迹、人物、游戏、美食等不同方面，这些碎片化的生活小故事推出后，一下子唤起了几代人的记忆，家乡的很多读者慕名加我微信，还给我提供线索，一时间武清的风物、风俗成为老家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天津日报》副刊是作者成长的舞台，它对新人的栽培可谓不遗余力。早在2007年，“收藏”专版就曾推出包括我在内的文史界新人的小传，使这些正处于创作上升期的文史学者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十几年后的今天，其中的很多学者已经成为天津文史研究的主力。我的研究著作出版后，一些学者撰写了书评，有罗澍伟先生撰写的《打捞流逝的岁月──读〈天津民国的那些书报刊〉》，张元卿先生撰写的《他最了解刘云若》，倪斯霆先生撰写的《侯福志倾心“沽上风土”》等，他们的书评由“满庭芳”推出后，社会反响非常好，不仅扩大了新著的影响力，也增进了作者与读者之间更为广泛的交流。 

　　从读者到作者身份的转变，要感谢日报编辑的默默支持。在《天津日报》这个平台上我们以文会友，相知相识，共同推动天津地方文史的发展。人生已过半百，最幸福的时光都是沉浸在报纸的墨香之中。从读者到作者，我与《天津日报》结夙缘，并将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携手前行。

　　（作者为天津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