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派标准与“岭南诗派”

从元末明初开始,岭南诗人群已作为一股有影响的力量而崛起于诗坛,该地区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日见繁盛的局面,这表现为参与创作的诗人众多,作品数量庞大,而 且在每一重要时期,骚坛差不多都有其公认的领袖.岭南诗人向来“法汉宗唐”, “诗风雄直”,作品地方色彩鲜明,有着大体一致的审美旨趣.岭南诗人群体在元末明初崛起之后,便引起了岭内外诗评界的关注,在明中叶以降数百年中,一直作 为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而受到评家的重视与认可.历史事实证明岭南诗派符合诗派的基本标准,但岭南诗派组合松散,没有系统、成型的诗学理论或纲领主张,前后 也不存在继承关系,因此算不上是“自觉的”诗歌诗派,只是“非自觉”或“半自觉”的诗歌诗派.

 岭南诗派研究与诗歌文献整理,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的课题。岭南诗派导源于唐宋,崛起于元末明初,曾在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引领风骚,成为可与中原、江左颉颃的地域性诗人群体。自明清以迄近现代,评家对岭南诗派的品论不绝如缕,但当代很少有人把它作为独立对象来进行研究,因此对该诗派的发展轨迹、活动状况、诗学渊源、诗风特点、创作成就与历史影响作系统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岭南古代诗歌的发端，显然是受中原的影响。明代以前，诗坛虽出现过张九龄、余靖等大家，但诗人分布面不广，这个时期还只是一个接受影响和酝酿高潮的时期。明代以后，岭南诗坛诗人辈出，诗歌创作繁荣，诗论也显成熟，岭南诗坛才进入自为阶段，并逐渐形成“岭南诗派”。 
　　一般认为岭南最早的诗人是杨孚，他所著的《南裔异物赞》是用四言诗写成的。杨诗颇有《诗经》风韵，比兴言志已相当圆熟。如《鹧鸪》诗云：“鸟象雌鸡，自鸣鹧鸪。其志怀南，不思北徂。”汉诗多为四言诗，杨孚的创作也接受了这种形式。南朝梁、陈时期，曲江侯安都、“岭南奇才”刘删等也以能诗著称，但诗作极少流传下来。 
　　唐代岭南最著名的诗人是张九龄，现存《曲江集》收有他的诗作二百三十多首，《全唐诗》录为三卷。《感遇》诗十二首是他的代表作，其一云：“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诗评家认为，张九龄的诗“直接汉魏，骨峻神疏，思深力遒”，为后代所推崇。作为唐初诗坛的革新者，张九龄用他的创作实践力排梁陈宫廷诗的颓靡风气，为唐诗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他的一些抒情诗颇为清新淡雅，被认为是“清淡派”的首创者。 
　　从张九龄的创作成就看，唐代岭南诗坛应有一定的基础，诗人也当还有一些，可惜见诸记载的却不多，晚唐岭南诗人邵谒、陈陶也有诗名，《全唐诗》录有陈陶诗二卷。 
　　宋元岭南诗坛仍显冷清。北宋曲江人余靖诗作沉郁峭健，“骨格清苍”，在诗坛独树一帜；南宋广州崔与之笔力老健，诗作高华壮亮，有唐人遗韵；南宋番禺人李昴英也颇成就，诗风骨力遒健，刚直之气自然不掩。元朝新会人罗蒙正、黎贞诗作不少，前者著有《希吕集》，后人认为他的诗“圭臬盛唐，元气浑然，调高字响”；后者著有诗稿七卷，也都颇为雅正。 
　　宋代岭南作为官宦的贬所，不少著名名文人诗客被贬南来，其时间延续之长，地域流布之广，几乎为历朝仅见。他们在岭南的创作，既丰富了岭南诗坛，也为岭南诗坛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这些诗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苏轼，他作为一代文豪，诗名显著，在岭南活动时间既长，所到的地方又多，粤中、粤东、粤西、粤北、海南岛几乎都留有他的诗篇，其影响自然可以想见。宋末朝廷南逃岭南，士大夫一时云集，如文天祥、陆秀夫等慷慨悲歌，对岭南诗坛也不无影响。 
　　现存岭南宋诗甚少，过去有人认为是因为“崖门兵燹，版籍荡然，无明均尚唐音，无人收拾”。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其实还应该看到，宋元时期岭南诗坛还很不成熟，作者并不很多，所以传世作品也就不多见了。南宋末年岭南罹及战乱，虽也涌现出赵必豫、李春叟、袁玧、陈纪、马宝南、何文秀等爱国诗人，但其规模远非南明时期可比，这里也可看出宋元岭南诗坛的薄弱。 
　　入明以后，岭南诗坛经过中原诗风的长期浸染，开始走向自为阶段，一般士大夫几乎都能为诗，而大家也代有人出。在岭南诗派形成后，创作上更是高潮迭起，出现一派繁荣景象。 
