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五，我们山寨里来了一戏班子，上屋下屋的人挨不过面子，都唱了一晚。虽然演员不咋地，戏唱得也不咋地，可价钱还不菲，竟要1000元一场。这个时候只有些大老爷们们在家，要这么多钱，谁也请不起，所以大家集体出资，请那些人唱了两晚。虽说是集体出资，这钱也不是强收，每家每户愿出多少就出多少，不出也可以，没有人会说什么。我们家人都不喜欢看戏，为增添一份热闹，也出了一点钱，唱得时候也去瞟了一眼。出钱的人少，看戏的人更少，台上十来个人唱，台下二十来个人看，且他们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台下人有的时而随着台上的腔调一起哼唱起来，也算是一种自娱自乐吧。

这让我自然的想起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一些场景。那家伙，那气势，可不像这两天看戏的场面，真的是一个人山人海啊。

那时候看电影的由头很多，孩子考上大学要放电影，娶新媳妇要放电影，乔迁新居要放定影，学校开学典礼、举办运动会等要放电影，兴致来潮也要放电影……

看那么多电影，还不用自己掏腰包，有具体由头的，电影费就是东家掏，没有具体由头的，村财政就掏；我们只需要带上那双渴望欣赏新鲜世界的眼睛。

那些年，放电影可就是老大了。我们得跑到几十里外去接他，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帮他挑放映机，挑着影片，缓缓前行。来了又是端茶又是倒水。有几次影片放映机挑来了，这放映老板，竟还懒得来，于是我们就自己放，不只是放不来，还是机子坏了，只整出个画面，没有声音，不过乡亲们照样看得不亦乐乎。

最能体现那时人们对电影热情的还是那起打架事件。记得那时，还没有实行电网改造，用电高峰时段，白炽灯里的钨丝就像烧红的铁丝一样，发不出一点光亮。这么低的电压，放电影哪成，于是大胆的人就偷偷去把村子下面一片人间的四相店给摘了，村下的人得知后就经常去宅我们村上人得电，有时电影看到一半竟然没电，那个把人急得不是骂娘就是骂姨。有些小伙子一怒之下连夜跑到下村，死死地把村下的电工打了一顿。

村下的电工都是为村下人办事，其他人必然要为他出头，于是在第二天，村下就来了一帮人，为他出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说上三句，双方就在稻草从中打了起来。幸好派出所的人及时赶到，才没有酿成大祸。后来放电影的买了发电机，才使得这场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拉锯战提早结束。

最开心的是在学校看电影了。那时候，学校每有什么大的活动都要放一场电影轻松一下，但老师那种欲放又不放的态度总是挑动着我们的神经，在紧张的期盼中盼来的那些电影，总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快乐。老师们以看电影为奖励的手段，这样也使得我们学习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回想起来，那些平坦的山坞就是我们的天堂电影院，那里至今还回荡着我们的笑声，记录着我们观影过程中的喜怒哀乐。只是那一座座天堂电影院，逐渐地被传播快餐文化的电视雪藏近了文化史的口袋。

每当我伫立于那些平坦的山坞间，我的耳畔总能听见那些遥远的绝响——

高！实在是高！

为了新中国！前进！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我胡汉三又回来啦！

弟兄们，给我冲啊，共军没有子弹了！

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