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连启

富足的经济、宽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是文化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天下太平，戏曲演出也在统治阶级上层时兴起来。康乾时期常以场面恢弘的演戏活动炫耀盛世和粉饰太平。据黄文阳《曲海总目》载，当时共有1016种戏目。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宫廷内外才出现大量戏出形式的绘画。

            一

清中期朝廷在编故事修剧本的同时，宫廷内府还依剧本绘制了戏画和扮相谱。如乾隆年间根据宫廷大戏《劝善金科》所绘扮相脸谱和后来昆曲散出的戏画。

戏曲人物画中，有一种是肖像性质的，画著名演员演某出戏的写真画。清末画家沈蓉圃先生，在同治、光绪年间画了许多的戏像，留传不少，如《群英会》、(程长庚、徐小香、卢胜奎)《虹霓关》(时小福、陈楚卿和梅巧玲)、《探亲》(刘赶三)、《燕门关》(梅巧玲)。这时期也是《升平署扮相谱》产生年代。沈先生是以画其面容的方法来描绘的，每个人的面貌神情，以及服装、头饰、化装的式样、色彩、图案等非常准确逼真。譬如《群英会》中，程长庚、卢胜奎所扮的鲁肃、诸葛亮，在化装方面，基本上看不出粉彩的痕迹，而所戴“髯口”里面，还隐约看到短短的胡子，徐小香先生扮的周瑜，脸上也只有淡淡的粉彩。这些画像的素材应当源自宫廷演戏。

            二

1932年《国剧画报》，曾连续发表过梅兰芳的一些藏品，其中有些题名为《升平署扮相谱》。所谓“《升平署扮相谱》”就是清朝宫廷留下的一批戏曲人物画，这是一部特为慈禧太后专门绘制的册页画。据《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记录，戏曲人物画在故宫的原藏处是太后寝宫寿康宫的紫檀大柜中，是慈禧太后的“御赏物”。它是兼有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的观赏物，这些画每幅纵高27.2厘米，横宽21.5厘米，大多各画一个角色，个别有一幅两个人物的现象，大半身。上写角色名性，每出戏为一组，第一幅写戏名，下有一行“穿戴脸儿俱照此样”小字。一般此语解作装扮用的，其实是供太后参看的，这一整套画册所画剧目以“乱弹为主”，也有昆腔如《六殿》、弋腔的剧目。自道光七年南府改为升平署，宫中承应戏仍以昆腔、弋腔为主，偶然有一出“乱弹”戏出现。同治末年（1874年）至光绪初年（1875年），宫廷演出“乱弹”戏逐渐增多，经常传外班演戏，如三庆、四喜、春台等对班进内承应。这一整套戏出画册既然大都是微班剧目，也就是说宫中这套画册的创作年代不会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不会晚房管於光绪初年（1875年）。从画法和风格来看可以知道画册的作者是内府“造办处”所属的一个单位“画院处”。画院处内有画家，也有画匠，以这一套画册而言，数量不少（约五百余幅），不会是一人所作，不过风格是一致的。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有：“传旨：着沈振麟画戏出人物，册页十八开”的记载。从传旨内容看这是一套沈振磷主持画的画册，而不是说这一套画册是沈振磷画的，但可以说明清代宫中的画家和画匠曾经画过戏曲人物画册。是“乱弹”戏在宫中开始上演并令人耳目一新的事物。而不是被“穿戴脸儿俱照此样”一行小字所容易误导成了宫中演出参考的扮相戏谱。

同光时期由于宫廷审美趣味的改变，也促成了一批新剧目的产生。例如清宫廷内大戏《昭代箫韶》，全剧共240出，在慈禧的亲自主持下，从光绪十四年(1888)开始翻改成皮簧剧本，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共翻改了105出，是清宫廷内工程最大的皮簧本翻制工作。这些《升平署扮相谱》画幅中，属《昭代箫韶》系列的皮簧本戏出，占有相当大部分，特别是慈禧太后最爱看的一出《四郎探母》，更是画了12幅，是单出戏画最多的一组。还有光绪初年由孙菊仙编演《善宝庄》和《摔琴》的两出戏也在这批画中出现。从以上诸多证据，证明这批戏出人物画，绘制于光绪出年是无疑问的。

