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可以成为总统的朋友吗

章敬平（专栏作家）

晚上6点半，美国新闻史上“最危险的总编辑”本，接到肯尼迪夫人的秘书打来的电话，叫他们夫妇稍后前往白宫，去海军医院看望肯尼迪总统的遗体。

秘书在电话中强调，喊上他们，是肯尼迪夫人的主意，邀请他，不是因为他是记者，而是因为他是他们家的朋友。

此时，1963年11月22日，全世界都已知晓，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5个小时前，肯尼迪在夫人的陪同下，乘坐敞篷轿车行经达拉斯的一个广场，遭遇枪击。

彼时供职《新闻周刊》的本，正在某个书店翻看闲书，身边不断传来的嘀咕声，渐渐汇聚成大声惊呼：“天啊”，“肯尼迪”，“枪杀”。本冲回美国国家新闻大楼，在12层《新 闻周刊》办公室，自动收报机传来美联社的消息：“中了三枪”。本给自己的太太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肯尼迪死了，嘱咐她控制情绪，去想想作为朋友，他们能为已成遗孀的肯 尼迪夫人做点儿什么。

这时候，一个《新闻周刊》的同事，给本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是否想写点什么，一篇评论？或者一篇祭文？

同事的电话提醒本，他是一个记者，面对肯尼迪遇刺这样震惊世界的新闻，他需要为他所服务的《新闻周刊》写点文章。可是，本很难恢复到一个记者的状态，还没落笔，他就哭 了出来，别提什么控制情绪了。

是的，他们是朋友，所有的同事都知道，他们夫妇与肯尼迪夫妇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朋友，偶尔还是合作伙伴，肯尼迪曾经在舞会间隙，将一条独家新闻率先透露给本。很难 说，肯尼迪这颗政治新星的冉冉升起，与媒体界声名赫赫的他，到底有多大关系，但是，多数情况下，他是站在肯尼迪这一边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祭文还没写好，本就按照肯尼迪夫人的来电，与肯尼迪在华盛顿的其他亲友，前往海军医院。一路上，摩托车开道，警车通鸣，一辆摩托车还在半路失去了控制，在本的意识中， 与肯尼迪遗体相见的旅程，是一趟危险的旅程。等他们安全抵达，却没能马上见到肯尼迪遗体，他们在医院等候厅黯然地等待。

好几个小时后，令本终生难忘的场景出现了，肯尼迪夫人满眼恐惧，缓慢地，浑身颤抖地走进病房，粉红色的套装上沾满丈夫的血迹。她木讷地和每一个亲友一一拥抱，而后，问 他们，是否想听她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

话音没有落地，肯尼迪夫人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她面向本，提醒他，不要将这些写入下周出版的《新闻周刊》。

很多年以后，本在他的自传中说，那一刻，他的心全凉了，他意识到，即使在她最悲伤的时候，她也没有把他视为最值得信赖的人，他是，而且仅仅是，一个比陌生人好一点的朋 友。

第二天凌晨，本离开了海军医院，去他的办公室，接着写他的祭文。末了，他写了一篇标题为《特别恩赐》的祭文。

这是一篇深情的祭文，像挽歌，像赞美诗，他称赞这个尸骨未寒的老朋友，是个个性飞扬的总统，是个魅力四射的总统，是个精力充沛的总统，他拥有世俗人生都渴望拥有的品性 ：直率、阳光、平凡、宽容、友善、爱交朋友。

结尾处，他写道，没有肯尼迪的世界从此变得狭小，离开肯尼迪的美国，从此变得暗淡无光。日后，本想起这篇旧作，坦言自己多少有些夸张。

同样让日后的本觉得有点儿夸张的，是他撰写的关于肯尼迪夫妻关系的文字，本说，肯尼迪深爱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深深地爱着他，关心着他，他们在医院相识，又在医院分 离，经过疾病和孤独的考验，他们的爱情是那么地与众不同，亮点了两个人的灵魂。

历史证明，肯尼迪确实还爱过其他女人，他和其他女人的风流韵事，让本对他们爱情的歌颂，多少显得别扭。

今天，回头看本讲述肯尼迪的文字，我最关心的不是他是否夸张，我关心的是，他创作祭文时的角色定位，是朋友，还是记者，抑或兼而有之？

严格地说，这两个角色有时候是有利益冲突的，作为朋友，你需要包容赞美，作为记者，你需要客观乃至揭露批评。朋友的交往是私人性的，记者的报道是公众性的，当记者把政 治家变成了朋友，朋友与记者的角色定位就容易混淆，新闻媒体就容易由“社会公器”变成“私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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