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起源之浅见

 

陈辉¹，朱正西²

1.桐城师范专科学校，安徽 桐城 246000；

2.桐城师范专科学校，安徽 桐城 246000）

 

摘要：关于桐城派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从客观的政治背景和现实环境谈起，兼及桐城先辈的历史贡献为积淀，促其产生的历史事件为契机，以一贯之的理论体系为精神支柱，核心作家的天才创造为动因，外围作家群的主动汇聚为条件等几个方面来论述，以说明桐城派的诞生绝非单纯的某个原因所致，而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各种因素交织而成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桐城派；起源；戴名世；方苞

 

关于桐城派形成的原因，许多研究桐城派文学的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因而出现了多种观点。对此，桐城程根荣作《桐城派形成原因六说》[1]进行了整理，以为自有桐城派以来，溯源探微之作颇丰，概括起来，大约有六种代表性的观点，即政治需求说、地缘人文说、职业选择说、天才创造说、审美反映说和审美需求说。

笔者以为，关于文学流派形成之要素，需有客观的政治背景现实环境相适应，前代先辈的历史贡献为积淀，促其产生的历史事件为契机，以一贯之的理论体系为精神支柱，核心作家的天才创造为动因，外围作家群的主动汇聚为条件。这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各种因素交织而成的动态发展过程，绝非单纯的一人一事一物之功。在考察桐城派形成原因时，纯粹的单一起源说很难对桐城派的起源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笔者多方考察，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桐城派产生的原因，供大家参考，不足之处，请多指正。

一 、 桐城派形成的客观的政治背景和现实环境

明亡清兴，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满洲人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中原，建立起新的统治，由于满族来自偏远的东北苦寒之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加上素以汉族自大的中原人以夷狄遇之，又清初统治者“圈地为牧”做法，使他们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强烈反抗，满洲政权面临着生存危机。

面对现实危机，清统治者开始不断修正统治策略。政治上，接受并继承前代统治制度，主动吸收汉族士人加入统治集团中来，扩大统治基础。经济上，学习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放弃原本落后的生产方式。文化上，提倡并发展中原传统文化。

在主动接纳中原文化的同时，清统治者又采取强硬手段以压制和打击反清思潮，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控制，使国家的主流思想由反清趋于正统的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思想，从而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据统计，清初康雍乾三朝就有文字狱160起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庄廷鑨《明史》案，明相国朱国桢尝著《明史》，语多指斥清人，后庄廷鑨窜名己作刻之刊行。康熙二年，归安县吴之荣谋以告讦为功，购得原书上告。结果，已死的庄廷鑨被戮尸，其弟被杀；旧礼部侍郎李令皙曾为作序，被杀，其四子亦死；吴之荣又嫁祸南浔朱佑民，并其五子皆死，又归安、乌城两县学官被杀。是狱也，死者七十余人，妇女并给边。又有戴名世《南山集》案，左都御史赵申乔弹劾戴名世所著《南山集》，语多狂悖，有违法纪。由是造成戴名世革职入狱，次年被杀，并牵连三百多人。此外，清政府还进行大规模的图书整理，严禁民间私藏对清人不利之书，一经发现，立即查办，并罪及地方官员。还传令各地上交明代以后各书，详加检阅，其中妄诞之句，皆删除迨尽。

暴力的迫害，死神的威胁，逐渐使中原士人惮于论说时事，或隐居世外，或埋首经传，或寄情山水，或转变态度与清廷合作，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清代学术盛行考据，学者纷纷埋首于历史文献，回避时事，即是最好的证据。桐城派作家也由方苞始，文风大变，以清新雅正的风格代替清初戴名世等愤世嫉俗之作，也是显然的例子。

为笼络士人，并使士人成为为清廷效力的力量，清政府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刊行《性理大全》，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统一全国思想，桐城奉承程朱理学即由此而来。桐城派的创立者方苞最初受家庭环境影响，于二十岁前是不问程朱之学的。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适应潮流，改习程朱之学。戴名世《南山集》一案，他被处死刑，后岁侥幸免死，也对他影响至深，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出狱后，则宦海浮沉，为清效力。