本文这些幅画，都是从庚子之变至溥仪出宫以前，从宫中流散出去的。现在故宫博物院仍保存着一百幅，是未曾散出的，不过与流散民间的唯一的区别是，宫外所藏的每一出戏的剧中人名下边都有一行小楷：“穿戴脸儿俱照此样”，而原藏故宫一直未动过的这一部分却没有。这说明流散出去的部分，是第一个收买者在原画上添了这一行小字。明显意图很可能是，为了能多卖些钱。看来第一个买家只是个修养不高的商人。因为原画上既无作者署款，又无年月和用途的记载，看起来不过是匠人画的戏曲人物，但这正是内府奉旨作画的特点。于是加上一行小字，使人看了自然觉得这是宫中演戏的标准脸儿、髯口、穿戴，它的史料价值岂不就有了吗?1933年齐如山先生在《国剧画报》上发表部分戏曲人物画时，因为没有看到原藏故宫一直未动过的画，所以就给这部戏曲人物画取名为“升平署扮相谱”。

                                          三

朱家潘在2002年出版的“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中撰文云：“当年在《国剧画报》刊载时齐如山先生定名为升平署扮相谱。我听傅惜华先生说：‘据齐如山说：这部画册是庚子年他随德国兵到过皇宫，在一堆破烂东西当中有这部画册，他给太监一些钱就把画册带回来’。当我为梅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做记录整理的工作时，曾问过梅先生，梅先生说：‘这是齐如山说着玩呢，没这回事，这部画册是民国十年左右的时候在琉璃厂德友堂买的，我还能不知道吗。’按这部画册和北京图书馆所藏一部分，以及周贻白先生所藏一部分，都是溥仪未出宫以前从宫中流散出来的，现在故宫博物院仍保存着两册共一百幅是未曾流散出去仍保留在宫中的一部分，和上述三处所藏是一整套戏曲人物画册。所不同的是故宫的一百幅没有‘穿戴脸儿俱照此样’一行小字，可以这样分析：就是说流散出来的这部分曾落在一个买主手里，他加上这一行小字然后卖出。”齐如山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对此画的描述是这样说的：“北城王府及旗人家中，以至宫中的旧东西，拿出来都在此地出卖，我很跑过些趟，得的东西也很多，宫中所绘的扮像谱一百多帧，就是由此处买到。此谱为乾隆年间奉皇帝命所绘，大致有两种意义：一是怕年久失传；一是各角勾脸法虽有准谱，然亦偶有出入恐勾的不一样皇帝见罪，所以画出此谱来，经皇帝过目后，各角部照此勾画，则无人敢挑眼了。不但脸谱，连穿戴等等，都有定型，所以每一出的人员都画上，且在第一页上注明‘脸儿穿戴都照此’等字样。画的极工细，石青石绿，描金描银，只按图画说，亦是极有价值之物。”

除“《升平署扮相谱》”外还有《清人戏出册》等画册，据朱家潘先生考证，这些戏画都是道光、咸丰以来北京徽班常演之戏，这套称之为《升平署扮相谱》的宫廷戏出人物画是我们能看到的较多的一种，从宫中流散出来后，先后被现北京图书馆、原中国戏曲研究院(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首都博物馆、南京图书馆、梅兰芳先生、傅惜华先生、周贻白先生、刘曾复先生外以及其他私家收藏。这类《扮相谱》总数应有几百幅。齐如山先生在30年代的一篇随笔中说这套戏出人物画他曾过眼四百幅。应当是从宫中流散出来的全部吧?

