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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移民在新西兰的历史由来已久。尽管最初的中国移民能够享受到的移民权利十分有限、备受种族歧视和主流社会的排挤，但一路奋斗一路抗争，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在这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今日，生活在新西兰的中国移民Lim Sun Ngan（Betty）就向英文先驱报讲述了自己的移民故事。

    以下，是来自Lim Sun Ngan的自述。

    1939年，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我和母亲一同来到新西兰。当时，我们是战争难民，从日据时代的中国出逃，投靠已身在新西兰的父亲。

    当时，我的父亲Lim Hong已在这里生活了约20年，他是一座商用果园的工人，每逢时间情况允许，他就会返回中国看望我们。而和他一起在新西兰工作的，还有我的爷爷Lim Ping。

    最初，中国的妇女和孩子是不得入境新西兰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批中国男人不得不与妻子儿女分开，独身前来新西兰。

    这一状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出现了改变。

    说说我的丈夫家的状况吧。1860年代淘金热时，他的祖父从中国来到奥塔哥，在淘金热潮退却后，他在但尼丁的一间商用果园里找了一份工作，他的儿子，也就是我丈夫的父亲，在十多岁的时候便来到了新西兰，与他团聚。

    早年间，中国移民在新西兰的日子的确不好过，我爸爸一直这么说。但从我来到新西兰至今，却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我来到新西兰的时候，只有7、8岁大，一来到这里，我就被送去小学上学，而当时，我一句英语都不会。

    那是Ohakune的一所修道院小学，初来乍到的我，难免感觉孤单。事情也许是由棒棒糖开始好转的——当时，我带着一大堆棒棒糖去到学校，分给别的小朋友们。

    后来有不少人问我是怎么学会英语的。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看着周围的小朋友们，慢慢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这门语言。

    在我的学生时代，课余和周末时间我都会去果园帮忙。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时候年幼的我负责拾拣起枝叶和树桩，把它们规整放到爸爸的马车里。

    那时候，在Ohakune，当地的农民会分给中国移民一小块灌木丛生的田地，农户们只要将这些灌木清理干净，就能免租使用这片田地若干年。而这种“交易”的麻烦在于，中国农户们费劲心血，将原本荒蛮的土地变成肥沃的农田，但在若干年后，农户们却不得不就此两手空空的离开。

    1948年，我的爸爸就遭遇了这样的麻烦。当时，他在Mangere买了一小片有温室的田地准备种植葡萄，于是我们便举家搬迁到了奥克兰。而在此之前，爸爸对葡萄的种植可谓一窍不通。

    后来，我爸爸在Pukekohe买下了一座稍大些的花园，方便他的爱马Ginger活动休息。Ginger年迈离世后，父亲怎么也舍不得把它送走，于是借来了一辆推土机，把它的尸体埋在了这里。

    也就是那段时间，我第一次遇见了我的丈夫Young Kai Jue (KJ) 。当时，他从奥塔哥来到Pukekohe，探望他的表亲。

    1955年，我们结了婚，在Balclutha附近的Stirling定居，KJ的父亲是那里的一名种植者。我们的儿子Gary就是在那里呱呱坠地的。

    1957年，我们在Bombay买下了一片约30英亩（约12公顷）的果园，自那之后，我们就一直在那里生活。

    虽然如今我们已经退休，但我们仍然深爱着果蔬种植事业，不仅是因为我们以此维生，更因为关于它的一切都非常有趣——你需要在户外工作，你可以和其他的伙伴们一同耕作，甚至边干活边闲聊，你也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节奏。

    此后，我们又诞下了三个孩子，都是女儿。她们分别是Sharon, Leanne和Teresa。和Gary一样，每逢课余时间和周末，她们都会来果园里帮忙。

    当然，孩子们也有其他的课余活动。Sharon想要养马，于是我们圈出一小块不适于种植的田地，围上栅栏，让她饲养马匹。我们还给她买了一架钢琴。

    直到1974年，我们才购入了第一台电视机。

    由于忙于商业种植，我的闲暇时间并不多。当地的邻居们都非常热情友好，他们总是邀请我一起打高尔夫，但我却不得不告诉她们，我是真的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