这一点对桐城派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许多研究桐城派的学者以为，这就是桐城派之所以立派的原因。笔者以为，政治影响只能是桐城派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它只能为桐城派的产生规定发展方向，决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

二 、 桐城派形成前的历史积淀

桐城派作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崛起于康熙年间，兴盛于乾嘉，衰亡于民国之初，前后二百余年，汇聚作家千余人，如此规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因此，它的形成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然要有很长时间的孕育，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才可能最终形成如此宏伟的壮丽景观。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公认的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显耀当世之前，桐城地方已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才华的作家群体，他们以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为杰出代表。

对此，桐城派后期名家方宗诚有着切实的认识，他在《桐城文录序》中说：“桐城文学之兴，自唐曹孟征。宋李伯时兄弟，以诗词翰墨，名播千载。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节、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胜书。然是时风气初开，人心醇古朴茂，士之以文名者，大都尚经济，矜气节，穷理博物，而于文则未尽雅驯，以复于古。郁之久，积之厚，斯发之畅。逮于我朝，人文遂为海内宗，理势然也。”这样说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方以智（1611---1671），桐城人，明末进士。《安徽文化史》称其是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同时应运而生的巨星之一，是明清之际的伟大哲人。方以智对我国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以现存的著述而言，属于博物及自然科学类的有8种，代表作为《物理小识》，是一部百科全书的著作；属于诗文类的有18种，语言质朴晓畅，慷慨沉郁，在当时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主要成就还是体现在哲学领域，他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学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2]”蒋国保撰文以为，桐城方氏学派是明末清初与浙东学派齐名的重要学派，方以智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3]。他的诗词也是很出色的，一句“千秋谁脱劫，山径早忘年”，悲凉沉痛而感慨无奈，亡国之恨，身世多艰，跃然纸上，同时又透露出保持明遗民气节，坚决不与清人合作的态度。语言质朴晓畅，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

钱澄之（1612---1693），桐城人，明末著名士人，与方以智为挚友。钱澄之早年参加复社，与阉党斗争。明亡后，积极支持反清斗争，在社会上影响很大。钱澄之的主要成就在于诗词创作，是当时诗界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多能贴近生活，反映出贫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如《水夫谣》：“腐肉已充乌鸢饥，家家犹望水夫归。”一句就深刻地揭示了水夫们悲惨的生活，表现作者同情人民、为民呐喊的思想感情。此外，在其归隐田园后，还创作了一些内容恬淡闲静的古诗，皆能景随情动，情景交融，颇有陶渊明之风，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安徽桐城人。《清史稿·文苑列传》载，戴名世“生而才辨雋逸”，少时便名闻乡里，但他的入仕之路并不平坦。二十八岁为秀才，三十四岁时同乡大学士张英礼聘他为家庭教师。直到五十多岁才高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参与明史的编篡。可是不久即因《南山集》“语多狂悖”，被判处死刑。戴名世一生著述甚多，身前曾自编《芦中集》、《困学集》、《天问集》、《柳下集》，可惜均已失传。现今存世的只有尤云颚刊行的《南山集偶钞》，单独刊行的《孑遗录》，抄本《忧庵集》及文稿百余篇[4]。至于戴名世及《南山集》案对桐城派形成的影响，下文另有详述，这里不再多说。

先辈们的成就给后来的桐城学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尤其是戴名世，可以说对桐城派的产生起着先驱者的作用，起到绝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引领后人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也就是说，没有他们，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桐城文学。

