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覆盖率99.7%

三联生活周刊：神木的人口流动很大，那些流出的人口，也在这个制度包括的范围之内吗？

郭宝成：流动出去的人，他们愿意参与就能享受。有人说我们“全民免费”这个提法不对，实际上，我们的免费覆盖率是99.7%，剩下0.3%，有长期外出的，也有自己本身很有钱、不愿意加入到这里来的。这都是自愿的，99.7%的覆盖率要说是全民免费也不过分。

神木推行免费医疗有一个优势。我去国内很多兄弟县，包括好多排在全国百强县前面的县，它们有压力，人多，外来人口甚至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又是当地建设的主力军。比如昆山，户籍人口150万，可外来人口比150万还要多，它这样一个县城，固然是全国第一县，但它要在全县实行“全民免费”，它的成本就要大得多。

你看我们是陕西面积最大的县，7600平方公里，实际上广大土地上没有多少人。神木现在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5%，42万人口，光在县城就生存了18万人。我们利用城乡一体化搞了个第一新村和第二新村，事实上就是两座新城，而且跟老城连起来了，用不了5到10年功夫，我们有32万人都将是城镇居民。人少、人口集中，这些对推广免费医疗都是有利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相信大多数人担心的同样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关于“免费”的制度设计问题，如何去防范传统的权力关系和人事关系会干扰这个“公平政策”实施的公平性。比如，有关系的人可以开到好药，没关系的人用不上好药；有关系的人可以小病大养，没关系的老百姓住院需要排队住院？

郭宝成：这是我们当初担心的问题。我们县委这个班子，副县级以上干部40多个，反复讨论了多少次，请专家来论证，反复斟酌，我们充分利用县医院搬迁这个延迟期。在是不是要全民免费这点上，大家完全一致，都认为有必要通过公共财政的杠杆，使得神木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缩小，不然相应的社会问题会很多。但也就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大家意见不同的地方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不只是出台一个粗放的政策，根据大家不同意见，这个政策下面有众多的实施办法和细则。包括单病种的最高限额；包括哪些病只能在门诊治疗而不能住院，但是还给钱，最高补贴多少；包括制定一个详细的《药品目录》，什么病开什么药，目录上是明确规定的。本来你得的是这个病，你就应该开这个药，你非要把人参开上，那不行，这有人管着——我们在医院的监管，设在医院的合作医疗办的监管，还有康复办的监管。出了错就要处罚医生和医院。

说实话，在这项免费医疗中，政策设计的主要对象是城乡市民、农民，政府干部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来的保障程度，没有任何增加，相反倒还多了一个门槛。过去干部外出医疗没有3000元的门槛，现在纳入“免费医疗”之后，干部要和市民一样，到外地定点医院享受医疗服务，超过3000元的部分才全额报销。不然，你光给农民设门槛，不给干部设，这不又是制造差别、把人三六九等了吗？考虑到我们县医院的条件现在不比省级医院差，该有的设备都有，高价聘的外地专家也很多，我们鼓励在本地就医。

我看到有些人评论说，这些“土老帽”县官、县领导没啥文化、没啥知识，脑袋一拍就决定这么干。他们不了解我们之前做的工作。之所以3月份和4月份的医药费还没有达到当初我们预算的指标，某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准备是充分的。当然你要说这项制度完善不完善？不完善。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我们是打算先运行半年，通过运行中制度暴露出的毛病，不断纠正，对一些制定得不对的细则要调整修改。

这个事情我们当初是不想报道的，也没有想让谁来复制我们的东西，根本想都没想。这就是我们神木的事情。我们把自己这个县40多万人的事情办好，我觉得我这个当县官的责任就尽到了。每个县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国家的事情也好办了。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神木县财政收入的底子，它如何能支付在别人看来如此庞大的一项公共支出？我手上的材料，神木县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是17.19亿元，同比增长59.2%，而你们预计在“民生工程”上的钱就有13亿元。剩下4亿元，连吃饭都不够了，怎么保证发展呢？

郭宝成：你问对了。财政的事情比较复杂，这17.19亿元是明码标价的预算内收入，这个收入是一笔账。地方预算内可支配财力又是一笔账，我们神木去年财力是23亿元，这是我们可以花的钱。当然还有一部分预算外收入，像神木这样的经济大县预算外收入就高，这部分应该还有七八亿元。这些加起来，县上去年可以支配的钱应该有30亿元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拿出13亿元来，也还不至于捉襟见肘。

