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韵书的缺陷与中古韵母系统/王义然
(2011-03-03 21:30:48)
标签:
文化 |
分类: 诗歌语音学 |
古代韵书的缺陷与中古韵母系统/王义然
音韵学界把汉唐之间称为中古时期。中古时期,杨雄的《方言》和许慎的《说文解字》相继问世,国人开始重视汉语语音的研究。特别是魏晋以来,人们编纂韵书,创造反切注音方法,创制字母,编制等韵图,音韵学研究热火朝天。然而,正在这一热潮还处于持续状态的时候,人们却隐隐感到,似乎发生了一场语音演变。到宋代末期,问世不久的《广韵》与当时的实际语音就大相径庭,连科举考试中的韵文写作都不能直接按《广韵》去评判。至今人们对历代韵书与实际读音不符的问题,仍感大惑不解。不少论著,都用语音演变作解释。最近,笔者潜心研究中古语音的韵母系统,发现历代韵书存在共同的缺陷,并在分析这些缺陷的过程中,找到了前人对中古韵母系统的正确归纳,揭示出中古语音韵母系统的本来面目,证明了中古语音与现代语音是基本一致的。故撰此文以告世人。
一、历代韵书的共同缺陷
1、韵书的起步与发展。韵书是分韵编排的字典,采用反切注音,按韵分部,为写作韵文者检查押韵之用。最早的韵书是魏李登的《声类》、晋吕静的《韵集》,久已不传。魏晋之后韵书编纂形成高潮。隋代陆法言编纂《切韵》。《切韵》是六朝韵书的集大成者,被学界一致推定为重要的音韵学著作,是中古语音的典型代表。《切韵》出现之后,六朝韵书逐渐销声匿迹。唐代孙愐为《切韵》增字加注而作《唐韵》。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陈彭年(961–1017)、丘雍等奉诏重修《切韵》,在《切韵》、《唐韵》的基础上,增字加注,更名为《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切韵》、《唐韵》均已失传,一脉相传的《广韵》至今尚存。《广韵》是韵书发展鼎盛期的标志,也是历代学者研究中古语音最重要的参照。
2、韵书的韵目和韵部。韵书的分部方法是,凡同声调、同韵的字便是一个韵部。每一韵部,取其中一字作标目,称为韵目。按照这种编排方法,如果不考虑声调因素,每一个韵目就应当对应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韵母。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中古时期的韵母系统一直扑朔迷离。韵书的部目划分,从一开始就非常繁杂,后经多次增补,越来越繁杂。《切韵》原书久佚,近几十年发现几种唐写本韵书,人们据以考定原书共分一百九十三韵:平声五十四,上声五十一,去声五十六,入声三十二。而《广韵》全书共分二百零六韵:平声五十七,上声五十五,去声六十,入声三十四。
《广韵》把韵书的分部扩充到了极致,它与实际读音的不符也充分显示出来。于是,直接参与编纂《广韵》的丘雍等人又编著《韵略》,只取广韵中的重要字作韵目,以备当时科举考试之用。至宋仁宗时,丁度(990–1053)与李淑等人,又奉诏刊修《韵略》,改称《礼部韵略》,改并《广韵》独用韵为同用韵达十三处之多,成为礼部科举考试的官方用书。宋金时期,为了科举考试对韵文用韵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金人在平水(今山西临汾市)出版了一批官版韵书,将《礼部韵略》同用之韵悉数合并,成为106韵。宋末刘渊据此著《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公元1252年)记述此事,后人把106韵称为平水韵。平水韵成为近代人们作诗押韵的依据。
3、历代韵书的致命弱点。从《广韵》,到《韵略》,直到平水韵的出现,不过短短二百多年,《广韵》的韵部就被斧削近半。这一事实充分证明,历代韵书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部目划分重叠。《切韵》把汉字音节的韵分为一百九十三部,已经够多,经《唐韵》和《广韵》的增补,达二百零六部之多,使韵部的划分严重脱离了汉语语音的实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平水韵。平水韵合并压缩了一百个韵部,但仍没有彻底解决韵部重叠的问题。正如《辞海》在解释“韵书”这个词条时所说:“《切韵》一系的韵书,无论如何改编,都不合实际语音。”