三 、 促其产生的历史事件为契机

戴名世年长方苞十五岁，二人实为姑表亲，戴名世的母亲是方苞的姑母，关系密切。而方苞又钦佩戴之才学，更爱其古文；自己每成一文，都要请戴点评，名世稍不满意，即自毁其稿，如此相互切磋长达十年之久。杨怀志、潘忠荣主编的《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以为，“戴名世不在桐城派三祖之列，但他对方苞影响之深，论文主张对后人启迪之大，都不容忽视”。这是从技术层面来说的，下文在“以一贯之的理论体系为精神支柱”中专门论述，这里不再多说。但，笔者以为戴名世对方苞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心理上，即《南山集》案和戴的悲惨遭遇给方苞心理带来的打击和影响。

《南山集》案让方苞影响至深，表现有三：其一，转变了对清廷的态度。杨怀志、潘忠荣、方宁胜在《桐城派简述》一文说，方苞：“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被判死刑，又因友人营救侥幸蒙恩出狱后，转变态度，对清廷‘愿效涓埃之报’，终于成为清廷的一名词臣。尽管他并不十分乐意充当这一角色。[5]”这说明方苞愿为清廷效力是极不情愿但又是无可奈何的。

其二，转变了文风。戴名世生于清初，自幼受明末先辈熏陶，这使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亡明的怀念以及对满清的仇恨。“欲以扬清激浊为己任，为骂世而不忘于世”，使其腕底风雷郁结，多愤世忧时之作，往往锋芒毕露，感慨忿懑，不尽乎“雅洁”的要求。他晚年曾对方苞说，优柔平和才是文章兴盛的标志，只有有道者，才能接近，我心中羡慕但做不到。这是他的悲哀，是社会政治变化造成的。戴名世的悲惨遭遇和自己的危险际遇，让方苞深切体会到政治的残酷，生命的宝贵，对戴名世的话也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在其侥幸不死后，毅然一改往日“性刚而言直”的作风，以柔和的文章和谦卑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从而取得了社会主流的认同和赞誉，以及生存空间，为桐城派的形成夯实了基础。

其三，决定了他一生职业的选择，非学官不仕。方苞自出狱入直南书房后，在康熙身边做了十年的文学侍臣。然后出任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十年，又迁翰林院侍讲和翰林院侍讲学士。次年，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但仍专司书局，不必办理内阁事务；不久充一统志馆总裁奉命校订《春秋日讲》。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颖馆副总裁。乾隆即位后，复入南书房，充经史馆总裁，或于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方苞年七十五岁，辞去官职，回归故里。以上所述可见，方苞一生的事业都献给了讲学修书上，这使他能够大量培养弟子，将其古文写作和理论流传并继承开来，对桐城派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如果方苞位居行政高官，则在培养弟子、提携新人时会有诸多不便。比如，大学士张廷玉在方苞举荐同乡刘大櫆时，就为避同乡之嫌树朋党之疑，而废黜之。

此案成了凝聚桐城士人的一个事件，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戴名世都是清廷罪人，但其后还是有许多桐城派名家都曾表示过对《南山集》一案的愤慨和对戴名世遭遇的同情。刘大櫆诗云：“弱冠负勇气，乡闾婴祸罗。仗剑出门去，饮马昆仑河。”戴均衡在《南山集目录序》中叹曰：“惜乎！有子长之才，不能有子长之志，仅此区区，而犹厄抑使不得彰行于世，良可悲已。”还甘冒清廷大讳，搜戴名世遗篇，编《潜虚先生文集》刊行于世。方宗诚在编《桐城文录序》时，选文六卷，仅次于方、刘姚，并感叹先生“以文字得祸，未能深用力如望溪，而名亦遂湮没矣”[6]。总之，《南山集》一案成为深藏于桐城士人心中的难以忘却的情结，是桐城士人或有意或无意走到一起的纽带。

四 、 以一贯之的理论体系为精神支柱

我国古典散文的成就，以唐宋时为最高，宋以后元明数百年间虽流派纷呈，作家作品众多，但卓有成绩者，不过数人。明末清初，古文之没落更为当时卓绝之士所不满，纷纷要求有新的散文理论和作品问世。这时，方、刘、姚以其严谨的理论和雅正的文风走到了前列。

