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爱情的泰姬陵，有时也会出现爱情悲剧。就在7月15日那天，印度一对情侣就选择在这里自杀，原因是两人宗教不同，一个信仰印度教，一个信仰穆斯林。他们想方设法说服父母让他们结婚，但父母还是不同意。这对情侣一时看不开就做了傻事，幸好抢救及时，现在已无生命危险。
       这种事屡见不鲜。东方爱情有一种困局，叫做“父母反对”，是指家长对子女的婚姻拥有特殊的权力，哪怕不了解子女的男女朋友，甚至不大了解子女本身，也不了解他们的恋爱质量，但依然有权力去促成或否决他们的婚姻；子女似乎也有义务听从。
       这在崇尚独立、18岁就离开父母居住的西方人看来，匪夷所思。他们不明白，父母反对，为什么不能坚持结婚呢？
       这得从人的“超我”谈起。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掌握道德和自我理想的部分。它是由“内化”形成的。具体来说，就是在成长过程中，孩子感受到父母的人生信条、道德界限、理想信念，然后把这些变成自己人格的一部分，于是“超我”就逐渐形成，成为影响我们行为的关键。
       举例来说，如果一对父母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顺从权威”才是对的，并且要求孩子也这样做。那么，孩子就会把这一点“内化”进人格结构中，形成“超我”。日后，当孩子和权威产生矛盾时，“超我”就会要求他“顺从权威”，由此，一个言听计从的人就养成了。
       “超我”是我们人格结构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想和它对抗，就等于和自己对抗一样，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会产生强烈的内疚感——就如上述这个孩子，如果某一天突然想和权威对抗，“超我”就会跳出来，指责“这是不对的”，让孩子自认为错了，不得不遵从“超我”的旨意。
       由此可见，“超我”包含了什么内容，有什么样的人生信条、道德界限、理想信念，将会极大影响一个人的表现。
       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超我”的内容有一个显著差别，就是“是否包含孝道”，即对父母的绝对顺从。
       在近代的西方文化中，个人和个性得到充分的强调和伸展，亲子关系趋向平等，这些理念在时代中逐渐内化入“超我”之中。因此，当面对婚姻，孩子和父母意见有冲突时，“超我”并不会要求孩子绝对顺从父母，更别说是“为保护心中所爱而自杀”了。
       但在东方，哪怕是当代，“孝道”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许多人的“超我”中多少内化了这个理念。一旦违背父母心愿，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内疚、自责。当一个人的“超我”完全被孝道占据，父母意志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时，如果他们想保护一点自主的、可怜的爱情，也许唯一的方法就是“坚持所爱，同时接受‘超我’的惩罚”，发展到极端，就是自杀。
       极端，往往会酿就悲剧。
                                                                                                                周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