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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禁用天津方言的一段公案

                              原载2017年2月14日中老年时报岁月版，署名： 侯福志

天津方言诙谐幽默，在戏剧中引入天津方言，往往会取得异想不到的谐谑效果。笔者曾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些以民国时期的天津为背景的戏剧、电影和电视剧中，凡操天津方言的角色一出场，便会引起观众会心的笑声。但不可不否认，一些持天津方言的角色，或为警察，或为混混儿，或为其他下流人物，也会令天津观众感觉不舒服。其实，戏剧中的方言所引起的争议在民国时期也曾出现过。

1941年1月，署名钦文的作者在《天津游艺画刊》上发表了《引用方言，故示不敬》的文章，认为“丑角之扮龟奴者，即京津所谓‘大茶壶’，每引用天津方言，以资谐谑一事，津沽人士以为侮辱。” 要求梨园公会采取措施，禁止这种情况发生。钦文的文章刊发后引起共鸣，一些学者、报人在《天声报》《新天津画报》纷纷撰文响应。当时的梨园公会“尊重舆论，通知同业，以后绝对禁止引用方言。”

此令一出，舆论哗然。署名太玄的作者第一个在报纸上刊文提出质疑。紧接着，《天津游艺画刊》（第二卷第六期）发表了著名学者、报人姚灵犀的《方言问题之一虑》一文，同样提出异议。他说，引用方言之所以使津沽人士以为侮辱，“窃谓非方言与乡音之为害，实取笑及逗哏之词所为害也。丑角每以像声惟肖为能事，尤以效某地陋俗之一点，引人发噱，若说‘像声’者，更不少有此言语举动。”他认为，关键不在引用的方言，而是“取笑逗哏之语，不涉及侮辱某地之嫌可矣。” 他表示“因戏剧只求耳目之娱，或开口一笑，不必深究，余对于方言问题，亦作如是观，不遑多责也。”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姚灵犀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昔有扮曹孟德者，唱《逼宫》一剧。奸恶之状，演来咄咄逼人。某县令观状大怒，拘之至，责其奸恶，弑后欺君，将笞之。此伶仍作台上状态，叱令曰：‘咄，尔一小小县令，见丞相胡不跪？’令怒曰：‘汝一优伶，不过演戏，哪能以扮演丞相，即自称丞相？！’伶即脱帽摘髯，半跪对曰：‘县尊亦知是戏，某为扮曹操耳。令乃一笑释之。’”

 同一期《天津游艺画刊》还发表了报人、作家何怪石的《对于戏剧中引用方言问题补充几句话》一文，认为“梨园公会之通知，措词稍觉笼统，似乎以后无论何剧，凡涉及引用方言，一概绝对禁用，禁用之范围，略嫌广泛……按，禁用方言之主旨，系因戏剧中引用方言，隐含侮辱，故引起反感，该公会之公文，应指明‘凡含有侮辱性，引用方言之白，一律禁止。’反之，凡不含侮辱性，引用方言之剧，固无须绝对严格。即如戏中嫖院之毛伙，或水帘洞之虾米、王八，出场之几句流口词儿：‘家住天津在北仓，人人称我虾米枪。’虽非方言，亦宜禁止。避免引起观众中之不快。他如剧中有表明是人籍贯必要，或更可引起观众中兴趣者，如《彭公案》中之欧阳德，《玉堂春》之沈燕林等，各操各省之口音，其中偶涉滑稽，并不含侮辱性，似乎无伤大雅。”

这一年，梨园公会的禁令虽然没有取消，但因受到舆论的反对，故亦没有得到遵守。戏剧演出中照样引用诙谐幽默的天津方言，只不过涉及侮辱性的取笑逗哏之语确实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