本来,韵书按韵分部,以韵为研究核心,而韵书的编纂者却恰恰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出了偏差,使韵书韵部重叠越来越严重,使中古语音的韵母系统越来越模糊不清。
二、韵书韵部重叠的证明
用现在的眼光看,历代韵书韵部的重叠,是非常直观的。但往往越是直观的问题,越是难以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特别是那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命题,尤其是这样。因为我们必须到古代去寻找根据。笔者完成这一命题,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首先,根据反切注音“上字取声、下字取韵”的基本原则和形声字的构成原理,归纳出证明同韵母关系的三条公理,然后,根据这三条公理,整理出若干同韵母链条,用这种链条去说明某些重叠的韵部在古时候就属同韵。这三条公理是:1、被反切字与它的反切下字必然同韵母;2、反切下字相同的字必然同韵母;3、具有迭韵类(包括全同类)形声字声旁关系的字必然同韵母。所谓同韵母链条,就是笔者从《唐韵》和《广韵》注音中整理出来的用于证明同韵母关系的一种字串。在这种链条上,任意相邻两字,或者一个是被反切字,另一个是它的反切下字;或者两个字的反切下字相同;或者两个字存在迭韵类形声字的声旁关系。因为任意相邻两字都至少符合上述三条公理中的一条,所以,这种链条对同韵母关系具有双向对称的传递性,是证明同韵母关系的充分条件。下面便是笔者整理的六个同韵母链条。
○1东(德红切)-工(古红切)-贡(古送切)-弄(卢贡切)-粽(作弄切)(广韵)-宗(作冬切)-冬(都宗切)
○2寒(胡安切)-干(古寒切)-珊(苏干切)-删(所奸切)
○3先(苏前切)-前(作先切)-煎(子仙切)-仙(相然切)(广韵)证明“先、仙”同韵母。
○4萧(胡彫切)-僚(落萧切)-憭(力小切)-小(私兆切)-肖(私妙切)-宵(相邀切)-蛸(所交切)-交(古肴切)-肴(胡茅切)
○5庚(古行切)-瞪(直庚切)(广韵)
-登(都腾切)-證(诸应切)-芿(而證切)-仍(如乘切)-蒸(煮仍切)
○6送(苏弄切)-粽(作弄切)(广韵)-综(子宋切)(广韵)-宋(苏统切)
这些同韵母链条,是针对《广韵》韵部中的重叠现象编制的。可以证明《广韵》韵部中,平声上卷的“东”与“冬”,“寒”与“删”;平声下卷的“先”与“仙”,“萧”、“宵”与“肴”,“庚”、“蒸”与“登”;去声卷的“送”与“宋”等等,都属于同韵重叠。
应当指出的是,以上同韵母链条所采用的反切注音,除少数来自《广韵》(已注明)外,其余都来自《唐韵》。这说明,从《切韵》到《广韵》,这些一脉相传的韵书,其部目的划分与对汉字读音的标注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说,这些部目不仅现在看来是重叠的,在当时看来也是重叠的。
在《广韵》的韵部中,还有更直观的重叠现象,不需同韵母链条就可以证明。如平声下卷的“青”与“清”和上声卷的“董”与“肿”。“清”字是以“青”字为声旁的全同类形声字,造字时就是按声韵全同来对待的,至今这一性质仍没有改变。而广韵却把它们确定为不同的韵部,是很明显的重叠。“肿”字的繁体字是“腫”,“董”与“腫”都以“重”字作声旁,造字时就属于叠韵类形声字,现在仍属于叠韵类形声字,《广韵》也把它们确定为不同的韵部,也是很明显的重叠。
这里特别强调指出,平水韵虽然对《广韵》韵部进行了大合并,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韵部重叠的问题。以上证明的重叠,有些在平水韵中依然存在。如“东”与“冬”,“董”与“肿”,“送”与“宋”等等,这些韵母和声调都相同的字,仍然在平水韵中充当不同的韵目。所以,从分类学的角度看,历代韵书的部目划分,犯了一个大忌,存在着严重的子项相容。
