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 记者 杨洋北京报道

2012年7月3日，“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工作人员王秋霞将一份快递发往北京市环保局，寄出的只是一张薄薄的纸——“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的信息为：“重污染日北京市应急预案，特别是关于学生体育锻炼的预案，以及预案的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和有待完善的方面等信息。”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是发起“我为祖国测空气”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前一晚还在酒吧自测PM2.5浓度的王秋霞很疲惫，眼睛里充了血。问到为什么要对《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提起信息公开申请，王秋霞说：“原因很简单，我们多次在新闻报道里见到过这个预案，但内容细则，谁都没见过。”

“传说”中的应急预案

2012年春节后，王秋霞看到了一条“完善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新闻。来自2月9日《京华时报》的消息称：“近日，北京市政府召开专题会，《北京市2012-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获得原则通过，《工作方案》首次提出北京PM2.5的治理目标，并给出了治理大气污染的八大类具体措施。”在八大类具体措施中，“应急类”措施如此表述：“本市将完善空气质量重污染日应急预案。遇重污染天气，本市将暂停施工工地土石方作业和渣土运输，部分企业停产、减产，市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停驶部分机动车。”具备初级汉语知识的人都可以得出结论，既然是“完善”空气质量重污染日应急预案，想必之前，已有一个应急预案。“内容是什么，从来不知道，我们也想了解了解。”王秋霞这样想，便开始搜索以往的新闻报道。

经过网络检索，王秋霞很容易便找到了关于北京市的“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媒体报道。最早的一篇发表于2005年10月10日，来源于新华网的新闻标题为：北京将启动“重污染天气预报应急预案”。在这篇报道里写道：“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９日表示，针对10、11月重污染天气多发的特点，市环保局和有关部门、企业已经制定了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并将在出现连续重污染天气时启动。据介绍，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主要包括：道路清扫、洒水；排放大的企业自行减排、启动企业应急措施等，一般在连续２天出现重度污染天时启动预案。”

这篇报道也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在2005年10月，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已经制定，内容且比较详细，不但用启动预案的条件——连续2天出现重度污染天便可启动预案；也有一些具体措施。

两年后，类似的报道再次出现。2007年2月1日，《法制晚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北京制定启动《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报道。这篇报道的开头如此叙述：“2007年内，北京如再逢沙尘、雾霾等重污染天气，中小学生将会被告知暂停户外活动，市民应尽量避免外出。市人代会上，市环保局接受代表咨询时表示，2007年将制定并启动《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在这篇报道里，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处处长的王大卫称：“重污染天气是指空气质量达到和高于4级。正在制定的《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将更着重考虑静稳型重污染，即持续无风、污染物累积形成雾霾的天气情况。”

这篇报道与之前的报道实有冲突，2005年就制定出来的应急预案，到了2007年变成了“将制定”。不过，在这条新闻中，北京市环保局开始关注雾霾引起的大气重污染。四年后，PM2.5的概念被普及后，人们才知道它是形成雾霾的重要成分。

在王秋霞检索各种消息时，她发现应急预案的名字时而叫“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时而叫“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有时又叫“空气质量重污染日应急预案”。可无论什么名字的预案，都没有公布过详细内容。他们到底是一个预案，还是不同的预案？如果是一个预案，到底这个预案制定出来了吗？为什么不公布？如果不是同一个预案，为什么要在一个问题上制定多个预案？又为什么不公布？

仅在网络上检索，显然得不到答案。

寻找预案

就在王秋霞向北京市环保局发出信息公开申请两天后，7月5日，她接到了市环保局打来的电话。对方告知王秋霞，“重污染应急预案”目前还在制定中，具体公布日期需要询问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处。在王秋霞追问到底有没有过这个预案时，对方回答：国家没有规定要求各地必须要做这个预案，为了迎接奥运，北京市环保局曾研究过类似于恶劣天气应对的措施。

7月10日，星期二上午，《中国周刊》记者拨通了北京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处的电话。接电话的张姓工作人员听说记者询问“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情况，“呵呵呵”干笑了三声。他说，“最近怎么总有人问重污染应急预案的事儿啊。”该工作人员告知记者，他做不了主，无法回答记者的问题，需要向管理处的于建华处长汇报，希望记者下午再打来电话给予回复。

当日下午，记者又打去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称并不知情，记者留下手机号码，等待回复。直到周五，记者每日给大气环境管理处打电话，均无人接听。

在此期间，记者联系上新华网、京华时报以及法制晚报报道“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三位记者。三人均表示没有见过“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细则。一名记者说：“私下里曾经问过环保局，他们说有过一个预案，但级别太高，从来没有启动过。”另一名记者表示：“在会上,只是见到预案名称，大方向都有，就是不见下文，根本没法监督。”

经过一个周末，7月16日，周一上午，《中国周刊》记者终于拨通了大气环境管理处的电话。接电话的正好是张姓工作人员，他表示，如果想了解预案的相关内容，必须通过北京市环保局的宣传教育处。

记者与宣传教育处取得联系。接电话的刘姓工作人员要求记者发送采访提纲的传真过去，“等领导在的时候汇报，再给您回复。”

第二天一早，记者发去采访传真，等待回复。同天下午，记者找到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方力的电话，并与之取得联系，方力说：“北京市在奥运期间，曾经有过一个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但并未向外公开。”至于具体情况，方力称当时不在此工作，并不了解。“目前制定中的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会有所继承，但主要针对目前的天气情况。至于什么时候制定出来还不好说，这需要多部门共同协商，不是一拍脑门就出来的。”

一个多小时后，北京市环保局宣传管理处打来电话。一名姓翟的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无法接受采访请求。记者表示，可以就之前的应急预案谈一谈，该工作人员表示：“应急预案不是环保局一个部门能够制定的，也不是环保局能出的。之前的是内部的，详细内容没法说。”

《中国周刊》记者提出希望采访2007年曾经在新闻报道里提到“制定并启动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大气环境管理处处长王大卫。宣教处翟姓工作人员称，王大卫已不在这个部门工作，不能联系采访。

其后，记者找到王大卫的电话，但王大卫拒绝了采访请求。

7月19日，在一个“科技传播沙龙”上，记者向北京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处处长于建华提出寻找预案的问题。于建华表示，该预案正在制定当中，之前在08年奥运会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草案，并没有向外公布。“那只是个草案。没有正式发布的都不算。客观的说，还没有这个预案。空气这个事情，涉及到的部门非常多，在制定的过程中需要协调和征集很多部门的意见。”

至于新的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何时能够公布，于建华说：“我们会尽快，但应急预案不是由市环保局来发布，发布和实施最终都要由市里统一牵头做的。”与于建华一同前来的北京市环保局宣教处王小明也解释说：“应急预案出来以后，会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你们也能体会，目前咱们的社会管理成本，是很高的。”

环保局官员未能解释的，是行政成本，从2005年提出“重污染日应急预案”概念，到现在，7年过去，这一预案仍未完成，且至今何时完成、公布，仍是一个未知数。

是草案，而不是正式预案，所以没有公布——就在本刊记者认为自己获得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时，一名北京市环保系统的官员则告诉了另一个版本的解释：北京奥运之前，外国提出应该有重污染日紧急预案，环保局就做出了一个。至于为什么不公布？“我们能保证空气质量，具体内容不用发布。”

王秋霞依然在等待北京市环保局的正式书面回复。她的执拗来源于两点，一，人们希望了解，在重污染天气中，政府该做什么，自己该做什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章第十条规定着：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