另外还有“杂剧扮装图”，据传也是出自内府。此画每祯一人。此祯是杂剧净色奸臣的形象，傅惜华先生鉴定为明末清初杂剧扮装图。它与后来清朝宫廷的演戏机构“升平署”遗留下的一批戏出人物画艺术风格上一致，这批画给我们提供了明末清初戏曲舞台人物形象的佐证。也为“升平署扮相谱”这种艺术风格源于明朝提供了依据。可惜清末流入日本。此图上世纪30年代曾藏于日本佐佐木信纲博士处，现在我们看到只是它的临摹画，原画现在何处不得而知。据记载此画共计14帧，是戏画遗珍中的奇葩。

                                          四

出自宫廷画工们之手的这批画风独特、色彩艳丽的戏出人物画，反映的是宫中演戏的装扮实况。戏出人物画所画的剧目，都是道光、咸丰以来北京的班社常演的剧目。这些剧目进入宫廷，应当是同、光年间的作品。从这些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宫廷所崇尚的装饰风格。非常纤巧、富丽。如蟒服，不论何种颜色，几乎全用小行团龙，再加上错杂其间的牡丹、兰草、菊花或如意云、暗八仙等，显得花纹细密，色彩纷繁。从细部看，针法多样，具有高度的刺绣技巧。但宫廷的装饰风格也是有缺点的，一些本来应该是素地的服装也外加了许多花绣。如《打嵩》邹应龙穿的红官衣、《清官册》寇准、《取荥阳》陈平穿的蓝官衣，都是满身绣以金花。更有甚者，《庆顶珠》萧恩，戴草帽圈，作渔民打扮；《鱼藏剑》伍子胥，吹箫行乞，穿的是“富贵衣”即穷衣，也一律满身缀以金花，闪闪发光。还有彩裤，也有许多加了平金彩绣。由是观之，尽管升平署演戏时穿戴穿戴扮相的标准手册《穿戴题纲》中也注明了有些人物是穿“素”的，但在宫廷中，“穷衣”也做成了“富衣”，而戏衣用料之华贵，多少有一种唯美主义的倾向。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了民间，如彩裤加绣，在徐自斋的戏曲灯画中已被发现证实。戏曲服装无论用料、样式、色彩、花纹，都注意装饰性，它区别于生活的自然形态，这是它的重要特点之一。但装饰性必须同刻画人物、表现生活结合起来。装饰的过度与扭曲，以至于损害了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这就走到了美的反面。

对于装扮艺术的方方面面宫廷都是很讲究的，艺人们更不敢有任何懈怠。如《青龙棍》中的青龙，头戴大额子和龙磕脑，身穿的是白色团花箭袖。龙是三蓝色的，与大额子上的红绒球，不但色彩对比鲜明，形象也组织得很好，好像龙正要夺这个红绒球，十分生动。再与三蓝色的龙鳞披挂相配，这一类丰富多彩的造型手法，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这对我们今天的戏剧实践，也是大有可以借鉴、吸收的实际意义。

在清朝中期南府一个戏的装束样式，有几百种并不稀奇。嘉庆十八年(1813)内府刻印的连台大戏《昭代箫韶》的服装有个统计，其装束样式就有四百多种。其实这些统计数字并不是十分精确的，因为剧本中记载的装束时详时略。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清代宫廷比之明代宫廷确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个戏有四百多种的装束样式，这标志着穿戴规制的严谨和细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而装束样式上的变化多端，又是同冠服样式上的丰富密切有关的。如果光有服装色彩上、纹样上的多化，而没有样式上的变化、发展，穿戴规制也就不可能进一步细密化。在这方面，清代宫廷也是作出了贡献的。当然，归根到底，这是艺术家们的创造而宫廷不过是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而已。

宫廷传旨所以要让画工们画出一批当时的新剧目的扮相来，除帝后们御赏外，也对演戏装扮起规范作用。这对保持已经达到的艺术水平是有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宫廷艺人们的进一步大胆的创造与革新。

由于宫廷演戏严格的程式化，对服饰化妆要求“不要粗拉拉”，严禁“粗糙”，对艺术追求尽善尽美。所以，宫廷演戏的服饰和化妆以及表演，逐步失去民间单纯、粗旷的风格，向精致、复杂一途发展，使艺术的创新随之失去活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吧。

                 （文中国片选自《升平署扮相谱》，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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