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志纯爱孩子，就是一种修行

 

 

 

《中国周刊》记者 向晓周/文 杨剑坤/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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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四十条，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的二楼，封志纯坐在沙发上接待《中国周刊》的记者。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曾获得的各种荣誉，以及前不久总理到医院视察时的照片。

每个沙发之间的桌子上都摆放着瓶装矿泉水，这是整个医院唯一一处稍微脚步不太匆忙的场所。他是个个头有一米八三的男人，面团似的脸上有一双时而藏在镜片后轻微眯起的眼睛，大多数时间沉默，说话的时候也慢悠悠的，却有一种游刃有余的利落。

这位年近六十，以儿童重症病专家和八一儿童医院创始人而知名的男人，看上去并不那么在意自己的身份。前不久，他评上了北京某个“十佳”人物，直至主办方让他准备材料领奖时，他都毫不知情。采访过程中，他经常接电话或走出去接待病人， 安排工作， 有条不紊，他眼神中偶尔透露的一点黯淡一点光亮，也只是与工作有关。

他也会电话询问远在广州的孙女出生后黄疸的情况，并沉着地告诉电话那端的儿子应该如何应对，与他打的其他工作电话并无不同。多年来，他只喝瓶装矿泉水，这习惯从未变过。

 

高超其术，高尚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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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净的眼神、孱弱的身体，以及依靠呼吸机和监测器生存的小小生命，在八一儿童医院，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仅有一个普通成人的巴掌大小。儿童时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然而，儿童又是处于人生最脆弱时期的一个群体。我国在1991年之后才有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数据，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资料，我国婴儿死亡率1944年到1949年为201‰，1980年到1985年为31.79‰，虽然前后比较有大幅度降低，但与同处亚洲的日本和新加坡的6.63‰和8.70‰水平比较，差距仍然显而易见。

80年代初，刚从医的封志纯在江南一个地级城市的妇幼保健院工作，毗邻三个省十多个县的疑难重症儿童都来这里求医。然而医疗条件的简陋和技术水平的有限,使封志纯目睹了太多孩子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早夭。酷暑炎夏的南方，婴幼儿感染性腹泻的死亡率非常高，“常常中午值一个班，在集中输液区域就会有几个孩子因为病重身亡”，医疗资源的匮乏曾深深刺痛过封志纯的心。

他至今尤记得一个姓熊的小男孩，十二岁，长得非常文静，患多发性感染性神经根炎，当时的译名叫作格林－巴利综合征。来医院的时候小熊双小腿发麻，仅仅过了两三天，就上行麻痹到胸部，没有了呼吸。如果放到现在，用呼吸支持再加上丙种球蛋白和连续血液净化就完全可以治愈，但在那时，整所医院只有一台十分简陋的风箱式呼吸机，也没有血气分析设备，不到一个星期孩子就去世了。

目睹生命的离去有多痛，唯有亲身经历者才有深切体会。时隔20余年，他为他一手建成的全球最大新生儿危重症监护病房及转院体系命名为“生命初岛”，“不是病床病房，而是岛，每一个孩子来到岛上，住进巢里”，封志纯这样对《中国周刊》记者阐述他对“生命初岛”概念的构建。如今，八一儿童医院的救护车——“移动生命岛”，日夜在大街上飞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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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始于90年代初，时值20世纪的最后十年，在上海研究生毕业的封志纯来到了被他称作“热土”的广州，并在广州珠江医院首次建成了广场式新生儿监护病房（NICU）。 1994年的夏天，成功救治存活出生胎龄仅27周体重800克的女婴，创造了国内最低胎龄和体重早产儿救治成功的纪录。

“早产，看起来轻飘飘两个字，但是意味着只要你早早地出来，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在这个孩子身上。在90年代以前，28周以前出生叫做晚期流产，现在叫超早产，你说那样的孩子能活吗？这没发育，那没发育。”封志纯说。

他是一个行动者，站在变革的锋线上，甚至成为了变革的推动者。 在广州，他带领他的团队把被动接受外院送来患儿收容模式改变为主动出车接回患儿的转运模式，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区域性新生儿重症转运网络，和NICU一起构成了与发达国家接轨的重症新生儿救治组织体系。而做这一切的原动力再简单不过，直到今天，面对八一儿童医院如此一个庞大的“生命初岛”的建立，封志纯都不会滔滔不绝地将这些当作自己的创业经进行讲述，在性格上，他早已随了广东人“不争论、多干事”的秉性。