在思想内容方面，戴名世主张立诚有物，他说：“唯立诚故有物，苟其不然，则虽菁华烂熳之章，工丽可喜之作，《中庸》之所谓‘不诚无物’也，君子所不取也。”即要求作者首先是一个诚实的人，其次要求文章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在创作方法上，他主张道、法、辞合一。道，即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是文章的结构方式；辞，就是指文章的语言。由此可见，戴名世心目中的好文章应该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而在文章的艺术境界上，戴名世主张精、气、神合一，即要求文章应有自然锤炼的语言、自由奔放的气势和自如悠深的神韵，才能算是好的，才能超越平庸。戴的这些创作理论，被方苞接纳，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发展，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义法”说是方苞古文创作理论的核心，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核心，也是桐城派后代作家固守的基石。关于“义法”，方苞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种思想很明显是脱胎于戴名世的理论，这和二人密切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前文以说，二人是姑表亲，戴年长十五，可是在学识上，方苞只能算是晚辈，面对戴名世，方苞只有学习的份。因此，“义法”思想最初发源于戴是可以理解的，也得到研究桐城派学者的普遍认同[7]。

方苞以后，刘大櫆成为桐城派的领袖。刘师从方苞，得文章义法，继承了方苞的“义法”之说的古文理论。但是，刘大櫆并不满足于义法之说，他指出，“义法不诡于前人”，“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因此，在义法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神气音节”说，强调文章神韵的重要性。他认为，神气是为文的最高境界，而神韵存于音节，音节存于字句；他又说，“文贵奇”“文贵远”“文贵疏”“文贵变”“文贵去陈言”，阐明了文章之神韵如何付诸表现的问题，给人们指出了一条作文之法。正是由于刘大櫆的发展和创新，使得桐城派在方苞草创的基础上有了继续发展的空间，也使他成为桐城派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之一。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坚持“义法”之说，但又表示，“只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8]”于是在《述庵文钞序》中说，文章有三事，即义理、考据、辞章。将考据作为作文之事，显然是受到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不过也使桐城派恰到好处地取得了继续前进的途径。姚鼐并不空说为文之道，身体力行，编选《古文辞类篹》，以词必通雅、句必合法为标准选文，为人们提供范文，启示作文门径。《古文辞类篹》自问世以来，风行于世，是学习古文的最佳入门读本，也成为桐城派的最好宣传，被桐城派传人视为瑰宝。

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历史由此进入近代，也从此进入内忧外患的时期，桐城派的发展逐渐由极盛之势走向滑坡，因格局狭小、气势衰弱而受到时人讥讽。此时，曾国藩成为扭转局面的关键人物。曾国藩，不是桐城派的入门弟子，只是他仰慕桐城派之成就，并以桐城派古文理论作文授徒，而自称桐城派弟子。所以，他时时刻刻以方苞“义法”作为衡量文章得失的标准，又继承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之说。而身为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曾国藩不会满足于先辈的论述，他根据现实情况，在“义理、考据、辞章”以外，增加经济一事，谓之作文之本，以体现经世致用。经济之说，为后世传人开辟了新的创作空间，丰富了桐城派的思想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桐城派古文格局狭小的面貌。另外，曾的文章气势宏大，沉雄豪迈，峻峭挺拔，极大地影响、匡正了桐城派后期文风。曾国藩以后，虽有众多桐城派弟子的努力，但皆因缺乏前辈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作天赋，终不能改变桐城派逐渐衰落的趋势。

由上文可见，以一贯之的理论体系成为桐城派的精神支柱，正是桐城派弟子对先辈理论的代代继承与不断地发展创新，使得桐城派的理论体系臻于严密和完善，创作队伍不断扩大，并兴旺发达两百年之久。

