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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为什么担心中国人口太少？

   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国应当结束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吁多了起来，两会上甚至有代表委员提出立刻放开生育的建议和提案。说来说去，主张放开的主要有两大理由，一是说计划生育不人道，违反了人的自由和天性；二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担心中国社会无力承担养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或者过于勉强的理由，比如独生子女性格不好，比如失独家庭可怜，比如担心以后军队招不到兵影响国防，还比如认为农村人生得多，城里人生得少，长此下去高素质人口比例会下降等等。

     有一种理由倒是值得说一说，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二百多年来一直在下降，从康乾盛世时的大约35%，下降到今天的不到20%，担心长此下去，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将日益沉沦。其实这种担心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一百年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救亡运动中就有过这种深深的担忧了。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书，收录了其在1924年1月至8月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十六次演讲稿，其中民族主义的第一讲，就讲到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百年来的人口变迁情况，他写道：“我们现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拿来比较一下。近百年之内，在美国增加十倍，英国增加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国是四倍，德国是两倍半，法国是四分之一。……中国四万万人是什么时候调查得来的呢？是清乾隆时候调查得来的。……自乾隆到现在将及二百年，还是四万万人。……以此类推，则百年之后恐怕仍是四万万。”在进行了这番比较之后他忧心忡忡地说道：“各国人口的增加数和中国的人口来比较，我觉得毛骨悚然！譬如美国人口在百年前不过九百万，现在便有一万万多，再过一百年，仍然照旧增加，当有十万万多。中国人时常自夸，说我们人口多，不容易被人消灭，……殊不知百年之后，美国人口可加到十万万，多过我们人口两倍半。从前满州人不能征服中华民族，是因为他们只有一百几十万人，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起来，数目太少，当然被中国人吸收。如果美国来征服中国，那么百年之后，十个美国人中只参杂四个中国人，中国人便要被美国人所同化。”正是通过这种比较，孙中山感到了百年后中华民族有灭绝的危险：“一百年之后，全世界人口一定要增加好几倍。……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

   当年的中国正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伟大的爱国者孙中山先生通过世界各大族人口增减的比较，发现列强的扩张也伴随着人口规模的迅速膨胀，而中国的衰落却与人口增长的停滞相伴随，这种列举人口数字的形式最能形象地向人们展现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从而最大限度地在人们心底唤起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中国人口总是不加多，外国人口总是日日加多，现在又受政治力和经济力一齐来压迫……如果再没有办法，无论中国领土是怎么样大，人口是怎么样多，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国灭种的，我们四万万人的地位是不能万古长存的。试看美洲的红番，从前到处皆有，现在便要全数灭亡。……不能说我们有四万万人，就不容易被人消灭。”

  应该说孙中山的这种人口思想完全是以民族主义的救亡图存为特殊背景的，这一思想的影响极为深远，直到后来的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身上，也不时现表出这种民族主义人口论的影响，比如毛泽东始终主要从正面看待中国的人口众多，曾多次说过“应看到人多是好事”、“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这样的话，甚至是“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这样一时豪兴大发之语。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战乱的结束，人民生活的安定，特别是医疗卫生条件的大幅度改善，中国人口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人口从建国初的不到5亿，增加到今天的13.5亿，翻了将近一番半，而与此同时，欧美日列强的人口却并没有如孙中山预计的那样继续高速增长，例如美国的人口近百年来只翻了一番，勉强达到3亿，并没有真地达到10亿，而其他列强的人口增长也都在一倍以内，有的只增加了不到四分之一。在中华民族的百年奋斗下，中山先生担忧的亡国灭种的危机终于得到了化解，与此同时对人口过剩的担忧日益成为人口思想的主流。事实上，对人口增长进行有计划的控制正是从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开始筹划并进行的。具有辩证思想的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人口问题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认为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保持一个相当数量的人口，这有利于开展大规模建设和巩固国防。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人口增长到一定阶段必须有所控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多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倡节育，他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决策者。但是与一些人口学家的纯学术观点所不同的是，作为一位政治家，毛泽东认为控制人口增长，特别是实行比较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大多数农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很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极重，节育技术手段尚不发达的情况下，马上就推行激进的控制生育政策时机并不成熟，人民也很难接受，搞不好会造成社会的混乱。毛泽东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需要多方面的准备，需要人民的理解和自愿执行，随着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人口压力的增大，人们会比较容易地形成控制生育的自觉。例如在中国人口超过6亿的1957年时，他曾经判断：“现在还是人少，很难叫农民节育。少数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区可不节育，其他地方可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1958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他又说：“（人口）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人类还不能掌握这个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几亿人口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邵（力子）先生那个道理就会大兴。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日，是七亿人口到八亿人口之时。你现在讲，他横直不听。但是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再多两亿人口，我看问题就解决了。走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现在我看还没有达到极点。”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毛泽东的预测，随着人口压力的日益增大，中国社会对于计划生育紧迫性的共识要到七十年代才真正形成，那时中国人口接近8亿！