和勋章比起来，忍住不发表一个字得奖感言的人，更令人感到厚重。

 

“围棋大师”的午夜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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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11点，是下了手术台的封志纯开始查房的时间，所有的病房，每一个孩子都要亲眼看到，这样一圈走下来已入深夜。

肖立军是三年前进入八一儿童医院工作的，与众多跟随“生命初岛”一起成长的医生相比，他自称只能算个新人。肖立军是心理学博士，刚进八一儿童医院时，封志纯让他去每个科室轮转，八大专业，十六大分支，肖博士摸不清封志纯的意图，也无法给自己定位。

“最开始还有点抱怨，后来才发现院长用心良苦啊”，一年下来，肖立军对全院每个科室都有了清楚的了解，并依托自己的心理学背景，从专业视角出发，找到了自己在儿童内科的开拓领域。“在团队建设和怎么用人上，院长堪比围棋大师，但是归根到底，是他对生命的尊重凝聚了人心。你见过哪个医院每次开例会的时候都要看一集电视剧的吗？”肖立军一面评价封志纯，一面开玩笑似的说着他们在医院的日常。

每周的全院例会上，封志纯都会放一集王志文主演的《龙虎人生》。这部讲述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医生杨冠雨和副县长杜松山虽身在大后方却心系战局，支援前线，拯救民众，与大发国难财的腐败官僚进行斗争的电视剧，有着跌宕起伏的爱恨情仇、生死缠绵，以及热泪和鲜血锻造出的伟大人格。“我就是让大家看看王志文演的那个医生，记得希波克拉底誓言”，封志纯轻描淡写地将这个话题回应了过去，短短一句话后拿起记者的录音笔摆弄了一下，算是目光的短暂闪躲，他并不是个擅长将内心情怀坦露在他人面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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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无比细腻。在许多医生和护士的记忆里，封志纯对他们的要求虽然近乎苛刻，却随时关注着每一个人的工作与生活状态。

“有一次我们一个护士就突然收到院长的一条短信，说某某某你今天干了什么什么，我们的护士就吓了一跳，院长每天这么忙，怎么还能这么细的知道我这个小护士在干什么，就像有天眼一样。”李医生对《中国周刊》的记者回忆到。

封志纯身边的医护人员们并不吝于对他的溢美之词，而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听一听就又走出去了。“院长的心可细了，我们每天给他汇报工作发的短信，那些数字，今天接了多少个孩子，我们有时都忘了，院长如数家珍。”在李医生心里，封志纯是全院精神信仰一般的存在。

生活在封志纯身边的人，都有一种近乎极端的对于生命纯粹性的保护。他们不定期地举行主题演讲会，分享自己在儿童医院的一件件小事，并写成故事。一张因为临时加班而放弃春节赶回老家相亲的车票；一碗除夕夜家属送来病房的水饺；大年三十匆匆拧着包赶去医院值班的复杂心情。 尽管工作疲惫，通宵达旦，然而一旦进入一处可以安放他们心灵的内室，他们与保温箱里的婴儿并无两样。

美国著名的希望之光医疗团队，以对癌症的治疗而为人所知，亦因其特殊的人文关怀而受人关注。团队的Henry Wang博士曾说，癌症病人去看医生是不得已， 疾病和疾痛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医生的世界，一个是病人的世界。医生在观察与记录疾病，而病人在体验和叙述病痛；医生处在寻找病因与病理指标的客观世界，病人却在诉说身体和心理痛苦经历的主观世界。而对于封志纯和他的团队而言，境况却恰恰相反，他们的病人是尚在襁褓，并不能言语的孩童。

来到新生儿病房，一个个粉嫩的小精灵，让人怜爱，也让人心疼。他们很多已在这里度过了数百个日日夜夜，甚至他们来到世上的第一个春节，也是护士陪他们度过的。

“他们还太小，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在那些特殊的日子里，护士姐姐是多么感谢孩子们，陪他们过年。孩子啊，是你们让她们的年，充满了柔情，是你们为她们的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是你们与他们共同长大了一岁，是你们让她们学会了担当，理解了责任的内涵。当马年的钟声敲响，她们站在天使中间，从心底里发出了动情的呼喊，孩子们，今天我们过年了。“2014年3月，足月护士王小敬在主题演讲会上将这样的心情写成文字。