五  核心作家的天才创造和外围作家群的主动汇聚为动因。

理论是基础，更加重要的是优秀作品的创作。再好的理论也需要作品来体现，否则都只能是空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方、刘、姚三大桐城派鼻祖都在创作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华，每个人的作品都璀璨夺目，又各具特色，名动海内，使他们能够吸引更多的目光，更使众多学子主动汇聚到他们的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团体，并最终形成规模空前的桐城派。

方苞少有才名，很小时就能背诵《易》、《诗》、《书》、《左传》等经典作品。二十多岁时游学京师，其文章就受到很多学者的赏识。戴名世《南山集》案发，方苞被判死刑，李光地等人极力营救，康熙才亲批：“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9]”方苞因而得救。由此可见，方苞能创立桐城派，不仅在于他整理和总结前人的古文提出“义法”之说，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古文创作。方苞的散文，多以“形象生动的人物描写而取胜”，如《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等，这是其文名震天下的原因之一。此外，方苞的叙事散文，或叙或议，叙则精细入微，议则一针见血，多有典范之文。方苞弟子众多，据刘声木考证，仅卓有才名并有作品传世之亲传弟子就有三十四人，还有其他私淑、服膺者，至于名声寂寂者，则数量更多，无法统计了[10]。

刘大櫆少时聪惠，又勤奋好学，很早就名闻乡里。雍正年间出游京师，方苞惊叹其文，使刘大櫆之名迅速传遍京师，不久拜方苞为师，文名更盛。刘大櫆作品极多，有《海峰先生文集》、《海峰先生诗集》、《论文偶记》、《歙县志》、《黄山志》等，还选编了《唐宋八家古文评》、《古文约选》、《历代诗约选》等。但他仕途不利，1736年，方苞举荐他，却被大学士张廷玉以同乡之嫌而废黜。仕途的失意，却促使刘大櫆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古文创作和教书授徒上，直到八十多岁，还在家乡讲学。他曾自豪地说：“一时之名隽，多依余以相劘切。”其弟子中，以姚鼐成就最大，而桐城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程瑶田，常州钱鲁斯，历城朱孝纯等人，也都是当时隽彦。由于刘大櫆的影响，一些原本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也都纷纷聚拢到他的周围学习古文，如徽州方巨先、吴绍泽等人。据刘声木考证，卓有才名并有作品传世之亲传弟子有三十人[11]，此外还有许多私淑、服膺者，及声名不著者。

至姚鼐其时，桐城古文已成江河之势，水到渠成，不可遏抑。姚更是桐城派一位集大成的人物，桐城派之盛名已然天下皆知，势成鼎盛。姚的文章“内容充实，视野开阔，语言清新流利，雅洁生动；结构起承转合宛转自如，给人一种一唱三叹、意味无穷的审美享受[12]”。姚鼐弟子众多[13]，亲传者43人。其状可从曾国藩之《欧阳生文集序》见之一斑，“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意先正之法，禅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在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鲁世骥絜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絜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14]”

综上所述，桐城派的形成有客观的政治背景现实环境相适应，前代先辈的历史贡献为积淀，促其产生的历史事件为契机，以一贯之的理论体系为精神支柱，核心作家的天才创造为动因，外围作家群的主动汇聚为条件，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各种因素交织而成的动态发展过程。

 

参考资料：

[1]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M].黄山书社.1989

[2]杨怀志、潘忠荣：《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3]赵尔巽等：《清史稿》[M]中华书局1977

[4]姚鼐：《惜抱轩尺牍》[Z].上海古籍出版社

[5]杨怀志、江小角：《桐城派名家评传》[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6]杨怀志、潘忠荣、方宁胜：《桐城派简述》[J].《桐城派研究》2002年第4辑

[7]《曾国藩全集·诗文》[Z].岳麓书社，1986

[8]蒋国保：《方以智与桐城方氏学派》[J].《桐城派研究》2001年第3辑

[9]《安徽文化史》编委会：《安徽文化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10]程根荣：《桐城派形成原因六说》[J].《桐城派名家文选》.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8月第1版

 

 资料来源: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提交日期:201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