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余声

文／李佳蔚

十年后，非典后遗症患者方渤的家庭已彻底破碎。他酗酒，抽烟，
把“骨坏死”当成一种“不死的癌症”生活着。
中国周刊记者／商华鸽 摄

十年前，“非典”袭来时，我正在一所县城中学读高二。没有人向我和我的同学们解释到底什么是SARS，可我们都无比确信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病毒，因为隔壁备战高考的高三师 哥师姐们都开始停课打扫卫生。

刺鼻的消毒水味道开始在教学楼里弥散，学校门前那条往日熙熙攘攘的大街变得空荡，只有戴着口罩的家长探着脑袋，从大门铁栅栏里伸过手，握住自己孩子的手，才能证明这所 重点高中没有被隔离与遗忘。每天下午后两节课，学校开始通过闭路电视给我们放电影，可依然不能让我们这些平时与电视绝缘的学生兴奋。相反，一种莫名的情绪在蔓延。

一切恐惧来源于未知。

十年后，我们制作这个“非典”专题。我们从采访对象那里听到了一些特别的“声音”，让我想起那所县城高中里曾经围绕SARS的种种揣测与疑惧：

“非典”后遗症患者吴桂在2010年，找到了一份文件，这是卫生部2003年的发文，上面明确写着“非典”是传染病，但多年来信访部门一直以国务院2006年才将“非典”纳入传染 病来拒绝他们的一些要求。

受雇于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人黄永，在宣布“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的几天后，却在佑安医院发现了一百多名“非典”患者。

中国最权威的治疗“非典”后遗症股骨头坏死的中医医院——望京医院，它一开始并没有成为“非典”后遗症定点医院，是患者们以及医护人员的努力，才让这家医院可以帮助他 们缓解后遗症痛苦。

不可否认，因为SARS，在过去十年，中国几近完成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和疾病防疫系统的完善。

上述“声音”的存在或者被发觉，提醒我们在公众知情权、信息透明公开和后续关怀帮助等方面的工作，仍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十年时间并不算短，在SARS被认为终将成为记忆的时候，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些“余声”：不是多余，而是必须；不是剩余，而是警醒。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切自信来源于正视。

（李佳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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