三、对造成韵部重叠的原因分析
对历代韵书韵部的重叠,从来就有不同观点。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中古时期的韵是分得非常精细的,分韵时并不重叠,只是由于后来语音演变,人们已经分辨不出有些韵部之间的差别,使韵文写作变得很困难,所以才有了平水韵的大调整。对这一观点,笔者不能苟同。由前面的证明可以看出,历代韵书的部目划分与其对汉字的注音是自相矛盾的。这种自相矛盾足以说明韵部的重叠是原发性的,不仅现在看来是重叠,当时看来也是重叠。只不过韵书对汉字的注音数目繁多,且又分散地存在于书中,人们不能直接看到韵书的自相矛盾,所以,才使这些重叠一直延续下来。
笔者认为,语音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地区、不同语音个体之间,会存在多方面的差异。但有些差异是十分微小的,不具有音韵学上的区别意义。出于准确反映古代语音实际的动机,分部尽量精细,是韵书编纂者的初衷。但是,由于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没有很好地把握韵书的研究对象,没有把“韵”这个最基本的概念搞清楚,使这种过于精细的划分失去了标准,把一些不同语音个体之间,不具有韵的区别意义的微小差异,当成了划分韵部的根据。用现代音位说去分析,也就是把本属于同一音位的音位变体当成了不同的音位。从而,使韵部的划分精细而不精确,脱离了汉语语音的实际,也背离了编纂者的初衷。
韵书的编纂者基本概念不清,集中表现在诗韵和字韵相互关系的颠倒上。我们必须承认,现在把汉字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方面,这是对汉字音节构成的科学、全面的归纳。这三个方面已经包含了构成汉字音节的全部内容。为了表述上的便利,这里,把韵母加声调叫做字韵,把写作韵文押韵的韵叫做诗韵。从开始编纂韵书的目的看,韵书的“韵”这个概念指的应当是诗韵。而诗韵,归根到底,就是写作韵文时韵脚用字的韵。所以,诗韵以字韵为基础,隶属于字韵,包含在字韵之中。离开了字韵,诗韵就无从谈起。在数量上,诗韵永远小于字韵,绝对不能大于字韵。实践中,整个韵母完全相同的字才叫同韵字,而写作韵文,不要求韵脚用字的韵母完全一致,只要韵腹和韵尾相同就算同韵。如现代汉语拼音中的an、ian、uan、üan和ang、iang、uang等,在作诗时,都理所当然的算作同韵。因而,不管韵书的分部是粗还是细,都不能有韵母加声调仍然包含不了的东西。也就是说,韵母和声调都相同的字,不能在韵书的韵部中并存。韵书的编纂者却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出现了韵母和声调都相同的字充当不同韵目的奇怪现象。
笔者认为,在古代社会,客观存在的语音都是方言语音。本来,编纂韵书的过程,是一个从纷繁的方言语音中归纳共同语的过程,是一个求同的过程。但是,由于受历史和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韵书的编纂者从一开始就走到了相反的方向。他们在对韵进行分部时,把注意力集中在《诗经》等经典中存在的方言语音的差异上,使韵书的编纂目的由归纳共同语变成了试图函概所有方言语音的差异,求同的过程变成了求异。一些字本来属于同一韵,由于方言读音的不同,便被分在了不同的韵部。这便是造成《切韵》一系韵书韵部重叠的根本原因。
四、蹒跚起步的等韵学
敦煌所出唐人写本中,有唐末僧人守温关于音韵学方面的残卷,中有“三十字母”及“四等轻重例”等,不但确证守温首创字母之说,又知其为等韵学的创始者。由梵语音理而引发的等韵学,实际上就是关于汉字音节构成的学问。所有的等韵学研究,都是紧紧围绕编制等韵图而展开的,其终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汉字音节的声韵搭配构成情况,归纳在一个图表中。这种图表就叫等韵图,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汉字音节表。
