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强迫童工生产违背市场规律

                                               李 锦

    2012年10月12日是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周年的日子。20年前的党的十四大，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此时，听到富士康(烟台)科技园强迫“学生工”生产日货，特别是多有童工被征募，使人感到心情沉重。这是一件严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事情。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报道，中央台新闻热线接到多位来自山东烟台的大学生打来的电话反映，从今年9月起，烟台市多所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被学校安排进当地的富士康(烟台)科技园实习，其中部分学生还不满16周岁。不满16周岁的学生便是童工，而这些“学生工”到富士康绝非自愿，而是政府、学校公权与富士康资本结合的结果。

                               “学生工”已成为富士康常规劳动群体

    据悉，在烟台富士康工厂里，未满16岁学生的工牌比其他人多了一行编号，能够明显区分出来，而且所有学生进厂时已经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
   初步统计，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富士康实习的学生中，未满16岁的共有“五六十人”，这部分学生也被要求加班和上夜班。
   强制学生昼夜赶工与烟台富士康赶制任天堂Wii U有关系。任天堂Wii U是日本最大的游戏机生产商。由于日本国内的WiiU组装工厂被一场大火袭击，富士康人“紧急招工2万名”。于是，出现了烟台一幕。

当然烟台一幕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富士康模式的反映。自1988年鸿海集团在深圳宝安建立第一家工厂开始，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迅猛扩张即得益于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伴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用工荒”的出现，富士康的急速扩张开始面临用工紧张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之下，学生工的作用日益凸显。

    所谓“学生工”，是指以“工读结合”的名义被用人单位雇用的在校学生，法律上称之为“实习生”，但并不享有劳动法赋予的保障。学生工已经成为富士康在中国各地工厂一个庞大的常规劳动群体。
    2010年暑假期间，约有10万名在校学生被派往深圳富士康“实习”。据有关方面调查，仅昆山富士康一地的学生实习工约为10000人，占厂区的1/6。

    2011年7月，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工平均占所在生产线工人数的36.2%，有的流水线学生工的比例甚至达到100%。例如一位就读湖南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在富士康实习的学生指出，他所在的生产iPad的生产线有59人，全是学生工。  

    尽管这些调查数字是否准确值得商榷，但富士康大量征用“学生工”已是不争的事实。

学生工具有年轻、灵活、驯服的特点而被富士康大量使用，虽名为提供实习机会，其实不过是满足自己的用工需求而已。由于学生工在法定的意义上仍然是学生，所以不用签订劳动合同，亦不用购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并且可以根据用工的需求单方面随意确定使用期限，因而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不仅如此，多数学生工是由职业学校批量化组织进厂，并由职业学校的教师协助管理，因而又大大降低了招募和管理成本。

     在富士康的工厂中他们既不能使自己的专业技能得到提升，也无法在职业上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样的所谓 “组织实习”，使人看不出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与劳务公司、职业中介有什么两样，尽管学生们在职业学校每年需要支付数千甚至过万的学费。

    显然，学生工到富士康去是被强制派去的，因为学生不去，就有被开除学籍的危险。

                         强制学生到企业打工，违背了公权力的基本规则

   社会公众从未停止对富士康管理模式的讨论和对100余万富士康员工处境的关注。

    巨大的用工量在用工荒的背景下意味着巨大的招募成本，而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扮演了劳务公司的角色，利用公共资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将富士康的用工指标层层分解下达；职业学校也在政府的组织下与富士康签订用工协议，批量供应学生工。许多职校的在校学生在缺失知情权和选择权的情况下被强迫送到富士康，不同意者会受到来自校方扣发毕业证、不能毕业的威胁。一些地方政府在针对富士康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滥用公共资源、以行政命令手段为富士康解决劳动力供应问题的现象，助推职业学校沦为职业中介。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违规使用学生工问题，还助长了社会不公。
    富士康是一家大型的外资企业，有的是资本，没有权利，自然无权指挥大专院校学生的“实习”。然而，富士康公司能够调动所在地区各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强迫他们到企业里来“实习”。这家企业如此大的“权力”是怎么形成的，值得研究。

    在企业出现用工荒的时候，运用公权力强制学生到企业打工，从根本上违背了动用公权力的基本规则。如果出于好心，那就是对公权力的滥用，但作为社会精英的政府工作人员，在进行这样的决策时，不会连如此明显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基本常识都不懂，好心办了坏事。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存在着利益的牵连，当然，这里并不是指政府领导个人的利益，而是指政府对GTB产值的追求。最终造成明显的对公权力的滥用。

     政府的权力是通过学校实施的。政府将企业招工这一经济行为政治化，助推了职业学校的商品化，使之沦为富士康等代工企业的职业中介。由于职业学校隶属于政府教育行政系统，更加有利于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将招工指标下达至学校并要求其完成。对于职业学校来说，他们一方面通过向富士康输送学生工而获得不菲的财政补贴和奖励。而作为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则基本上必须服从学校的安排，因为他们是以“实习”的名义被送进工厂的，而实习则是教学内容的法定组成部分，尽管这里所谓的实习与他们所学专业经常毫无关系，也无益于他们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于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职业学校更加彻底地沦为富士康们的劳动中介机构。

    由此分析，强迫“学生工”到富士康去是一个权力逐层发挥和滥用的过程。

                          强制童工生产是对现代市场经济文明的挑战

     前不久发生江苏淮安富士康学生工的事件，虽然富士康作了承诺，不知解决没有？现在烟台的事又出来了，烟台富士康有两个新的焦点。一是这里有数十名童工，一个是为的是生产日货，就更引人注目了。

    童工现象是社会环境恶化的反映，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通常，战争和贫困是产生童工的根本原因。多年来，国际社会一直为解决童工问题进行不懈努力。各国目前正越来越积极地应对童工现象对现代文明社会提出的严峻挑战。在2002年，国务院就实施颁布了《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企业每使用一名童工将按照每月5000元罚款的标准处罚，并吊销相关证件。显然，国家是对童工问题是严令禁止的。我们希望烟台富士康对这个问题马上采取措施，把16岁以下的学生送回学校。

    童工在烟台富士康出现，追根溯源还是制度、体制和机制问题。童工现象产生的原因，绝对不是打工荒和用工难问题。说到政府纵容，也只能说是一种在劳动监管空白的一个方面，也绝不是童工现象的基本原因。今下童工现象出现最根本原因是当下缺少法制、缺少制衡、缺少规则、缺少公平的畸形市场化制度即体制机制所造成。这才是中国童工得以重新出现的根本原因。烟台是东部发达地区，而西部童工则更为普遍。我们对此切不可等闲视之。

    富士康曾经是一种先进模式，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中国已经丧失人口红利优势，而富士康仍不改变发展模式，固执的向中国西部与北部转移。这样做，表面上是有利于地方政府与农民就业，实际上是祸害了地方政府，影响了中国内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终究激化了地方政府与群众的矛盾。而这次发生在烟台的富士康童工事件实在是再一次提醒。

    中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已经20年了，目前出现一系列富士康式的政府强制性用工事件，实在是件有违历史发展趋势的事，是对市场经济文明的挑战。这种滥用公权的现象也显得与时代太不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