当然这是一个执政理念。我可以少拿点钱，多搞点政绩工程，我修一个大桥修一个广场，我的GDP也增长。说实话，我不需要这些，我不需要作秀，我今年55岁一大把年纪了，你看我满脸沟壑，“十八大”的时候我就60岁，快到我告老还乡的年龄了。我还需要给谁作秀啊？当然我做的这些事如果算起来，都是政绩工程，但不是形象工程，它是明码标价、货真价实的，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这些钱花在民生上，看不见摸不着，但这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收益。

“免费医疗”实行这两三个月以来，我体会最深的，是全县、特别是贫困的农民和市民得到了治疗，有一部分濒临死亡线而又没钱看下去病的人，我把他们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得到了重生的机会。这是我感到最欣慰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这13亿元具体怎么花？

郭宝成：这13亿元里，直接用于老百姓的钱，比如说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孤寡老人和残疾人的免费供养、农村和市民的低保、五保户的供养，也就是说群众能直接拿到手的钱，6亿元。里面“免费医疗”一项是个大头，占了1.3亿元。其他剩下的7亿元，基本用于城市生产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比如说通村公路等等。

神木县有很多特殊性，我们这个通村公路，名义上是通村路，实际上标准远高于通村公路的级别，有时修得非常宽——不宽没办法，要跑60吨的大车啊。国家规定通村公路3.5米宽，我们神木是两个3.5米都不够，有时候要四五个3.5米才行；国家规定是铺3厘米的油面，我们3个3厘米都不行，大车过来碾个五趟路就得散架了，所以我们这里修路的成本比其他地方高得多。再有一些是水库的投资、饮水工程的投资，这也得有3亿元。

假如1万名干部下海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到，神木县去年的财政总收入是72.27亿元，这里面在中央、地方、省市之间是如何分配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煤炭上的税收已经大部分都上缴国家了，我采访神木前任县委书记王振武时，他回忆说，分税前神华集团神东公司的税是留给地方的，当时几乎占了神木县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分税后只是保留给神木3000万元的基数，等于说来自神东公司的税收，以后每年的增量部分都被中央拿去了。后来这是怎么变化了？

郭宝成：我在佳县做了5年的副县长后，1997年奉调到神木，在这里一待就是13年。当年我刚来的时候，这里的财政总收入7000多万元，去年是72亿元，10年时间增长了100倍。

就在2005年，市政府一声令下，把神华集团所属在神木的所有企业收入全由市上收。在我们这里设了两个税务局，一个国税分局一个地税分局，这样，它就把这部分钱都拿走了。这一下子就是60亿元。

所以说我们对榆林市财政转移的力度之大是比较少见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财政总收入的72亿元之外，榆林已经从源头上拿走了60亿元，当然这60亿元还包括向省上交的、向中央交的，和向榆林地区贫困县转移支付的。另外，我们还向温总理交了40亿元，应该说我们对国家和地区的贡献算是可以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不是很明白，神华集团在神木的税收不是应该由神木县收，然后按国税、地税分，国税上缴中央后，再由中央转移支付吗？为什么是2005年把这收到市里了？

郭宝成：我们这个蛋糕做大了嘛。2005年是县财政收入井喷的一年，钱太多了，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壮了还不割你一刀。当然2005年它拿的时候还没有60亿元，大概是二三十亿元，去年底才到60亿元。现在的分配制度麻烦得很，说不清楚。市上管县嘛。从税法来说，这样做是不合规矩的，但中国很多事情，往往官比政策还大。

神华也为我们县里打抱不平，说“市上太不像话了，你总得让人家分一杯羹啊，你全拿走了，县里对神华发展没有积极性了”。我们也确实没有积极性，你那么大一个公司发展了，效益好了，结果全收上去了，你还要占我们县里的土地、污染我们的环境，还要占我们的环境容量，还要给我们弄那么多采空塌陷区。现在是上面叫我们支持央企，我们当然就要支持，但是说实话积极性不高。不过换个角度说，神木县起步是神华带起来的，我们也要念其旧情。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一种财税分配的现实应该说对神木县是很不利的，神木是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如此惊人的财政积累的？

郭宝成：我们可支配收入里的80%都是来自于私营经济。现在全县民营经济的总数量应该有1700多家，当然比起昆山我们少多了，他们有3.5万多家，不过我们企业数量小资本大，十几亿元、几十亿元的企业就有不少。在整个县域经济总量上，民营这块已经快接近65%了。

我刚到神木的时候，神木的收入主要是国有经济。然后就把这些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全都改制了，当然这些企业最后也没干成啥事，改制了也不行。到2000年，我当县长发动了一个运动，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草根经济给搞起来。

