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耻”    顾炎武

归园田居主人  翻译

《五代史》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仲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五代史》道：“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治国大纲，这四个大纲不确立，国家就会灭亡。”妙啊，管仲的善于立论！礼和义是治理百姓的大法；廉和耻，是做人的大节。大凡不清廉便什么都可以拿；不感到羞耻便什么都可以做。人到了这种地步，那便灾祸、失败、逆乱、死亡，也就都随之而来了；何况身为大臣而什么都拿，什么都做，那么天下哪有不乱，国家哪有不亡的呢？然而在这四者之间，懂得羞耻尤其重要。因此孔子论及怎么才可以称为士，说道：“一个人处世必须懂得羞耻。”孟子说：“人不可以不懂羞耻，对可耻的事不感到羞耻，便是无耻了。”又说：“懂得羞耻对于人关系大极了，那些搞阴谋诡计耍花样的人，是根本谈不上懂得羞耻的。”之所以如此，因为一个人的不廉洁，乃至于违反礼和义，究其原因都产生于不懂得羞耻。因此做大官的不懂得羞耻，可以说是国家之耻。

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我考察自夏商周三代以后，社会风气日益衰微，礼和义被抛弃，廉和耻被丢在一边，这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但是凛冽的冬寒中有不凋的松柏，风雨之中有不停的鸡鸣，那些昏暗的日子中，本来就不是没有极少数的清醒者啊！最近读到《颜氏家训》上有一段话说：“齐朝一个士大夫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年已十七，颇能写点文件书牍什么的，教他讲鲜卑话，也学弹琵琶，想让他略微为通晓一点，用这些技能侍候公卿大人，不会不得宠的。’我当时低首不答。怪哉，此人竟是这样教育儿子的！倘若通过做这种事能使自己做到卿相，我也不愿你们这样去做。”哎！颜之推不得已而在乱世中做官，尚且能说这样的话，还有《小宛》诗人的精神，那些曲意逢迎献媚于世俗的人，能不感到惭愧么？

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罗仲素说：教化是朝廷最先要做的工作；廉洁和懂得羞耻是官员的美好节操，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天下的大事。朝廷有教化，士人就会廉洁、懂得羞耻；官员们廉洁了，懂得羞耻了，天下才有良好的风气。 

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缭子》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约止欲将。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而兔苴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岂有淫刍荛，窃牛马，而为暴于百姓者哉！”《后汉书》：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  

古人管理军队的原则，没有不以廉耻作为根本的。《吴子》说：“凡是统治国家和管理军队，必须教军民知道守礼，勉励他们守义，这是为了使之心中有‘耻’字。当人心中有了‘耻’字，从大处讲就能战攻，从小处讲就能坚守了。”《尉缭子》说：“一个国家必须有慈孝廉耻的习尚，那就可以用牺牲去换得生存。”而太公望回答武王则说：“有三种将士能打胜仗，一是知礼的将士，二是有勇力的将士，三是能克制贪欲的将士。因为有礼，所以列朝治军者和粗野的武夫，都能遵循文王后妃的教化行事；难道还有欺凌平民、抢劫牛马，而对百姓采取残暴手段的么？”《后汉书》上记载：张奂任安定属国都尉，“羌族的首领感激他的恩德，送上马二十匹，先零族的酋长又赠送他金鐻八枚，张奂一起收了下来，随即召唤属下的主簿在羌族众酋长面前，以酒酹地道：‘即使送我的马多得像羊群那样，我也不让它们进马厩；即使送我的金子多得如粟米，我也不放进我的口袋。’把金鐻和马全部退还他们。羌人的性格看重财物而尊重清廉的官吏，以前的八个都尉，大都贪财爱货，成为羌人的祸害，被羌人所怨恨，直到张奂以正直和廉洁来要求自己，威望教化才得到了发扬。”唉！自古以来，边疆局势的败坏，岂有不从贪求财货开始的么！我对辽东的事件有不好的预感。 

杜子美诗：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一本作“廉耻将”。诗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观《唐书》，言王佖为武灵节度使，先是，土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壖先贮材木，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佖贪而无谋，先厚遗之，然后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至今为患，由佖之黩货也。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得此意者，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

