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大河报报道称：“取消路边停车位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附近的‘车托’又活跃起来，明目张胆站在大街上揽生意。”

专家们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停车位紧张”。据我观察，车位紧张的不只是郑大一附院，省人民医院的地下停车场也同样是难以满足停车需要，周边每天都是拥堵的厉害。

专家们建议“还要从‘根’上入手：不仅要开辟临时停车位，还要实行错时停车、差别化收费，让有限车位“流动”起来。”

对此，笔者没有异议。但是，不是所有地方都该扩建车位。对有些地方，我更倾向于“实行差别化收费”，“让有限车位‘流动’起来。”比如，在交通原本就已经很拥挤的闹市区，以及医院这样的地方，不宜再增加更多的停车位。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误导更多的车辆进入闹市，给交通添堵。而且，尤其是医院这样的地方，停车位过多，会引导车辆在医院附近聚集，给医院环境造成噪声和尾气污染。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附近600个车位不够用，1200个够用吗？6000个就够了吗？以本人拙见，医院现有的600个车位就已经不少了，关键是如何让“有限车位‘流动’起来”。为此，可以考虑对此处的停车位设置更高的收费价格，让那些习惯于出门就要开车的人，感受到闹市区或是医院附近不好停车，停车费高得不如乘出租合算。只有这样才能促使那些不管大事小情都要开车进入闹市，不论大病小病都要开车看病的有车一族，再去这些地方时尽量少开或是不开自家的私家车，这当然也包括已经当成私家车用的公车在内。同时也能促使开车的人能尽快办事或是把病人送到后就尽快离开，以加快现有停车位的周转，也加快包括出租车在内的，即停即走的公共交通车辆能够顺畅通行。

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危急病人可以叫救护车，重病人可以打出租车，普通病人可以乘公交车，不见得就非要乘私家车，或开着公车来看病不可。有限的停车位只是为特殊的急需病人，和个别确实必需的车主而设，600个车位已经不少了。对特殊需要者来讲，停车费用高些并不是个大问题，不然，那些“车托”怎么能引导高价停车，又是挣了谁的钱。

笔者认为，目前郑州的停车位是要增加，比如各个生活小区，车主们下班后要回家，总得让他们的车有个停放的地方。因此，对已经建成的小区，要严格禁止规划的地下停车场挪作他用，同时要协调开发商及小区周边，在小区内外规划出更多的地面停车位。也可以考虑在几个小区之间，由市政规划方位，多方吸收资金，建设独立的停车场，以弥补已建小区的停车位不足。对于新建、拟建小区，则需要政府规划部门从小区开发的初期就未雨绸缪，做好规划，并且拿出一些强制性的措施，来保证停车位的配套建设。让他们在住家的院子里能够停得了车，停得起车。别让老百姓回到家里还为停车纠结，躺在床上还在想着自己停在外面的汽车睡不着觉。

但是，我不赞成在已经拥挤的闹市区增添车位的意见。解决交通拥堵和停车位少的问题，确实“还要从‘根’上入手”。那就是要大力发展包括出租车在内的公共交通，同时有规划地限制私家车和私用的公车进入某些地段。不能依着开车者的意愿，在不该停车的地方，再更多地放开停车位。有时候，强制性的规矩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某些不便，比如像现在这样，在一些拥挤路段取消路边停车，就引来开车人一片抱怨声。我相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最初的强制能调教出了良好的习惯，习惯最终会成为自然。时间长了，规矩就成了公共规则，就会被人们自觉遵守。

去年笔者到上海参观世博会，一个毕业后就没有见过面的大学时期的老同学听说我到上海，夫妇两个夜里到旅店看我。我的这位同学已经是上海某知名大学的系主任，也是出门有车的一族。我原以为他们俩是开车来的，送出旅店才发现他们没有开车。问其缘由，同学解释说，这里不便停车，就把车停到了一个能停车的地铁站附近了，他们是转乘地铁来的。我当时住在虹桥体育场附近，旅店附近的路边上停上几辆车也并不妨碍交通，况且又是在夜间。然而，在几天时间里，我们就没有看到有车辆在路边停留。放在郑州，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于是我想，什么事情都要有个规矩，不能任情而动，随意而行。东区建了那么多的地下停车场，一些人就是不想多走一步路，不愿把车停进去。其中固然有停车收费过高的原因，但在某些人身上也不乏我行我素，缺少公德的劣习。在他们看来，所到之处就应该让他随时、随意停车。对此，绝对不应该过于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