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佐的《英国革命史》实际上分三个部分，即《1640年英国革命史》、《克伦威尔的英国共和史》、《克伦威尔护国政府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始末》，而目前我能买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仅有《1640年英国革命史》，对我未免是个遗憾，同时也难以了解基佐解说的英国革命史的全部。

基佐在著者前言中对革命有这样的评价：【革命不但远远没有中断欧洲事物的自然进程，而且可以说，不论在英国和法国革命中，人们所说所望所作的，都是在革命爆发前已经被人们说过，做过，或乞求过一百次的。人们早就宣告过绝对权力为非法；而且关于法律和租税必须经人们的自由同意，以及关于武装自卫的权利，这都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教会曾多次重申托利多第四次会议公布的法令中记载的圣·伊西多的话：“依正义统治其人民的才是君王；凡不如是而反其道而行之的，他就不再是君王。”人们反对特权，并企求在社会秩序中引进更多的平等：全欧洲的君主们曾经这样做过；而且一直到我们的时代，关于公民平等的进步的一些步骤，都是建立在法律之上而且可由皇权的进步来衡量的。人们要求，公共职位应该向广大公民开门，应该仅仅依照本人的长处来进行分配，而且权力只许通过选举来赋予：这是教会的内部治理机构的根本原则，而教会不但一贯根据它们行事，而且曾经强调宣告此项原则的价值。】

并且，基佐在前言中强调了革命的基础，并对欧洲教会的僧侣们、贵族们和君主们对欧洲文明进步的贡献给予了肯定：【那些被认为专门属于英国或法国革命的原则、意图、努力、事实上不但早于法国、英国革命前几个世纪已经存在，而且恰恰正是归功于同样的原则个努力，欧洲的社会才取得了它的一切进步。难道封建贵族是通过封建秩序混乱、它的特权制度、它的残酷的暴力以及它对呻吟在它枷锁之下的人们的压制，难道他们是通过这些才参加各国的发展的吗？不是的：他们反对了皇族的暴政，他们行使了自卫的权利并保持了自由的准则，各个国家为什么要祝福君主呢？这是因为他们自称具有天赋权利、具有绝对权力吗？是因为他们的穷奢极欲，因为他们有个宫廷吗？不是的：君主们攻击过封建制度和贵族特权，他们将举国一致带进了立法、带进了行政机构；他们促进了平等。至于说教会僧侣们——他们的权力从何而来？他们又如何促进了文明？难道是由于他们自外于人民，由于他们反对人类理性，而且以上帝之名批准暴政吗？不是的：那是由于僧侣们在教会之内，在上帝的法律之下，一视同仁地聚集了大人物和小百姓，穷人和富人，弱者和强者；它尊重并且培养了科学，建立了学校，赞同知识的传播，并使智力活跃起来。】

英国革命在这样的社会基础，文明环境下，在皇权鼎盛时期爆发了。查理一世很不幸地在刚刚接手一个怨声载道的王朝时，在整个英国社会对改革的迫切期待下，在与议会的不断争吵中，因为自身的固有的君王的骄傲，因为对宗教信仰的固执，和所有的英国人一起卷入了这场革命中，并最终成了牺牲品。

基佐或者更多的史学家把这场革命称为光荣革命。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个词，从1642年内战爆发，到1648年查理被送上断头台，六年间战争无数，有的人牺牲在战场上，有的人死于阴谋中，民众的负担日益沉重，国王与议会的谈判和争论断断续续地进行中，在和平即将到来时，在战争中崛起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军队及其支持的独立派占据了主导权，这些人害怕国王与议会达成和解，害怕失去已得的权力，凭借军事力量将查理掌控在手中并不顾大多数人的意愿强行审判并判决了查理。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看到民众的情绪被各方势力鼓动，摇摆着。各种宣传的小册子和谣言漫天飞舞，人们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渴望平等公正，却不断地改变去支持不同的政治主张。在乱局中，国王、贵族、议会、军队将领们共同将革命一步步地向前推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身的修养极为可贵，几乎没有人愿意背离法律行事，而为了信仰他们勇敢坦然面对生死。

这便是我看到的1640年英国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