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至国家小至一个企业，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往往取决于GDP、生产力水平或财富高低等。但在慈善领域也应如此吗？

本月底，巴菲特与比尔•盖茨的慈善理念、做法和在美国的经验，虽然举办方说是交流与学习，但他们在话语权上的主导地位不言而喻。媒体对二位超级企业明星的“传教”关注有加，对中国富豪参与与否追问不止，似乎不去表个态就是落后份子，颇有怒其不争之意。

不可否认，美国确实出现过像洛克菲勒、卡内基这样的慈善名人，他们提出的基金式慈善模式，保证了富豪们慈善行为的日常化、可持续化。但这些大亨同时也因垄断、贪于攫财而广受诟病，他们的慈善行为某种程度上可以描述为“镀金时代”，是企业家“动物精神”之后人性回归。

放到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来说，他们是这个时代福照全球的新圣人吗？经过媒体文章的介绍，大家都已有所了解，一方面是最高可达50%高昂的遗产税，一方面是行善之后可以获取税收优惠，两害相比取其轻，与其“充公”当然不如“做些好事”。

我们不要被西方在慈善话语权上隐蔽的霸权主义迷惑。早在2008年，来自中国的企业家牛根生就在哈佛大学鲜明指出，跨国公司不一定比中国公司更善。因为从在华外资企业的表现来看，在华外资企业享受政策优惠，但其纳税额与慈善捐赠完全无法与这些外资企业从中国市场获取的经济利润相提并论。

抛开国外富豪、跨国企业所谓的社会责任，我们看看另一种被称为社会企业模式的慈善。在孟加拉国，被称为“穷人银行家”的尤努斯，让普通人去帮助穷人，为贫困的妇女提供小额贷款，让每个妇女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脱贫的方式。明星李连杰倡导的壹基金，也是倡导每个人捐一元钱，发动群众的力量，去帮助更多人。

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慈善话语权并不是富豪的专利。2008年的时候，中国个人捐赠首次超过企业捐赠，达到了捐赠总额的54%。而据《福布斯》中文版“2009中国慈善榜”榜单显示，而中国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已经构成了中国慈善捐助的主力。

“仁者爱人”，这个仁者可能是一个小企业主，一个普通老百姓，无国界医生、志愿工作者等，而慈善家概念，也包括了这些热心公益，经常参与慈善活动的人，相比富豪他们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个人资源与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分享，其中的资源包括金钱、财物、时间、爱心，甚至器官捐赠等。大爱无声，草根慈善家反而不会到处去宣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