等韵图既然要涉及到汉字音节的所有情况,研究等韵学就必须先弄清整个中华语系中,有多少个声母、多少个韵母。然而,当时的社会状况是,人们虽然已经在字书中普遍采用了反切注音,也懂得反切注音的基础是汉字音节可以分解为声和韵两部分,但现代意义上的声母和韵母的概念还远未形成,声母和韵母的个数难以确定。守温创制三十个字母,用三十个反切上字代表当时的三十个声母,虽然存在一些缺陷,但总算有了一个参照。韵母的情况则复杂得多。虽然守温提出“四等轻重例”,把当时的韵母分为轻重四等,但分等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却没有明确界定。从现在存世的等韵图看,当时人们是把历代韵书的韵目作为分等对象的。也就是说,前面论及的存在大量重叠的韵书的韵部,被当成了汉字音节韵母的代表。外来的等韵学,还没有弄清东西南北,就这样蹒跚起步了。
等韵学引入了“等”的概念。这个“等”本应是韵母内部的一种分类,而等韵学者们,却瞄准了韵书韵部的重叠,在重叠的韵部之间分等。划分“等”的依据,本应是读音的轻重,发音时共鸣腔的大小,而韵书重叠的韵部,不具有相应的区别标志,所以,很多等韵图,“等”的划分,牵强附会,其中不乏主观臆断的成分,远远脱离了中古语音的实际。如《韵镜》外转第二十三图,把《广韵》韵部中的“寒、删、仙、先”分别定为开口一、二、三、四等;第二十四图,把例字“官”定为合口一等,“关”定为合口二等。前面笔者已经证明,在韵书的反切注音中,“寒”与“删”,“仙”与“先”,都是同韵字;“官、关”二字,也可以用同韵母链条(见文末附件1)证明是同韵字。这些韵母和声调都相同的字,却被划分为不同的等,这个“等”成了字韵包含不了的东西,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由于等的划分选错了对象,失去了标准,所以,人们所编制的等韵图也就五花八门,差别很大。本应是勾画中古韵母系统轮廓的等韵学,进入了越描越黑的怪圈。弄清中古韵母系统的大好时机,又一次被错过了。
五、中古韵母系统的真面目
就在等韵学研究眼看走入穷途末路的时候,清代学者潘耒(1646—1708)的《类音》问世了。潘氏对汉字音节的构成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尤其是对汉字音节中的韵,进行了科学全面的归纳,把韵母分为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呼,并实行了等与呼的合并,实际上是改等为呼,用四呼取代了等韵学界一直没有恰当运用的“等”。这种改造,跳出了错把《广韵》的二百零六韵当成是对中古语音的正确归纳的误区,摆脱了等韵学界一直固守极不完备的初始状态的被动局面,编制出全新结构的等韵图,使中古语音的韵母系统露出了本来面目。
应当指出,潘氏的做法,是对汉语语音认识水平提高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汉语语音发生了重大改变而去顺应这种改变。因为就其研究对象而言,与以往的音韵学者是一样的。具体地说,齐齿呼与撮口呼,不是语音演变的新产物,在中古时期早就存在,只是当时学者们未能归纳出来罢了。
潘氏过世八年,他编制的等韵图成为《康熙字典》列示的三个等韵图之一(第二个),是其中最好的一个。这个等韵图,采用十二韵摄法,以“迦、结、冈、庚、裓、高、该、傀、根、干、钩、歌”十二字韵母的开口韵部分为基础,作为一等韵,介音i、u、ü与一等韵相结合,分别构成二、三、四等韵。为了便于读者参阅,笔者对十二个基础字用汉语拼音标注了古代读音,省略了韵图中的声调因素,并把“裓”字及其与之相对应的各等字从第五行调整到第一行,构成了如下《中古语音韵母表》。
中古语音韵母表
韵母等呼及 基础
裓jê(gê)
迦jia(gia)
结jie(gie)
冈gang
庚geng
高gao
该gai
傀gui
根gen
干gan
钩gou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