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记者 林天宏 广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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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选自方力钧画作《病》系列

    徐黎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一个多月前活蹦乱跳走进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大门的儿子小涵，能够同样活蹦乱跳地走出来。
    但事情看起来不太乐观。这个原本只是患上普通手足口病的一岁半男童，病情日渐加重，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更令人感到错愕的是，因为小涵的病情复杂，再加之前期医院治疗时出现的一些小差错，使得徐黎与医院在救治中产生尖锐矛盾。   

    在这种不信任的状态下，这个父亲拿着手机，对与医生所有的沟通、谈话进行录音，并要求全程记录会诊状况作为证据。

    媒体称之为“录音门”，有媒体还将其与刚刚画上句号的深圳“八毛门”事件相提并论，称“中国医患关系的互不信任状态，已经达到了历史顶峰”。

一
    对于徐黎来说，过去的这一个多月，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噩梦是从9月19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一岁多的儿子小涵突然开始发烧，第二日，手脚开始出现红疹。情急之下，徐黎和太太一起，把孩子送进了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后确诊为手足口病，要住ICU观察治疗。

    这是一种幼儿多发病，广东省每年会出现近20万的手足口病患儿。而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是广东地区最好的儿童医院，也是广州市卫生局指定的三家手足口病定点收治医院之一，每年，它都要收治数千甚至上万名手足口病患儿，在这个领域，具有相当的专业与权威性。

    本以为没事的徐黎，即日便飞离广州，到新疆出差。这个40岁的男人是山东人，已经在广州生活了十多年，平日里在新疆做煤矿生意。但第三天，主治医生给徐黎打来电话，称小涵有生命危险，要输血，还要进行腰椎穿刺，要求徐黎立刻赶回。

    徐黎一下子蒙了。在他的概念里，输血和腰穿都是重病患者才需要的。“儿子进医院时，还有说有笑的，怎么就突然这么严重了？”

    他心急火燎地赶回了广州。在病房里，这个父亲发现，刚输完血的儿子，怎么叫都醒不过来，而且，在身体没有外伤的情况下，尿片上居然出现了点点血迹。更让这个父亲感到难过的是，醒过来的小涵，情绪极其烦躁，一看到陌生人就哭，连“爸爸”都喊不出来了。

    每天少则五千多元、多则七千多元的医疗费用，就换来这样的治疗结果？徐黎说“自己怎么也想不通”。他抱着儿子的病历和检查报告，咨询市内和北京的几个儿科专家医生，得出的答案是，小涵的病情并未达到入住重症监护室的程度；而且，根据化验报告显示的血红蛋白数量，也不需进行输血。

    一怒之下，徐黎想到了媒体，他打算用曝光的方式，为自己和儿子受到的“委屈”，讨一个说法。

    广州当地的几家媒体介入并报道了此事，医院方面的回应也很及时。9月26日，院方先是更换了小涵的主治医师，并表示，原先的主治医生，在与病人家属沟通方面、ICU护士监护方面，都存在不足。

    但院方同时也强调，小涵刚进入ICU时的病情报告，并没有完全发到徐黎手上，所以，外面医生的诊断，并不能作为参考依据。徐黎如有疑问，应该与主治医生沟通，“请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

    在双方各执一词的同时，小涵的病情开始出现了好转。9月29日，医院认为，小涵已达到治愈出院标准，建议出院继续康复治疗。徐黎也同意，先带孩子回家观察休养。

    事情似乎暂告一段落。但院方和徐黎都没有意识到的是，一颗不信任的种子，已经在双方心里悄悄扎下了根。数日后，小涵病情复发，又将这种不信任的状态，推到了顶峰。

二
    10月8日夜间，小涵又发烧了。还未办理出院手续的徐黎，便带着儿子回医院继续治疗。

    但这一次，面对医护人员，徐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和妻子开始每天记录孩子的情况，包括孩子每天的体温、咳嗽、大小便，甚至喝水和吃水果的过程也不遗漏。徐黎还动用了高科技手段，用手机的录音功能，录下每一次与医生的对答。在这期间，医院为小涵组织了会诊，他也要求参加，并全程录音记录。

    徐黎的小心谨慎，也使得医护人员的压力倍增。那些天里，任何手续与文件，医生都要让他签名。前前后后签了有十几次名字。在徐黎当时的理解里，“医院是在报复我”。

    10月23日，双方的不信任状态达到了顶峰。那天，医院的工作人员因为疏忽，使用了旧版模板，该文书上有“巨细胞病毒阳性”字样，虽然后来发现后及时更正，但这彻底激怒了徐黎。

