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要分科？高考的时候要不要考英语？前者是教育部的问题，后者是政协委员的提议引发的思考。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在于，尽管也许我们还是没有学不学英语的自由，起码我们有了讨论我们学不学英语的自由。

相比之下，财政部副部长关于个人所得税政策的一锤定音则表明了另一种态度，讨论是你们的事，决定还得我们来做。

记得，孙中山先生曾经在革命和政治的演进中以军政、训政和宪政作为发展的三阶段。朴素的来说，军政是暴力统治，离我们甚远，而训政和宪政则分别代表了两种思维。训政时期，政府告诉人民该怎么做，宪政时期，人民告诉政府我们想怎么做然后政府跟着。两者的发展阶段有一个关键的连接点，也就是“民智”，所谓“民智”者，人民之智慧也，也就是说，如果人民够聪明了，那就人民说了算，否则，还是政府替他们拿主意好了。在这个意义上，宪政和市场经济是直接相关的，而训政颇有计划经济的影子。事实上，社会的发展，有一个矛盾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那就是在人民大众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真理可能在少数人手里，也可能在多数人手里，任何民主的相对就是专制也必然有专制的存在，否则布什怎么打的伊拉克？因此，政策的制定也就必然有一个民主集中的过程，只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只有很少的需要交给精英们决定，民主的越来越多而集中的越来越多而集中的少了，也反映着人民的思考能力在上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民间的智慧是最宝贵的。

只有一个条件，要允许辩论，鼓励理性的思考和文明的表达。我们不讨论房价，政策和市场间的平衡由政府来完成；我们讨论文理分科，但不是简单的合并文理，而是探求是否可以将知识和能力分开考察，就能力而言，就靠数学，逻辑和语言表达；就知识而言，只考简单的基本自然和社会科学常识，于是改变整个教育体系，向SAT和高考的中间体演进；我们讨论英文学习，承认英文的重要，但是，考虑到人的时间分配和社会发展阶段，承认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花费时间在英语学习上，让专业分工解决部分问题，让市场决定你或我想不想学英文，给善于思考但没有语言天赋的人一个成长和贡献的机会。

我们有很多梦想，第一个就是，先给我们自由，到了今天中国的发展基础，让我们决定高考考什么，学不学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