“你可以不信任何宗教，但你不可以不善良。你选择了当一名医生，你就选择了放弃安逸舒适的生活。”这是作为一名军医，封志纯的柔情。

 

沉入工作，不讨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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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生命初岛”，没有人不感到震撼。这里共有450个“婴儿暖箱”，他们根据足月儿、晚足月、早产儿、极早产儿被分布在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有护士24小时不停歇的轮流看护。他们的生命每一刻都牵动着一个家庭甚至几个家庭的脉搏，一排排保温箱连接着各种医学仪器在重症室里绵延，几百个孩子，按下葫芦起了瓢，此起彼伏，形成了此处特殊的交响乐， 揪动人的神经。这里，灯火从来不眠。

在每个病区的门口，总有父母在急切地等待着探视时间，他们或神态焦急，或一言不发。

问起如何对待媒体上常报道的医患纠纷，封志纯笑道，为医几十年，面对生死，比常人见到过更多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我们的主要接诊对象是重症儿童，别的医院都放弃了，我们却当宝一样接受，挑战的不是技术，挑战的是你内心的爱，是不是大爱。有时候就连家长都放弃，或许因为经济原因，或许因为其他原因， 我们不能放弃，哪怕垫钱，我们先全力救治。”

医学既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又有社会科学的属性。医生职业的本质是治病救人，为人服务就无法脱离伦理道德，封志纯并不赞同社会上部分人“道德绑架医生”的说法。

遇到过一些病患，因为对医学常识的不了解和对社会的戾气，而将愤怒转移到医生身上。

“我们做发育促进，有的孩子因为宫内窒息可能导致脑瘫，我们要提前干预治疗。我们是一条龙的服务，不但要孩子生存，而且要生活，你要保证他以后的生命质量。但是父母就不理解，觉得你是为了收钱，因为很多医院都是建议一年后治疗，但是一年后很可能就来不及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封志纯不想把事情变得更复杂。“家长是家长，孩子是孩子。一方面安抚劝说家长，一方面尽快治疗孩子。”一旦想明白这点，就不会再执着于去寻找一个解决医患问题的答案。

 

封志纯说自己从不回避问题

回避只能让真实更见不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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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收治过一个16岁的大孩子，因为先天性的原因，十几年来，孩子的父母一直带着他四处求医，住进了儿童医院之后，没多久，父母便开始拖欠医药费，每次都要欠到一定数目后才勉强交一点点。到了出院的时候，父母迅速要求封存了病历，开始在病历上逐句寻找细节来挑出医院的错处， 并马上跟医院打官司拒付医药费。后来一查才知道，原来这对父母是“惯犯”，多年来长期的求医之路已使他们深谙其道，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拒付医药费的医院并不止儿童医院一家。

“父母因为孩子的病常年花费也是走投无路才想出这种方法，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坦坦荡荡的去面对，不要遮遮掩掩，你遮掩一点，明天就可能爆发出更多。”封志纯告诉记者。很多时候，不是沟通不够充分，而是人性经不起考验，医生每天面对悲欢离合，对这些心思和把戏，一眼看得门儿清。

孩子的眼神可以洞悉一切秘密。

当然，这并不是常态，不论是对于医生，还是患者家属，大众误解客观存在，也确实有诸如南海早产儿“被死亡”案的发生，但“你不能因为小部分人的做法就把这当作是社会的主流”，封志纯说。

在重症监护室里，杨先生戴着口罩，穿着隔离衣。他的儿子是极早产儿，降生两百多天，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凝视着他。和这个小家伙一同出生的双胞胎兄弟在来到人世的第二天就离开了，孩子因为不到26周，本身肺部发育就不完整，而随着成长，孩子对肺功能的需求又越来越高。在保温箱里两百多天的孩子，因为父亲的到来而躁动不安，虽然看上去只差不多正常同龄婴儿的一半大，但他大而亮的眼睛仍然穿过障碍直抵人心。

“两百多天了，不管这个孩子以后如何，医生都已经对我们尽心尽力，接下来就交给命运了，顺其自然。”杨先生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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