    他再一次选择向媒体曝光此事，蜂拥而来的媒体们，堵住了儿科手术室的大门。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医院召开了媒体发布会，对小涵在诊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一作出答复。小涵的尿布出现血迹，是在抢救时导尿管擦伤尿道导致的；签名只是医院的常规，在仍无法做到全面控制病情之前，小涵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这才多次要求；对于徐黎认为儿子在进入ICU之前还活蹦乱跳的，但之后便变得情绪不安的问题，院方表示：“这只是一种主观、笼统的说法，医院不愿对相关细枝末节过多纠结。”

    在这段时间里，院方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他们多次组织院内多学科会诊，多次邀请国内及省内权威专家会诊。 

    但由于小涵在患上手足口病后，全身的免疫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引发了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综合征；噬血细胞综合征(HLH)；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IR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肺部感染等一系列病症，病情非常复杂。

    在压力之下，医院还是愿意与徐黎达成“某种共识”。他们将重症患儿小涵的病历文书、检验检查结果、知情告知记录等医疗资料，悉数交给了徐黎，同时建议他与其他儿科专家进行讨论。此外，也允许徐黎对所有的沟通、谈话、处理进行录音、拍照，全程参与专家会诊、讨论。

    但显然，医生们的心理也出现了问题。儿科主任王波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从接触这个事情开始，自己已经40多天没有睡好觉了，压力很大。

    “我看上去是不是很疲惫、很残？”他无奈地摇摇头。

    副院长陈运彬也很理解这样的心态：“其实医生也是人啊，我们是为你服务的，我们知道你对我们录音，对我们不信任，怎么可能不害怕呢。”

    陈运彬已经当了30多年儿科医生。当年班里30多个同学，现在只有3个人在做儿科的本行，其他的都转行了或者转了专业，“医疗界流行一句话，一怕儿科，二怕急诊。”陈运彬感叹道，“儿科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人群，这些孩子都是婴幼儿，他们不懂表达，或者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病情，所以医生的责任更大。其实，儿科医生真的是热爱病人的，不然没有必要做这行的。”

三
    ICU病房里的小涵，并不清楚成人世界里发生的这些纷扰。这个一岁半的男童，依然在病痛中苦苦地挣扎。

    10月28日，小涵的病情再次加重，医院将其转进了无菌病房。在与徐黎沟通之后，院方决定，将小涵的病历在网上公布，以得到全国专家的支援。

    焦灼中的徐黎，给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发短信求助。一直在关注此事的廖新波回复短信道：“已经有顶级专家会诊，治疗上基本没有很大争议。原因是病毒感染后引起的免疫功能障碍，造血系统也有一些问题。我意见是：会诊已做，只能听医生的，相信医生不会把孩子往死里医。我会要求医院科学地、负责地处理。”

    徐黎说，在收到短信之后，他也慢慢冷静下来，开始反思自己在整个过程中的行为。

    “我很反感别人拿这个事情和‘八毛门’做比较。”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只有这一个儿子，我不可能在不相信医院的情况下，还把他送到这里治疗。”

    但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做法，在客观上也加剧了医患关系的互不信任：“我也是着急之下，才做出的无奈之举。其实，现在冷静下来想想，医生们也很不容易，孩子的病确实很复杂，我现在只希望，我们能一起努力，治好小涵。”

    尽管如此，徐黎还是跑了一趟北京。11月4日，他带着小涵的病历和一些资料，飞了一趟北京，找到了几家著名的儿科医院的医生诊断。诊断的结果与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结果基本一致。他才真正放下心来。

    “现在院方的努力救治是诚恳的，积极的，我们家长也是非常感动的！真诚是用心感受的，这种情况下，我还有必要录音吗？永远都不会了。”他向《中国周刊》记者表示。

    一直在关注此事的廖新波，不断在自己的微博“医生哥波子”上，发表关于此事的评论。他质疑道：“为什么医患一定要‘战’呢？ 谁是谁的敌人呢？ 患者一开始就想到医生要敛财， 医生一开始就想到患者要闹事，这样的‘病’如何治呢？ ”

    在一篇名为《医生的医疗行为到底该听谁的？》的博文中，他又这样写道：“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谁也不能保证每个病人百分百不出现不可预料的意外，这种意外是谁的错？ 谁来承担后果？ 医师是应该有一颗对生命敬畏的心，但不应该是揣着如何不被患者讹的心态工作。医患关系日益恶化谁之过？ 医师难道不是受害者吗？”

    但也有观察此事的律师朱永平这样分析道：“这种极端不信任的根源，除了与个人秉性有关，亦是多年来医患紧张对立下的累积反应，其根源在于医疗体制。希望政府能够尽早建立起一个看病基本不花钱的医保福利制度，这样才能减轻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

    （徐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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