　　明初，孙卉、王佐、赵介、李德、黄哲等五位诗人，在广州南园组织诗社，号称“南园五子”。五子的诗作，上追唐人格调，力矫当时诗坛纤弱萎靡之风，为有明一代岭南诗坛开创新局面。其中孙卉*成就最高，被誉为“岭南诗宗”。他的诗“气象雄浑”、“清圆流丽”，“五古远师汉魏，近体亦不失唐音，歌行尤琳琅可颂”。“南园五子”的诗作，有明代嘉靖年间陈暹的辑本《南园五先生诗》五卷，辑入诗作近二百首，其中孙卉作品最多，达一百余篇。 
　　继“南园五子”之后，岭南诗坛由邱浚、陈献章、黄佐再欣高潮。邱浚诗多于锤炼，法度严谨，典雅清丽；黄佐诗“休貌雄阔，意思深醇”，风格壮浪恣肆。而陈献章诗题材广泛，诗风超妙自然、清新秀美，不愧为岭南诗坛的大家。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在世时已有诗集传世。现存诗作二千多篇。小诗写景、状物、抒情别有意趣。如《看柳》云：“浅塘低竹小泥村，黄土墙扃白玉门。望见溪头杨柳树，行人都讶是桃源。”陈献章作为心学大师，也常将学说入诗，他的学生湛若水将他的这类诗作编成《白沙子古诗教解》二卷。诗虽重于说理，但明白流畅，于形象处显哲理，也颇有特色。如《示黄昊》云：“高明之至，无物不覆。反求诸身，把柄在手。”陈献章在诗坛的成就，不仅限于诗作，还表现于他的诗论。他认为“诗之工，诗之衰也”；诗应表达真情，应率真，“七情之发面为诗”，诗必须具有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诗当雅健第一，忌俗与弱”。他还认为诗可大用，可小用，大用在于载道，小用在于“雪月风花之品题”，他当然更主张大用，正因为有见于此，他才写了不少哲理诗。永乐成化年间，中原诗坛被浮靡的“台阁体”垄断，岭南诗风有别于此，已形成自己的风格。 
　　明代中后期，岭南又有“南园后五子”，他们是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李时行、吴旦等。另外还有欧大相继出，主张“力祛浮靡，还之风雅”。这时，由于明代已进行末世，民族矛盾尖锐，斗争激烈，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欧大相的诗作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为岭南诗坛带来了现实主义的风气。随着明代的衰落以至灭亡，这一诗风演变成壮怀激烈、坚贞不屈、视至如归的民族精神的表现，爱国主义成了这一时期岭南诗坛的主旋律。诗人很多，诗作也很多。他们的代表人是明末广东三忠的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及邝露、黎遂球、梁朝钟、黄公辅、郭之奇等。代表作多为慷慨悲歌，如“儒冠多被英雄溺，争得咸阳一劫灰”；“泪啸复悲歌，啮断长虹气”；“蹈海肯容高士节，望乡终轸越人吟”；“泉路若逢文信国，不知双眼可谁表”；“丈夫不做寻常死，纵死常山舌不磨”，等等。这是岭南诗坛在明亡时画下的感叹号！ 
　　随着清政权的日益巩固，士大夫反清复明的追求逐渐从行动转变成情绪，岭南诗风也从慷慨激越转变成深沉含蓄。如王邦畿“也知匕首无成事，只重荆轲一片心”；陈子升“世乱微臣珍晚节，尘空老眼极秋毫”；屈大均“故国江山徒梦寐，中华人物又消沉”。而这种风格，“岭南三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诗作表现得最充分。 
　　屈大均，字翁山，番禺人。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退隐不仕。其诗作前期慷慨豪迈，后期苍凉深刻。《旧京感怀》云：“羽翼秋高未奋飞，移家偏问帝王畿。文章总为先朝作，涕泪私从旧内挥。燕雀湖空荒草长，胭脂进满落花肥。城边亦有阴山在，怪得风沙暗翠微。”诗评家认为：“翁山之诗，兼李杜而有之。取材极博，熔铸以自成家。”陈恭尹，字元孝，顺德人。其父陈邦彦抗清亡家，陈恭尹幸免于难。共诗多寄故国河山之思，对清初岭南的疮痍荒凉局面也多有描写。《崖门谒三忠祠》云：“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杜宇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台读旧碑。”诗作感慨深沉，悲歌呜咽，从此可见其诗风的一斑。梁佩兰，字芝五，南海人。与屈大均、陈恭尹一样，也是由明入清的诗人，但与屈、陈不一样的是，他曾入仕清朝。他的诗的造诣较为全面，而诗作也颇显复杂的感情。早年多写社会疾苦，有较高的现实主义价值。代表作如《藏马行》等向为诗坛称颂，其《秋夜宿陈元孝独漉堂读其先大司马遗集感赋（一）》云：“大节平生事，文章复不刊。墨痕尤似渍，碧血几曾干。自得乾坤正，谁知世事艰。草堂灯一点，霜气迫人寒。” 
　　清代岭南诗坛也十分繁荣，冯敏昌、黎简、宋湘号称大家，至嘉庆，道光年间，“粤东三子”谭敬昭、黄培芳、张维屏继起，把“岭南诗派”的范畴推得更广，内容和形式也更显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