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长江大旱，至少暴露出长江中下游地区治水三大问题：其一是“重排轻储”的治水思路酿成大祸；其二是年久失修的农田水利设施已难以为继；其三是“大坝综合症”与水权分配问题必须要解决。

来自湖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报告称，截至16日，全省大部分地区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50％，除神农架林区外，全省83个县市区均有旱情，受旱农田面积1664万亩，有50．2万人、15．8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在干旱面前，曾经的“鱼米之乡”变成了一片焦渴的土地，出现50多万人畜饮水问题，这个格局真的出乎意料。

面对大旱，除了感叹愈来愈跟人类过不去的极端气候变化之外，有太多需要反思的地方：湖北、江西等地年降雨量应该用“极为丰富”来形容，因为相比于黄河以北年降雨400多毫米，这些地区的年降雨量多在1500mm,而这次也就比正常年份少降雨一半，而且还是发生在正常的旱季，也就是说冬春季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降雨量偏少的季节。 综观“鱼米之乡”的这次大旱，至少暴露出以下三大问题：

其一是“重排轻储”的治水思路必须要改。湖北、江西等地正常年份由于雨水偏多，过去的治水思路主要集中在排涝，也就是说把有限的资金主要用在了如何在下雨时赶紧把水排走，不要形成洪涝。这种治水思路对付雨水多时很有效，但却相对忽视了雨水季节平衡问题。也就是讲如果在雨季时把雨水都给排放走，万一出现几个月不下雨，则会形成严重的干旱局面。目前我国由于整体的农田水利设施大都带病作业，各地相关部门怕这些病坝病河出事，基本上都把心思放在了“排水”上。这种“重排轻储”的治水思路酿成了今天的问题所在，一二个月少下雨就会出现大问题。

其二年久失修的农田水利设施已难以为继。目前我国农村大部分的农田水利设施大都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修建的，而近三十多年相应的投入一直欠帐，水利建设制度缺失，使许多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而目前的低粮价政策使农民种粮的比较利益太低，农民十分不愿意进行水利设施投资，也难以投资。过去被取消的“两工”制度也使农民即使在农闲时也难以组织劳动力对农田水利设施进行整修。这些原因导致我国不少地区农田水利早已不堪重负，无法承担更大一点的干旱风险。在风调雨顺时还能头面人凑着用，但一遇到大旱就无能为力了。

其三是“大坝综合症”与水权分配问题必须要解决。这次大旱，三峡是不是干旱的祸首屡被提及。三峡是不是带来大旱需要科学的研究与长期的观察，但大坝建立之后长江上下游的水资源分配、大坝公司的发电效益与下游居民的用水权益矛盾如何解决则是一个大问题。记得去年在内蒙调研时，当地群众讲到这样一件事：内蒙本是少雨的地区，水资源极为重要。在内蒙东部地区原来有一条河流，基本上也可以解决上下游居民的用水问题，但自从几年前上游修建大坝建了水库之后，下游群众就很难用到水了，上游水库不放水，下游用水要用钱买。下游群众当然不干，祖祖辈辈大家都共用这条河的水，现在你一拦，就搞起了“要想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招式，很难服人。这种上下游水权利用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大的社会矛盾。因为一条河流本来属于上下游共有共用，大坝建设者修建之后，如果放水不及时或者不放水，实质上等于剥夺了下游居民的用水权。这种矛盾有时无法调和，在国际上目前出现对河流建大坝问题进行反思，也出现炸掉大坝的风潮。

针对上述问题，有几下建议：

其一是治水思路应该从过去的“重排轻储”过渡到“排储结合”。尤其是我国南部降雨量丰富的地区，目前的“储水’意识相当淡薄，应该建立起“排储结合”的均衡治水思想。

其二是要加快“以工代赈”，解决目前农村小农水建设困境。为了彻底解决我国目前“少雨就旱，多雨就涝”的恶性局面，建议国家拔出专门建设经费，让农民修建贮水用水的沟塘渠堰。比如一个100人的村庄，给他2万元修建资金，以工代赈，让他们把自己村庄的贮水设施都修建好。

其三是出台相关法规，解决好水坝上下游的水资源利用问题。国家应该有一套相善的法律法规来解决目前大坝上下游水资源分配问题。尤其是在干旱时应该以下游居民利益为重，加大开闸放水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