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贫困山区，乡村医生是农民求医问药的最大依靠。但记者最近在四川、贵州等地采访时发现，由于待遇偏低、设备简陋、收入有限，乡村医生队伍已经出现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状况，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网底正面临巨大冲击。
“守一天的店还挣不够一天的饭钱”
四川省通江县檬子垭有村民1700多人。乡村医生向荣贵在村卫生室已经工作了18年。从小从师学艺的向荣贵是数平方公里内村民寻医问药的“家里人”。
记者在向荣贵的工作点看到，一间20多平方米的昏暗小屋被一块布帘隔成了两间，外间的一个药柜、一张诊断桌和一条长条木凳就是卫生室的全部家当。里面是向荣贵的住处，一碗米、一把芹菜、几块泡菜就是他一天的食粮。由于卫生室离家有三、四公里山路，来回要走上两三个小时，他几乎24小时吃住都在这里。
由于没有病人，向荣贵和记者聊了起来。他苦笑着对记者说：“如今在农村是‘人不如畜’。兽医给猪、牛看病，打个预防针要收四、五元钱，而我们村医给人看病，打个针才收几毛钱。农民大都是‘就着口袋里的钱看病’，结果是该输液的只能打针，该打针的只能吃药，该吃药的就硬挺了。赶集的时候病人多一些，好的时候一天有一、二十人，少的时候就一、两个，但都是头痛脑热、咳嗽、外伤之类的小病痛，每个人也就两、三块钱。有时守一天的店才能赚上一、二块钱，连维持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在与记者攀谈的近一个小时里，仅有一位农民来买了一盒藿香正气水。在这一元五角钱的药价中，他只有三角钱的利润。
通江县卫生局办公室主任李瑞康告诉记者：“山区群众经济比较困难，行医收费更是价廉利薄。全县一千余名乡村医生，收入好的一个月有三、四百元，而大多数都在二、三百元，差的还不到一百元。村民看病又普遍存在赊欠药费的现象，给村医的运转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翻开向荣贵的就诊登记薄，记者看到，村民已累计拖欠药费上万元。向荣贵行医18年，村民欠帐最长的就有18年，向荣贵说：“这些帐基本上是呆帐、坏帐，有的人实在还不起就算了；有的人早死了也没法追了；有的人外出多年也找不到了，我也没指望能收回来。这个卫生室现在的情况就是越搞越亏，连购买常备药品的钱都没有，只能要么找信用社贷款，要么找亲朋好友筹借。我常有不再干村医的想法，但看着乡亲们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又经不住他们的苦苦哀求，只好撑下去。”在记者走访的乡村医生中，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欠着外债，多的达数万元，少的也有几千元。
“为国家做事，为何得不到应有的报酬？”
长期以来，乡村医生作为我国县、乡、村三级卫生医疗体系的网底，肩负着为农村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职责。然而令乡村医生普遍感到不解的是：为何自己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卫生事务，国家却没有给任何报酬？
据了解，目前我国的乡村医生，一部分来自上世纪70年代的赤脚医生，一部分来自前几年从县卫生学校毕业返乡的学生。他们拿起锄头是农民，带上听诊器就成了医生。近年来，国家对村卫生室的房屋面积、设备和就诊条件都提出了规范化要求。但自从农村集体生产组织解体之后，保留村级卫生室所需的资金来源就成了问题。实际上，不少地方是由个体乡村医生义务肩负起了村级公共卫生的职能，他们要么在家里就诊，要么租房开展医疗服务。
四川通江县三溪村金碑村的乡村医生刘书邦告诉记者，现在他们负担的公共卫生任务越来越重，没有报酬还必须参与，一年花在公共卫生上的时间几乎占到了工作时间的一半。他说：“当地老百姓摆宴席，我们要去勘察水源、食源是否合乎卫生规范；遇到预防接种，我们要去宣传动员；遇到疫情，我们要去做传染病学的基础调查。干这些事都是义务的，而发生中毒之类事故又是先找我们的原因。真的是有责任没回报，让人心理很难平衡！”
向荣贵由于自己的行医点离家有三、四公里，家里的农活完全靠妻子一个承担。他无奈地告诉记者：“家里劳动力有限，自己又帮不上忙，三亩田只能种一亩，其余两亩还得掏钱请人来种。去年春节，人家都在过年，但我们还得按照上级要求，挨家挨户地进行艾滋病普查。妻子一直有意见，说‘又没得钱，你穷跑个啥’！”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由于一个乡村卫生室所服务的人群规模普遍不大，服务所得一般不足维持其正常运转，更难以凭借行医来积累资金改善设备和器械配备情况，使医疗技术条件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一个药箱里常常装的就是治疗感冒、发烧、咳嗽的几种常用药，一支针筒、一只温度计、几块纱布和一瓶消毒药水就是大多村医的全部装备，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检测、化验设施。
据了解，考虑到乡村医生履行公共卫生职能的付出，一些地方卫生部门只得打擦边球，给予象征性的补贴。贵州赫章县财政咬紧牙根，给村医每人每月补贴30元。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卫生局则免去了村卫生室每年700元的卫生监测费用，这笔款项改由防疫部门承担。同时，巴州区卫生局还通过节省机关办公费用，出台了给乡村医生的奖励政策，即按标准每自建一个村卫生室奖励乡村医生一千元，房屋产权归个人所有。地方政府虽然为出台这些优惠政策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乡村医生要维持卫生室的正常运转及提高服务质量，仍有些力不从心。
“最担心的就是养老！”
乡村医生的身份介于医生和农民之间。待遇偏低、运转艰难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而养老问题又成为目前乡村医生最大的后顾之忧。由于行医本身收入微薄，加上缺乏养老保障，乡村医生队伍长期以来一直不稳定，出现人员流失、后继乏人的窘境。
通江县跃进村乡村医生赵明府告诉记者：“好多应由政府承担的事情，现在落在了村医身上。我们现在还算年轻，但真到了五、六十岁不能行医时，连养活自己都难。希望政府能解决村医的养老问题，虽然收入少点儿，但我们就可以安心了！”
据贵州省赫章县水塘堡乡卫生院长杨鹏程介绍，在全乡14个村中，由于无人接班，马圈岩、沙坝等几个村已经没有乡村医生，迫不得已，只能让村支书、村长兼任卫生防保联络员。作为卫生院长，杨鹏程还曾在苗族、彝族群众聚居的永康村兼任了两年的乡村医生。他说，全乡现有的乡村医生中，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仅有两、三个人，边远贫困山区的村医更是青黄不接。
多年来，乡村医生流失现象一直比较普遍，更缺乏新鲜血液的补充。四川省通江县每年流失的乡村医生在10-20％之间，这个县观山坪、尖包岭等村寨的乡村医生，因收入太少，难以养家糊口，都外出打工去了。乡村医生赵明府告诉记者，小孩马上就上高二了，负担越来越重。他时常告诉孩子：“如果今后不想像爸爸这样，就不要学医，更不要当村医了！”
贵州省桐梓县高桥镇党委书记张正荣认为，乡村医生队伍不稳定将会严重影响群众的就医。如果不能适当提高乡村医生的待遇，“拴心留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网底将面临崩溃的威胁。贵州赫章县卫生局长陆照光建议，应将承担公共卫生事务的乡村医生纳入财政统筹，其报酬可参照村干部每月150元至200元的标准，或为其解决养老保险，以稳定人心。同时，公共财政应加大对村卫生室的建设投入，建立贫困地区农村卫生人才培训基金，分批对乡村医生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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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20 19:3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