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田:农民工失业不怪金融危机
(2009-02-05 13: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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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金融危机财经 |
分类: 城镇化与农民工问题 |
中国人民大学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之后,陈锡文主任认为目前农业工失业数量约2000万。许多人误以为2000多万农民工的大量失业都是由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这其实是一种误判。昨天应邀请到央视新闻频道聊天室谈农民工问题,时间太紧,许多话都来不及细说,今天干脆写一篇博文对这个问题谈个够。
“三不当”是导致农民工大量失业的“三把刀”: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政策不当、宏观调控不当、不当的法律
大量农民失业潮在许多人眼里都误以为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帐都该算在美国佬头上。但这其实是一个误判。金融危机真正显现是2008年下半年及今年年初,而在危机之前我国一些“三不当”的政策才是导致大量农民工工作岗位丢失的“三把刀”,“三不当”政策是农民工大量失业的原凶。这“三把刀”是:某些地方政府以产业升级名义对中小企业的赶尽杀绝、宏观调控的银根收紧、瞎折腾的新劳动合同法。而这三个政策的出台又是建立在错误的形势估判基础上的:我国农民工用工已出现用工短缺现象,就业不是大问题。
“三不当”其一:某些地方政府强制性地关闭了大量的中小企业,是农民工大量失业的第一原凶。
去年7月份在金融危机暴发之前我到珠三角进行调研,一个很吃惊的发现是广东部分地区为了所谓的产业升级,一直在对大量的中小企业进行强制性关闭,部分地方政府高层对中小企业恨之入骨,认为他们占了太多的地,带来太多的污染,产业附加值也太值,得赶紧走,好让他们上“高科技”,有一股对“中小企业”赶尽杀绝的味道。比如佛山的陶瓷产业名满天下,但当地政府居然一下子要关闭7000-8000多家的中小企业,美其名曰叫“做大做强”,理由是大的企业污染少、好管理。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需要进行大力保护的。不知道当地政府的脑子在想什么,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脑子就爆炸了。企业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大企业也都是从小企业发展来的,不可能突然长大,“关小保大”的思路真的很可怕,是杀鸡取卵的政策。
为什么在我国部分官员心目中会多次出现“大物崇拜症”呢?症状还很严重且一直“长盛不衰”?比如前几年一直盛行的大学合并狂潮要做大做强,企业强强合并要做世界一流,都是“以大为美”,结果不但没有因此而出现世界一流大学,反倒是演生出“巨大”的债务来,大家都听过六七个大学合并成的新吉林大学成了巨无霸,但却带来巨型债务的故事,我就不再赘言了。
“大物崇拜症”者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大企业病”现象,在国际上大企业都是活力低下,机构冗肿的同义词,大企业的生存适应能力比中小企业差远了。比如这次的金融危机美国的三大汽车企业福特、GM与克莱斯莱规模可够大的了,但却是大而没有竞争力,搞不过日本的汽车,带来巨额亏损。但这“三大汽车巨疬”胁持政府“大而不能倒”,向政府要钱要物,否则就要大量解雇企业雇员,引爆失业狂潮。吓得美国政府只得屈服,乘乘地掏腰包给钱给物。某些大企业其实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会更大,但对解决就业没有多少作用。
“三不当”其二:2008年年初不当的宏观调控银根收紧政策是雪上加霜,大量中小企业贷不到款因此而倒闭,是农民工失业的第二把刀。
去年的宏观调控如过山车似的,年初、年中到年末变来变去,如过山车似的让人找不到头脑。这方面的许多误判,也引发人们对政府智库水平低下的担忧。如果我们的决策多争论一些,决策制定者多审慎一些,损失就会小得多。去年年初由于宏观调控收紧银根,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资金来源严重受阻,贷不到款,发展的资金链断裂,引发不少中小企业倒闭。
长三角与珠三角对中小企业出现问题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惊人的对照是在中小企业遇到困难时,浙江地方政府与珠三角地方政府的反应给人们印象深刻。浙江政府在中小企业因为银根紧缩出口受阻时,多次向中央呼吁,让高层去浙江参观考察了解情况,政府也施出不少援手来拯救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死亡率大大下降。而珠三角地方政府却是一幅置之不管的派头,甚至还放言"广东倒闭的都是落后企业,政府不会救"“现在倒闭的是什么企业?有著名的大企业吗?没有!我判断,这些企业总体上讲,都是落后的生产能力。落后的生产能力被市场周期性波动所淘汰,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在起作用”,嗟呼!如果是企业老总讲此话不家情可原,作为地方政府首脑,保就业应成第一要务,为了莫须有的所谓产业升级,对大量中小企业倒闭不闻不问,真是可怕!可悲!面临同样的宏观调控局面与同样的全球金融危机,长三角的企业比之于珠三角,日子就好过多了,企业倒闭的数量也少多了。
“三不当”其三:去年年初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也属于“瞎折腾”法律,中小企业因为成本陡升而大量关门,是农民工失业的第三把刀。
去年实施的新的劳动合同法应该属于“瞎折腾”范围的法律,干了几年之后就要给永久雇佣待遇,大量的劳保社保使许多企业的成本陡升30%以上,本来中小企业的利润也就10-15%左右,这样“陡升的法律成本”就只得选择关门了。某些法律起草者估计都是在大都市呆着,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我国其实是一个农业大国,还有几千万的农民工在家里呆着等着出来就业,他们需要工作。如果在工作机会与终身雇佣与各种各样的劳保间来选择,估计大多数的农民工一定会什么劳什之的合同都不会要,只要有活干能挣钱就行了,就足够了。
打工的收入再低也低不过种粮的收入,打工的待遇再差也比天天在农田里太阳下舒服多了。出外打工一个月的收入都比农民在家种地全年的收入还要高。以德国发达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来折腾我国的农民工,这个制度其实是保护那些已就业者,也就是那些已入圈者,而对圈外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以及因此而被拒之圈外的农民工的生存,这些立法专家考虑了没有?
全球金融危机其实不是导致农民工大量失业的原凶,当然究竟因为这次危机而使多少农民工失业还真真难以算出来。但一定不是最重要的。
让我们的地方政府在作决策时少拍一点脑子,多听取一点基层群众意见,也许就因此而少犯不少低级错误,农民工就可能够多一些工作机会了。我们可怜的农民工兄弟们不幸成了某些瞎折磨的牺牲品,能不能未来“不折腾”或者“少折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