  文革后曾有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前者指的是五十年代反右运动中对北大马寅初教授的批判。1957年，马寅初出版《新人口论》，主张实行计划生育，他还在公开讲演中，预测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到26亿，相当于世界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恐怕中国会走上侵略的道路。毛泽东本人虽然赞同实行计划生育，但是对这种可能带来恐慌的纯理论性的极端预测不以为然，同时认为中国会对外侵略的言论可能给国际反华舆论中的黄祸论制造口实，因此严肃地批评了马寅初。至于后来对马寅初的大规模批判，则是反右扩大化的结果。所谓“误增三亿”的说法是指，从毛泽东批评马寅初的1957年到给其平反的1979年，我国人口数从6亿多增长到9亿多，22年间增加3.1亿。但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即使我国在马寅初提出人口论时就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想把全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立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口增长有着巨大的惯性，绝不可能是零增长。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人口高峰在1952—1957年的批马之前，第二次人口高峰在1962—1967年，此时中央早已明确表示支持节育，与批马浪潮无关；国家的人口政策也并没有因批马而变为鼓励生育。因此，“错批一人”是实，但“误增3亿”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没有批马，22年下来，在巨大的人口惯性下，人口也极可能会增加这么多，即便推行最严厉的措施，在当时的条件下执行的效果如何也值得怀疑（这从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实行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后30年间人口仍净增数亿可以佐证）。    

 当年的中山先生担心中国人口太少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救亡图存的需要，而今天的许多人如果还是以同样理由担心中国人口太少就有点不合时宜了。所有的理由全都忽略了中国人口已经接近十四亿，虽说增长速度大为放慢，但是因为基数太大，每年仍在净增数百万人，虽然今天的科技和经济都更发达，相同国土面积上可承载的人口数也大大增加，但毕竟生存空间日益拥挤是人们基本的常识。有人拿一些欧洲国家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国说事，且不说中国的国土面积中，几乎有一半是不适宜人口居住的高原、沙漠等地方，实际的人口密度要更高，如果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其面积与中国差不多，总人口却比中国少得多，这还是在人家的生产力水平更高的情况下。在地球上，以中国这么大的面积为单位，人口密度超过中国的大概只有南亚次大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的人口加在一起已经有十五亿多，但是别忘了，仅印度一个国家的耕地面积就要比中国多一半。

   认为计划生育是不人道不人性的，是把毫无节制的生育当成了唯一的人性，其实生儿育女固然是人类的本能，追求更好更舒适的生活，又何尝不是人性中的重要价值。在人口已经过多，日益接近甚至超出土地资源承载极限的情况下，号召人们自愿地控制减少一下生育的本能，使现有的人们能有更宽松的环境和更舒适的生活，这也是完全符合人性的。还有的人恐怕是混淆了计划生育与强制堕胎的区别，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鼓励少生优生，但从没有强制人绝对不能生育，强制堕胎更是被坚决反对的，只不过多生的人需要交税而已。担心无法承受老龄化的人，可以看看欧美和日本那些比中国老龄化程度高得多的国家，他们的养老是否出现了大问题，他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有没有迅速下降？为什么他们可以用相对较少的工作人口养活相对更多的老年人而且生活水平还高得多？我们为什么就不行？说独生子女性格不好，娇生惯养，这是家长教育不当的问题，并不具有必然性，绝大多数独生子女的性格还是比较正常的，更何况如果教育方法不当，即便不是独生子女，性格也会有缺限，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也大有人在啊。对于失独家庭来说，确实令人同情，但他们的境遇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夸大了的，比如有些人产生心理问题原因很复杂，失去孩子只是其中之一，他们自身还有别的问题。又比如有的夫妇本来就只愿要一个孩子，孩子长大却不幸去世，这当然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但也无可奈何。另外，同是失去自己孩子的悲伤，独生家庭和非独家庭相比很难说哪个就一定更多些，而他们的养老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更好的社会化养老体系来解决。相反，如果儿女不孝，一些子孙众多的老人的晚年不是也很凄凉吗？所以，政府加强对失独家庭的保障和关怀是应该的，但是也不必过分夸大失独家庭的悲情，把帐全算到计划生育国策的头上。要知道没有计划生育，人生和家庭悲剧依然会产生。至于说到未来可能军队会招不到兵，那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假设，以中国现有的人口基数，即使按照一些人估计的最悲观的出生率，这种情况也要到几十代人以后才会发生，谁能保证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出生率就会一直不变一直这么低呢？至于将农村人当成低素质人口的观点，完全混淆了遗传素质与后天受教育程度的区别，因而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也就完全不值一驳。 新的大部制改革的结果，   

  刚刚出台的大部制改革，卫生部与计生委合并为新的卫计委，并宣布严格的计划生育国策要长期坚持，在人口这样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种态度是谨慎而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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