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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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4日，四川阿坝州羌族妇女就业帮扶中心“羌绣帮扶计划”在成都启动。义工在展示羌绣艺术品。“羌绣计划”以社会企业的形式，帮助羌族妇女解决就业问题。图／CFP

    这是一个小个子的女人，说话语速极快，她精力极为充沛。“加班到十二点，刚把今天的工作做完，向她汇报，早晨五点，新的邮件又来了。”她的助理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2012年之前，周惟彦被称为“李连杰背后的女人”，作为壹基金的执行执行主席，她是这个机构实际层面的老大。从全球公益慈善论坛到运用银行的流程规范管理一家基金会，四年间，在她的掌控下，壹基金成为行业标杆。

    她曾经做过跨国公司中国区营销总监，当过拥有过329名员工的地产投资公司的董事兼CEO。29岁时，她丢下了公司，转身进入公益圈。

    出身真正的商业公司，她与一开始就投身公益事业的人有所不同。

    她天然地散发出一种说服力，据说，她曾在一个身患重病的企业家病床前，神奇地说服对方投身公益慈善，企业家的夫人甚至当场从手腕摘下贵重的手镯。

    2012年，她放下壹基金，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创新研究院，宣传推广“社会企业”这个新概念。

    周惟彦和她的新选择成为公益圈大事件。人们纷纷猜测：也许“社会企业”会成为未来中国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手段。而这个兼具商业头脑和慈善心的女人将如何展开她的新征程？

Q＝《中国周刊》  
A ＝周惟彦

“社会企业”是什么
Q：2012年4月初，博鳌亚洲论坛特意为你开设分论坛，你向企业家介绍了“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据说现在很多企业家很感兴趣？
A：对，前不久我去上海，就是帮助一家企业升级成为社会企业。故事很有趣，企业的创办人是一位母亲，孩子患有脑部疾病。若干年前，她曾经带着孩子去美国治疗。使用了一种测评系统，帮助患儿家长了解这项治疗有没有提高，需要更为关注哪方面。同时，这也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母亲。她想，我的孩子因此受益，可否用这个系统帮助更多中国人。于是，她把系统引入中国。如今，她的公司做了四年，共投入400－500万，基本盈利。但她的公益心很强，又陆续在上海的一些社区免费开课为家长搭建平台。
我见到她时，第一句话就问：你的公司已经具备了“社会企业”的特性。她完全听不懂，不知道。我解释说：“你想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并不是为了赚钱，这是社会企业家和一般商人的区别，你有非常强的社会责任感。”她非常兴奋：“我原来以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个公司。”

Q：在中国，社会企业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你能否通俗地阐释概念？
A：用市场化的手段实现公益目标和社会价值。
具体说，社会企业成立的初衷、目标和动机都是为了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和传统的公益机构不同，社会企业的运作成本不是来自捐赠，而来自通过商业手段的自我造血。
我去英国拜访布朗政府和一些专业机构时，我问英国人如何定义“社会企业”。西方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的，但大概的意思也是社会价值最大化存在的企业，要保证利润，要可持续性发展。

Q：2012年，你逐渐从壹基金淡出，开创社会企业创新研究院，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冲动的来源？
做壹基金这些年，逐渐发现这不是我真正喜欢的方法，太传统了。中国1000多个基金会都是捐钱，开慈善晚会，局限于钱与钱的关系。再或者在媒体上宣传“伤心的泪水，感人的故事”，逐渐公众都以为这就是“慈善”。
2008年，我开始反思，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来做公益慈善？为什么在中国做公益那么难？有没有方法让这个行业更快发展？那时，主要注意到这个行业里的人才特别匮乏，匮乏有制度问题、社会环境问题，主要问题是精英层，尤其是商业背景的精英层并没有身体力行去做。恰好那时我看到《365这种改变的方法世界》 这本书，接触到西方最新的社会型企业概念和案例。
汶川地震之后，我们在灾区尝试羌绣帮扶计划，我刻意把它做得很‘炫’，在香港开时装发布会，把产品送给克林顿、布莱尔夫人。

Q：“羌绣”可否被定义为一家社会企业？
A：的确。最初政府对这种形式很陌生，认为我们是福利企业，后来也说不太清楚，但还得继续做下去，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用了2-3年的时间和当地政府慢慢沟通。最重要的是不停地请他们看产品。最终，这家企业让超过一万的羌族妇女有了基本收入。
2009在壹基金时，我尝试和达能合作，设计开发一种营养包，利用当地的食材解决农村儿童贫血营养不良的问题。这些年，我在寻找一种能够更有效更持续开展公益的办法。现在看来，“社会企业”是最好的，可能当下人们看不懂，但未来我们回顾，这种尝试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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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惟彦，壹基金前执行主席。现转身推广社会企业。王攀 摄

重要的是如何让公众信服
Q：但是你也谈到在政策范畴下，社会企业的概念很模糊？
A：在壹基金，我学会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等待规则，要先做起来再说。规则是自己定的。
做壹基金之前，很多人在质疑奉劝我们：壹基金这么草根的机构肯定不会长久，但现在呢？
壹基金已经成为行业标准。在中国做公益，民间要学会自下而上地做。我经常跟做公益的朋友聊：不要怕高调，怕高调引发攻击。因为你们不是为了一己之利，是为公众服务。

