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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君宜所供职的《天津商报》（1935年，笔者藏）报影

   1937年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天津，从此，天津报业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只有数种报纸获准出版发行。比二三十年代最高峰期发行五六十种报纸的境况自有天壤之别。在这场政治洗礼中，有一些报人投靠了日本人，期望借外势苟且偷生，也有一些富有正义感的报人不甘堕落，因而受到了摧残和迫害，其中一些人为国捐躯殉职，如刘髯公、生宝堂、刘君宜等。

　　刘髯公，字仲儒，杨村人，生于1893年，是《新天津报》、《新天津晚报》、《新天津画报》等系列报纸的创办人。日本军队占领天津后，刘氏因拒绝使用日本同盟社的电讯稿，并且拒绝出任治安维持会会长和社会局长，同时极力宣传抗日主张，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并关进了水牢，左腿胫骨被打断，并伤及内脏，于1937年11月底去逝。据当时同一囚室的狱友卞慧新先生回忆：“(7月)17日下午，与刘髯公相见，互通姓名。见其侧卧于榻上，裤腿有血污并粘附伤腿上，稍动就牵动皮肉，极为疼痛，不觉毛骨悚然。”刘临终前仍自编戏词痛骂日本人，并嘱咐家人不可出报。

　　生宝堂，山东人，留法学生，曾任《益世报》股东、经理。天津沦陷后，生宝堂利用意租界作掩护，继续出版《益世报》，发表抗日消息。日本人通知意租界当局，要求《益世报》采用日本同盟社电讯稿，遭到主撰罗隆基、总编辑解幼圃和经理生宝堂的共同抵制，从而引起日本人仇视。半个月后的一天，生宝堂与秘书师潜叔乘汽车去法租界，路过万国桥(今解放桥)时，被日本宪兵队劫持，随后被日本人枪杀。

　　刘君宜，是天主教孤儿院孤儿。出身贫寒，学习刻苦，曾在天津的《商报》任记者。自办“大中华通讯社”，兼任天津《赳赳正武报》总编辑、南京《中央日报》驻津记者。七七事变后，刘君宜举家迁入英租界，并以《中央日报》记者名义向南京拍发电讯。后与他人合作出版油印小报《中国人报》，积极宣传抗战，出版当天即被英租界当局查封并将其逮捕。后来，经友人营救后获释，第二年在烟台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被日本侵略军捕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