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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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省市试点省级协调机制防范官员外逃。图／CFP

    “合法输出的中国产品”包括哪些？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有很多种，也许是丝绸、也许是茶叶，但有一种答案，足以令天下华人脸上无光——近年来，一些外媒把这个称谓按在了中国外逃贪官的身上，讽刺之意，不言自明。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目前外逃贪官现象之严重。

    而在国内，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日前再次迎来了政策调整的关口。经过两年多时间的酝酿，9月2日，省级防逃追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启动会议在上海召开，根据会议透露的信息，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广东、云南等10个省市将加入联防试点。

    所谓联防，重点在“防”。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贪官一旦逃离国门，便如石沉大海，极难绳之以法。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曾撰文指出，目前追逃的手段一般有两种，首先是依靠国际刑警组织的帮助，但其作用更多地局限于提供信息交流平台。虽然可以向全世界发出通缉令，但是它对于成员国的刑警没有指挥权。第二是引渡，但到目前为止，我国与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引渡协议。这也就意味着，贪官一旦逃往没有司法引渡协议的国家，从司法上来说，就没有任何机制，可以让该贪官引渡回国。即使有引渡协议，如果中国与协议国司法体制衔接出现问题，则面临着重重阻力。事实上，中国的司法不透明往往成为其无法引渡贪官的一场黑色幽默。

    即便引渡成功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2004年4月，被指控盗用中国银行4.8亿余美元公款的余振东，成为了第一名由美方正式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嫌犯，但这个结果，经过了3年的谈判，6次公务往返、查证取证。厦门远华走私案主犯赖昌星最终被遣返回国，则让国人一口气等待了十二年之久。

    因此，与其事后补救，不如事先预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省联防机制的确立，就是将反贪之网罗织得更紧。“省级联防，就是防范贪官从一个省市窜逃到另一个省市，再往边境潜逃、往沿海地带潜逃，”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分析，“省与省之间、省与市之间建立联动机制后，追逃犯就不是一个省的事、而是全国的事，各省都有义务联合起来，这样就把握了逃官的行迹，对于追逃有很重要的作用。”

    而他认为，上述这10个省市，既有内地的布控，也有边境的严防，是“比较科学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则解释道，“一个官员很难蒙蔽所有的相关部门，从大的策略上来说就是要把好国门，让腐败分子不能轻易逃脱。”

    另外，省级防逃追逃协调机制还进一步厘清了中央和地方的权责。此前，对于外逃人员的境外缉捕主要由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监察部实施。

    按照纪检官员的说法，“级别高的官员中央监控起来方便”。但是，级别低的官员，由于精力有限，中央则很难兼顾，导致这部分官员外逃现象严重。一旦省级协调机制建立，基层官员的追逃工作便可以交由地方自行组织人马进行，这将使得反腐工作“端口前移”，不仅抓大案，还要兼顾小案。

    据介绍，上述10个省市将于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期间，开展相关试点工作。

新闻线

●1995年
《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出台。

●1997年1月31日
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

●2006年
修改后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也明确，“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及有关情况应当报告”。

●2009年11月25日
深圳市出台《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