Q：李连杰曾直率地表达过公益组织和政府之间存在矛盾。这是否是你现在的困扰？
A：政府对民间机构又爱又恨。很多民间组织抱怨太多。其实不同的公益机构有不同定位。如果是平台型组织，和政府是合作关系，彼此提供资源；如果是执行性组织，那就找准方向，安心干，不需要和政府在宏观微观都要一致。如果是一个刚成立的草根就踏踏实实做事，因为最初几年你可能还用不上政府，这个阶段需要孵化器的帮助。政府没有太多精力帮助每一个草根或者初创NGO。
很多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喜欢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我非常不喜欢这个调子。你不能怨天尤人。好比你去追一个姑娘，追不上，大喊：我那么爱你，你为什么不爱我呢？这只是证明你没本事。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获得帮助，有些不可以？埋怨太多，只会将自己和政府对立，非常不利于整个公益行业和政府的对接。圈子里很多人喜欢批评政府，但我们更多应该自查：是否自己做到足够专业，让公众信服？

Q：做壹基金时，招行行长马蔚华、腾讯的马云，万科的王石都是你的座上宾，你接触过大量企业家群体，他们做公益的心态是什么？你如何向他们推广“社会企业”这个概念？他们最关心什么？
A：坦率说，在中国，我没有看到一个企业家是完全心灵和谐。大部分企业家很焦虑，处于信仰缺失阶段，都在追求心灵归宿，这是中国社会的问题。这也是他们做慈善公益的初衷。
谈到社会企业，企业家的态度很有趣，一种表态：公益是公益，商业是商业，别混一块。他们质疑我，因为有顾虑，怕外界说他们想戴“白手套”。一种人觉得概念很好玩，平时老捐钱，不放心；做基金会，水太深，不敢试，做一个企业，还有公益性质，挺好。第二类群体什么年龄段都有，从80后到60多岁的企业家，这是我最高兴的。
企业家群体最关心社会企业的游戏规则和模式。比如有没有税法减免？有没有成功案例？有没有书籍推荐？他们只有看到成功的前例，才敢尝试；而在选择尝试什么样的社会企业时，他们感兴趣教育、医疗、养生、环保……这也是普遍的社会问题。

Q：很多企业家抛下身家转行做公益，或者去做社会企业？这种转型难度在哪？
A：难度是改变他们的赚钱心理。他们懂营销、财务管理……做企业没问题，但要扭转最终的目的。我会奉劝：你做的这个企业不是为了上市，不是为了买豪华车，而是为了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实现你的梦想。一旦观念扭转过来，非常容易。
其实，与企业家相比，公益圈里的人转型做社会企业更难。我曾试过帮助一些公益组织的人，教他们学会市场化、销售、品牌管理、仓储到生产流程的控制，但非常非常不容易。长期做公益的人跟人谈钱会紧张，跟赞助商要钱，分寸感很差。有些人是一味被别人欺负，有些人则表现出冰清玉洁的态度，让赞助商很不舒服。虽然中国古话说：道要，术为其次，但在公益领域，真的是相反。

Q：据说，你自己也在尝试做社会企业？
A：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大儿子十岁，小儿子一岁。在中国，我发现，很多父母其实不会做父母。孩子一出问题，骂社会环境、教育部、学校，但父母很少反思自己。整个社会对父母教育基本是空白。我有很多有钱的朋友，把0到3岁的孩子扔给保姆、父母，孩子的问题非常多，其实这就是父母的问题。两年内，我一直自己尝试在社区做一个家长互助中心。至今，我没有在中国发现一家纯公益的、以父母为教育对象的机构。
在中国，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家商业机构表现出对教育行业的长远的关注。教育已经被商品化，很可怕。家长成为提款机。美国有一档最受欢迎的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起初就是一个基金会出资赞助，但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美国儿童。中国有什么？难道是《喜洋洋与灰太狼》吗？我不认为这部动画片好。
我常常想，今天的教育如此，孩子这样，那中国的未来交给谁？难道以后不断出问题再不断解决？做一家教育类型的社会企业，是大公益。

绿事件

    4月，汕头社会组织开放登记。当月，《汕头经济特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就“慈善类、公益类、服务类”三类组织放宽登记，明确培育措施。这一地方法规为全国首创。

    4月16日，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首次对社会公布。意见指出，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将逐步取消行政级别，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等多种形式的治理结构。

    4月，民政部公布了第七届“中华慈善奖”名单，此前已经连续6次获得该奖项的知名慈善家陈光标最终“落选”。4月2日，陈光标在其个人微博称，对落选并无特别的感觉。据媒体报道，陈光标落选的原因和其颇具争议的慈善方式有关。“中华慈善奖”是我国慈善领域的政府最高奖。

    4月，由官方与民间联手成立的中国慈善组织“微基金”，通过新研发的网络监督平台，开始发布账目精确到“每分钱”的慈善账本，捐助人可以免费查到每一分善款的流入和支出。有民众认为，此举让深陷“信任危机”的中国慈善，迈出了“公开透明”的一步。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民间蕴藏着巨大的慈善力量。但2011年，赖捐、乱捐、索捐等事件的发生，让中国慈善遭遇“危机之年”。

    近一个月来，洞庭湖连续发生江豚死亡事件，截至4月15日，已经有12头江豚死亡，其中有9头集中在一个星期内被发现。尽管死因尚未明确，但解剖专家分析，导致江豚死亡的原因可能有：感染传染性疾病、中毒、电鱼、饿死。不久前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启动的一项最新调查表明，洞庭湖江豚数量总体仍呈下降趋势。专家预测，如果现状依旧，在未来15年内江豚即将灭绝。

    4月17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态，中国工程院应该对“烟草院士”一事给出明确的态度。2011年12月8日，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院士，被媒体称为“烟草院士”。对此，控烟人士和烟草科研工作者针锋相对，但一直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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