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中华民族的生命关系

税晓洁/文 杨子/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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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远古，从事水利工程据传曾是一个高危职业，《史记》载：“……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於羽山以死。”对此，“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

处死父亲后，“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儿子治水成功了。他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华夏子民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

水对于人而言和空气一样重要，水占人体重量的70%。在汉江边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墓中，曾出土过一件特殊的咖啡色骨质鱼饰件，发现于墓主人的腹部，雕凿呈鱼形，张口，圆眼，其身阴刻出鱼鳞和鱼尾，通长3.3厘米、腹宽0.8厘米、厚0.55厘米。据了解，这件堪称艺术品的文物是密切的人鱼关系、人水关系的一个缩影。目前国内所发现的最早的与鱼有关的遗物，是在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但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更为漫长的是旧石器时期。

汉江地区最早的旧石器遗存年代上限可到100万年前，这些人类生活遗址，无一例外的都在水边，相比较而言， 对山的选择尚在其次。而这样的“水边”，也应该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有较为稳定的水流， 以供人类饮用。而与此同时，这种稳定的水流，也必定为鱼类的生存提供理想的环境，形成“鱼水共欢”的生存状态，而人类傍水而居也与此形成依存关系。 故此， 水既能供人类饮用，也能为人类提供以鱼为主的食物。所以在旧石器时期，我们虽然没有发现人类以鱼为食物的直接、有力证据，但人类傍水而居的环境却给我们以不容忽视的想像空间。

汉江流域大量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很多都不同程度的发现有网坠、纺轮、鱼钩、蚌刀等。从人类的食物来源分析，早期人类种植农作物有限，且产量不高。此外，野果、野菜受季节与时间的限制太大，打猎又有一定的难度。 人类取用鱼类，无季节性，无需自己保存，取用也方便，在河流、湖泊、小溪等均能较为方便的获得，且种类繁多，加工方面也无需太繁琐，简单加工甚而直接食用亦可。鱼类的这样一种特性，无疑对人类的生存产生深远的影响与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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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百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期，人鱼关系不断紧密，依存度更深，人类与鱼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类不仅把鱼当作食物的来源，而且对鱼的认识更加深入。我们知道，鱼的繁殖能力强，人类对这种能力顶礼膜拜，形成古老的生殖崇拜。鱼的形象于是多次出现在早期的原始艺术中，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鱼离不开水，这无疑也折射出水与中华文化的紧密联系。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河流又有了舟楫之利的功能，承担起了交通的功能，河流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习惯于称河流为母亲河。就像人体的血管一样，大大小小的河流构成的水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对此其实早有深刻的认识，甚至有“地理环境决定论”之说。不仅如此，在战时，江河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功能。《左传?僖公四年》：“ 楚使屈完语齐桓公曰 ：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

自从人类择水而居，与江河相依相存，人与水的关系，一直是紧密相连。农耕文明离不开水，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修渠筑坝，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1960年代在汉中的汉代墓葬中，就出土过两座的人工水利设施模型。一座方形圆角水库状，底部塑有青蛙、田螺、菱叶；另一座也是泥陶质，长方形，中间横隔一坝，一边为陂池，一边为稻田。坝中部安装闸门，闸墩和闸槽合为一体；出水口为拱形洞。从闸槽、出水口的结构看，是一座提升式平板闸门，升降启闭闸门可以控制水量。池底塑有鱼、鳖、螺、菱角等，坝外是稻田。据说，出土时可见画有纵横成行的秧苗……专家认为：这说明至少在东汉早期，汉水上游就有人工修建的水库，而且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在宋代，史志明确记载有专事水利的“山河军”，时至今日，仍有专家认为水利工程在中国古代关系着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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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也是睿智的工程。一条大运河，早已穿过长江、黄河，从杭州直达北京已逾千年，至今航运繁忙；“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的都江堰至今发挥作用，年代早到先秦李冰；城固县的五门堰至今仍在灌溉万亩良田，更让人震撼的是内藏的数十通古代石碑，水利修建碑、水利纠纷碑、清查田亩碑、水利保护碑、章程碑、歌功碑、堰产碑、书画碑等历代碑石，堪称一座中国古代水利史的博物馆。

地球时刻转动，表面约70%被海洋覆盖，河流以其特有的规律和形态存在着，大自然以我们尚不可知的规律也在时刻运转着。万物恒变，江河形态其实也永远是个变量，但不变的是水与中华民族的生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