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与顾老师在网上交流关于对团体治疗的一些想法。顾老师粗略谈了一些他们接受的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的团体，这也是我一直向往的一种团体治疗风格。

   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暂时将一个团体看做一个人，在我们阅读《婴儿及成人治疗研究的主体间性的形式》中，有这样的描写。对于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师来说，理解一个来访者的在童年期的冲突，需要通过来访者与治疗师之间的互动来理解。在“平行理论”：一个病人在治疗室中与治疗师在此时此刻发生的冲突模型，其实是反映了他童年期的一个冲突模型，有些类似于我们经常提到的移情与反移情。然而，在Ehrenbery的观点中，更强调此时此刻，从她的文献中，很少能看到她关注来访者的童年和家庭的情况，而很多都是她和病人发生关系的事情，似乎更容易从与病人的关系中看到她。在米歇尔1997年的书里描绘中，她会寻找很多有密集的参与和鼓励。“Ehrenbery治疗风格和状态，她会去寻找很多紧密的、愿意去做的、中心的、有热度的、高强度的此时此刻。”Ehrenbery提出一个隐喻“亲密的边界感”。她更加关注于治疗中的双方互相抱有怎样的期待，对对方唤起了什么样的欲望、什么样的渴望、什么样的威胁，她会把这些呈现出来。例如：她会呈现对于自己所感到的被忽视、被压迫、收到惩罚、感到麻木、感到有点滑稽的、可笑的、感到注意力分散等，这些所有此刻的感受，她都会呈现出来，然后通过这种方法去理解病人。

     但是，这样对此时此刻的回应，并不应该是全部内容，忽略一个人的过往经历，而只关注当下所发生的内容，应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此时此刻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已发生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同时也必将影响着将要发展的方向。因此，我一直认为不关注过往经历而只谈当下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我会感觉此时此刻的体验并不实在，而有些飘忽之感。换句话说，就是我‘在’的感觉并不明晰。

     回忆上次我体验的那个亚龙小组的一个片段，3天的体验工作坊，前两天我几乎没有说过话。不是故作神秘而是整个团体的氛围并没有给我带来想要说话的感觉。在处理这个情况时，亚龙团体与法兰克福动力学团体的处理区别是：当亚龙团体的组长发现这一现象时，那一刻她将这个情况带进了团体：“我观察到阿诺这两天几乎没有说过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会有什么感觉？”（当然，这并非是原话了，当时大致意思差不多）显然，这样的一个当下的信息被带进组里以后，必定会引起组内扰动，接下来就这个扰动引起的一系列反应都将会成为此时此刻利用的资源。似乎小组的动力也会因此而继续前行，然而做为那个被当做“引子”或“资源”的我来说，这个方式并不能让我舒服。因为无论如何接下来大家所谈及的话题都或多或少的要与我有关，然而这样一种被暴露的感觉在我完全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会让我感到些许愤怒。

    如果此刻让我像摄像机一下拉一个远景的话，我似乎更愿意把那一刻组长把我“带到”组里的这个过程，看作是组长与我之间的事情，而非组长与团体之间的事情。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前阵子哈密陈宇在带领成长小组中的一幕，因为我走路发出的声音，哈密关注后便将其‘引到’了团体中，当她对组员们说：“我注意到刚才阿诺老师的鞋发出了声音，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感觉？”我体会到强烈的愤怒。团体结束后，我也将这种感觉与哈密进行了讨论，似乎在团体进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情况都可以团体当下的觉察和反思的机会，然而我与哈密的争论点集中在我认为这是哈密借用团体来处理我与她之间的关系。当然，这是我被情绪包围后的理解。回到当初我体验的那个亚龙团体，我想这次的情况与上一次的情况是相似的，这就是我今天与顾老师讨论后更加确认的感受：即对当下的关注，如果是简单借用个体的行为去扰动团体，企图激发团体其他组员的动力，那么这个个体的牺牲未免太大。

   这个情况，顾老师说在法兰克福动力学团体中的回应常常是将个体的行为作为团体之镜（顾老师，我如此描述是否得当？）来回应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顾老师作为组长，那么他会将我2天不太讲话的行为，理解为团体自我的一部分呈现给其他组员。也许，我需要在解释一下，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动力学团体会将整个团体是作为一个人，如果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超我的话，那么团体也会有这三部分。就“自我”而言，因为其主要功能就是防御机制，那么在团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防御的方式。如此，我的那个沉默并不是游离，也并非故作神秘诸如此，而是那个沉默恰恰是团体中自我表达的另一个方式。而这个方式是可以拿到组中进行讨论的。那么，如果是这样，我想我会感到自己与团体的距离更紧密。因为我是团体的一部分，我的表现是团体动力需要表达的一方面，而我为团体做了贡献，承担了这个方面的表达。

   看客，到此不知道是否被我这些自由联想所迷糊？但是我已经对这个法兰克福的动力学团体的魅力所折服。期待着能够尽快与顾老师一起在北京让这个精神分析团体治疗绽放光彩。还是那个感受，学习心理治疗的基础归根结底还是精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