我常跟干部们讲危机感。当年我们县民营经济的总量比邻县府谷县差远了，它的经济总量占榆林市的1/3，现在是我们占1/3。当时我就说，下决心我们用3年时间民营经济超过府谷。

那时我当县长胆子大啊，我把那些焦化厂、电石厂全部私有，不加任何限制全面放手，谁申请给谁做，占地不出钱，零地价，只要你去干，不用这手续那手续。干起来再规范嘛。小孩长起来我们再给他起名字不迟啊，不用非在肚子里就硬要给叫个名。

这也担风险。2003年正好面临“五小”整顿，问题就来了。国家监察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计划委员会一大群官员们指着我们锦界工业区的17家电石厂就问：“这些电石厂谁批的？”省政府说，我没批过；市政府说，我也没批过；然后问我，你是县长，谁批的这些小企业？实际上当然是县里批给锦界的，我只能说，“我也没批过，这些企业就是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了，是我们监管不力”。

到整顿完了，其实不止我们这儿，其他地方很多小企业也得办啊，整顿小组的领导们给我们的电石厂下了个定义：“中国目前小型电石厂最为标准的，可以作为样板，其他地方照这个去建，就符合标准。”哈哈。当然当时就是那个环境，后来这个就越来越严格了。

三联生活周刊：神木的民营资本就是在那个时候都起来了？都是跟煤炭有关的企业吗？

郭宝成：我当县长那个时候，神木起码有七八百家企业，快上千了。一次常委会开会，有30个项目，全部通过，一个也不卡。但是，我那时候办企业有三句话，叫“三远离”，远离水源、远离村庄、远离公路，这和国家环保总局后来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远离村庄和水源，尽量对人不造成危害；远离公路，怕被人看见啊，咱们那些官员视察也都是走马观花，谁去还步行，老远看不见还下去找啊。一夜之间，不知不觉工厂就都冒起来了，几大片。

基本上都是跟煤有关系的企业，小电厂、小焦化厂、小电石厂、小铁厂、小金属镁厂，还有一些第三产业和相关配套项目。煤炭的产业链很长。从2000年开始布局，到2005年，我们神木就一下子财富膨胀起来了，所以说这一年是神木的一个井喷。

三联生活周刊：正好赶上煤价的一个井喷。

郭宝成：煤炭从2003年开始涨价，涨幅比较大，最后井喷是在2008年的7、8月份，那个时候一吨煤的价格到了750元，现在降下来了，在400到500元左右。煤炭一涨，从坑口，到我们那些聚氯乙烯厂、各个加工厂，价格都上去了，所以一下子，2005年我们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

煤价是个重要的外部因素。说起神木的发展，有很多突破性的地方，有的也是打了政策的擦边球。比如刚才说的“五小企业”，开始大家还有些争议，后来从上到下都认可。再比如，一下这么多企业，管理人才怎么办？我们就允许神木的干部职工带薪、带职务去挂职办企业，这在很多地方是敢想不敢做的，我们神木先后有两三千人干过这事，现在由这些挂职干部干起来的企业就有240多家，这240多家企业的总投资都十几亿元，养活了6000多人。

这事情刚开始县委班子讨论也还是不同意，2006年正月十六那天，我把我们全县副科以上干部全都叫到会议中心讲话，我说现在请你们下去，挂职办企业，学习微观经济管理的经验，一是为我们将来干部队伍培养懂经济和管理的人才，二是为神木为社会创造财富。

当时我还跟他们说，你们现在可能没几个钱，也许过几年，我们再在这里开会的时候，你们会开着奔驰、宝马来参加会。当时下面嘘声一片，议论纷纷。这话不幸被我言中，到2008年3月，神木开挂职干部表彰大会，仅仅两年时间，那些小子们真就开着奔驰、宝马来开这个会了。这里面有些人就辞了公职，他那边摊子已经很大，没法再两头兼顾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里面的风险好像不言而喻？

郭宝成：有什么风险？我觉得没啥风险。我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党员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在陕北，很长时间行政机关有人浮于事的情况。为什么把机关干部放在一个办公室里头？上班没事干，不高兴了发发牢骚，然后扬长而去，下馆子喝酒，回家打麻将。我们把那么多干部下放到企业，机关的行政效率也提高了。

去年春天，榆林市组织思想解放大讨论，县级干部都参加，会上我说了四件事，这是其中之一。我说，如果全市有1万名干部下海的话，经济会如虎添翼，就能把市场经济搞活了。毕竟在我们这样的落后地区，官本位思想还是很重，第一精英、一等一的人才一定在政府里面，智慧、知识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