杜子美诗道：“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有一种版本作“（安得）廉耻将”。诗人本来的意思，未必想到这点，但我读《唐书》，讲到王佖做武灵节度使时，以前吐蕃人想造乌兰桥，每次在河边岸上事先堆积木材，都被节度使派人暗暗地运走木材，投入河流，桥始终没有造成。吐蕃人了解到王佖贪而无谋，先重重地贿赂了他，然后以加倍的人力抓紧时间施工造成了桥，并且筑了小城防守。从此以后北方防御吐蕃侵掠的战事就没完没了，至今还成为边患，都是由于王佖的贪财引起的。所以贪财的人作将帅，边关就如同到夜间也城门打开，无人防守一样。懂得这个道理，即使是郢书燕说式的穿凿附会，或许也可以治国吧！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日知录集释》  

    【注释】

①何谓四维？《管子·牧民》：“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意为，礼指尊卑有节；有礼，人们就不会僭越等级限度。义指以法进仕；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廉指明察善恶；有廉，就不会掩饰恶行。耻是羞恶知耻；有耻，就不会顺从邪妄。管仲认为，治国用此四纲，就可使“上安位”、“民无巧诈”、“行自全”、“邪事不生”，于是国可守民可治。所以，“守国之度，在于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维”：绳子。张：张开，紧绷。

②《毛诗序》说：“《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郑笺又订正说：“亦当为厉王。”但从诗的内容来看，看不出和幽王或厉王有多大的关系，讽刺的意味也不突出。朱熹的《诗集传》就不同意他们的说法，认为“说者必欲为刺王之言，故其说穿凿破，无理尤甚”。他说这是一首“大夫遭时之乱，而兄弟相戒以免祸之诗”。朱熹看出前人解说的破绽而提出新说，这是可贵的。但细玩诗意，他仍没有理清作者与所述内容的关系，而后世的众多解诗者又多是在毛、郑、朱诸说之上修修补补，致使长期以来人们对这首诗没有真正搞清读懂。从诗篇所述的内容来看，作者可能是西周王朝的一个下级官吏。父母在世时，对他有良好的教育，家庭生活似乎还很富裕。可是父母去世之后，他的兄弟们违背了父母的教诲，一个个嗜酒如命、不务正业，致使家道衰败，甚至连自己的孩子也都弃养了。作者恪守着父母的教诲，终日为国事或家事操劳奔波，力图维系着家门的传统。但由于受到社会上各种邪恶势力的威逼和迫害，已力不从心。他贫病交加，并连遭诉讼，所以忧伤满怀，以至“惴惴小心”、“战战兢兢”地生活着，盼望有朝一日时来运转，家道复兴。在他“宜岸宜狱”之时，更是耿耿难眠、百感交集，既怀念死去的父母，又怨恨“壹醉日富”的兄弟，思前想后，感慨万端，因而写出了这首忧伤交织的抒情诗。它虽然不是什么“刺王”之作，但却反映了混乱、黑暗的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还是有其认识意义的。

全诗六章，章六句，而怀念父母的思想感情却或明或暗地贯穿于全诗中。首章直述怀念祖先、父母之情，这是疾痛惨怛的集中表现，也暗含着今不如昔的深切感慨。二章感伤兄弟们的纵酒，既有斥责，也有劝戒，暗示他们违背了父母的教育。三章言代兄弟们扶养幼子，教育他们长大继承祖业家风。四章述自己操劳奔波，以慰藉父母在天之灵。五章说明自己贫病交加，又吃了官司，表现出对命运难卜的焦虑。最后一章，总括了自己诚惶诚恐、艰难度日的心情。各章重点突出，语意恳切；全诗组织严密，层次分明。即使从语言的使用上来看，质朴而又整饬，在雅颂作品中是颇为别具一格的。

③苴jū：粗劣;粗恶。 ④淫：邪恶,奸邪。刍荛 chúráo，指割草打柴的人。⑤鐻 jù：古代的一种乐器,夹置钟旁,为猛兽形,本为木制,后改用铜铸。⑥患苦：苦：恨,怨嫌。⑦晏：通“安”。⑧郢书燕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 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举学者多似此类。”楚国国都郢城有一个人写信给燕国的相国。时值晚上，灯光昏暗，于是对身边举烛的侍从说：“把烛火举高。”可是不小心把这句话写到信里面去了。其实，“举烛”并非写这封信的意思或目的。燕国的相国收到信，理解为：举烛的意思乃是，追求光明，也就是要广招天下贤能之人来任命为官，这样国家才有希望。于是,燕国的相国告诉了燕王，燕王大喜，以此来治理国家。后因以“郢书燕说”比喻曲解原意，以讹传讹。

    【说明】本文翻译部分内容参考了何满子的译文。标题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