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周公子
湘潭产妇死亡事件,许多人记忆犹新。媒体一度传出:产妇死亡是因为医院通知要切除子宫,而婆婆以“无法生二胎”为由拒绝,后来经过沟通才同意,但为时太晚。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古老的婆媳问题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案呢?
婆媳问题到底该怪谁?答案,经历过一系列的变迁,由此我们也可以一窥问题的复杂性。
(小标题)媳妇是长期替罪羊
从封建社会直到近代,婆媳问题的罪魁祸首都指向媳妇。典型例子是“七出”,男人休妻的7种条件,
“不事翁姑”是个有力的理由,以此作为对媳妇不顺从的惩罚。除此之外,对涉及的长辈则没有惩罚之说。就像《孔雀东南飞》中的婆婆,硬生生把媳妇逼走了,儿子虽然心痛,但也不敢怨母亲半句。
在“孝文化”的绝对主导下,长辈是不容一丝质疑的。当婆婆和媳妇两代人不睦,替罪羊只能是媳妇。
(小标题)对婆婆角色的反思
进入现代社会,成员平等的观念逐渐取代了绝对“尊上”的孝文化。长辈开始反思自己,晚辈也用新的视觉去审视婆媳问题。很多人就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冲突是婆婆发起的。
电视剧《双面胶》就充分表现了这种来自婆婆的冲击。主角丽鹃和亚平本是和睦夫妻,但亚平的母亲到来后,不断用封建思想改造丽鹃,要求同为上班族的她多干家务,以丈夫为中心,把最好的东西留给男人吃……为此,这个家的婆媳矛盾不断升级,夫妻关系越来越恶劣,最终落得家散人亡。
这出电视剧代表了不少观众对婆媳关系的反思。人们开始考虑:传统上“绝对正确”的婆婆,现在是不是该负一点责任呢?该不该作出调整呢?……考虑的结果,就是描写“恶婆婆和惨媳妇”的作品在这几年大行其道。
(小标题)男人变成关键对象
反思在继续,西方心理学也被我们引入,作为解释中国家庭问题的工具——这一对比解释,很多人就发现奥妙了:“婆婆和媳妇争来争去,好像是在争夺中间那个男人的关注哦。也就是婆婆的儿子,媳妇的丈夫!对了,弗洛伊德说过,这叫俄狄浦斯情结,也就是男人的恋母情结,他离不开母亲,母亲也离不开他,这样,夫妻关系加上母亲就变成三角关系了——难怪要打起来啦!”
进而,人们提到新的解决之道:男人!只要他划出明晰的界限,不让母亲插手夫妻事务;和老婆吵架时,不把母亲拉进来做靠山;多斡旋母亲和妻子的关系,这样,婆媳不就和平啦?!
至此,男人又被推到聚光灯下了。
(标题)解决婆媳问题,必须调整家庭的动力
媳妇、婆婆、男人……对于婆媳问题关键角色的每一次反思,都让我们走得更深更远,更明白责任不该由一个人来承担——对于“家庭”这个有机系统来说,婆媳只是一个亚系统,问题只是表征,是整个家庭病态动力结构失衡的反映。如果不理会大家庭,单纯治疗婆媳,就如看病治标不治本,不但病根难除,
“标”,也很容易反弹。
举两个例子——
第一,婆媳问题,有可能是家庭大系统导致的。
比如,一个低分化的家庭,每个成员的情感都很难独立,表现为抱团,彼此过分依赖,严重排外,长期高度焦虑,需要向外释放,选定某些成员作为“情绪垃圾筒”,等等。
某天,一个新媳妇嫁进来,要适应她,每个成员都产生了焦虑,这成为一股动力,让他们集体揭挑这个媳妇的不是,以释放焦虑,最常用的托词,就是说她不孝顺婆婆。说多了,婆媳也真的会产生矛盾,于是其他人说得更欢了……
这时,光针对“婆媳”来治疗婆媳问题,让媳妇忍耐点,婆婆节制点,男人斡旋点……没用的。因为这个家庭的动力结构有问题,需要一些成员来充当其他人的“焦虑垃圾筒”,以维持家庭情绪平衡。这三个人不幸被选中,注定被牺牲。如果这样的结构没有得到调整,婆媳永远不得安宁。
第二,婆媳问题,有可能是其他亚系统导致的。
比如,一个大家庭充满了很多病态的关系,婆婆与公公这个亚系统有问题,夫妻感情很冷淡;婆婆和大儿子的亚系统也有问题,她对大儿子期望很高,大儿子和媳妇的关系却很差,让她失望。于是,婆婆就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小儿子和媳妇身上,让这个亚系统也变得压力重重,动不动就爆发冲突。这时,光是说服婆婆“不要给小儿子和媳妇压力”是很难彻底解决问题的,必须调整其他亚系统的平衡才行。
家庭是个体生长的土壤,同时也是问题的温床。因此,家庭治疗也应运而生,并逐渐形成家庭动力学理论。在这种治疗方式里,个体症状(强迫、恐惧、疑病等)和亚系统问题(婆媳、亲子、夫妻等),都被放在家庭系统视角下考察。治疗师通过调整家庭的动力平衡,来治愈个体与亚系统问题。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什么?要所有成员参加?中国人这么忌讳心理治疗,我怎能把所有人都拖去?我连说服婆婆都难呢!”
嗯,这是个常见问题。但别忘了,每个人都是家庭系统的重要部分,个体改变了,系统也会改变。在婆媳关系中,媳妇改变了,婆婆的反应自然改变;在大家庭中,担负一部分功能的成员改变了,其他成员也不得不变。因此,我们可以先努力寻求个人成长,再反过来影响关系——牌,还是在我们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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