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家与我国农村产业簇群的形成与演进机理
—基于云南斗南花卉个案的实证分析

郑风田  程郁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接要：产业簇群是创业家群体的集聚体。产业簇群的形成是个体创业家创新行为引来创业家群体模仿的过程。创业家在产业簇群成长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是产业簇群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最根本的动力因子。在产业簇群成长的不同阶段，会遇到制约产业簇群发展的不同障碍，需要不同类型的创业家的创新行为突破产业簇群的发展瓶颈，促进产业簇群的成长、升级与创新。在产业簇群产生阶段，发起型企业家起重要作用。而簇群在从“点”到“线”的发展过程中，模仿型企业家功不可没。在从“线”到“面”到“群”过程中，网络型企业家起主导作用。而产业群在升级换代从低路（low road）向高路（up road）转型过程中，研发型企业家扮演重要角色。本文结合产业簇群生命周期演进的特点，提出以创业家为核心的产业簇群成长机制理论，并以号称亚洲第一花卉之乡的云南斗南花卉产业簇群的产生与成长为研究个案，具体解剖创业家在簇群产生与演进中的作用。
关键词：创业家；产业簇群；演化机制；动力因子

     The Roles of Entrepreneurs in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Evidences from Dounan’s Flower Industrial Clusters

Zheng Feng-tian Chenyyu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Industrial clusters are agglomerations of entrepreneurs.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results from the imitation of groups of entrepreneurs induced by innovation of some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act as driving forces to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from elementary stage to advanced stage. Industrial clusters will meet different constraints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need respective entrepreneurs’ innovative activities break the bottleneck to promote the growth, upgrade and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paper presents an evolution theory of industrial clus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life cycle. And it investigates the driving force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analyze the roles of entrepreneur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n Dounan’s flower industrial clusters.   

Key Words：Entrepreneurship, industrial clusters, evolution mechanism, driving forces

一、问题的提出
硅谷优势（Saxion,1994）及第三意大利现象（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Labor Studies，Pyke, Becattini and Sengerberger,1990; Pyke and Sengerberger,1992）的成功，引起公共政策决策者们对产业簇群的密切关注，最初主要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而后在发展中国家也迅速地扩展。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簇群在中国农村也很常见和重要。“一村一品”，“一乡（镇）一业”，专业村、专业乡、专业镇正成为我国农村发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仇保兴，1999；王辑慈，2001；郑风田程郁；2005）。“块状经济”在我国发现迅速，许多出口和就业都是由“块状经济”创造的。我国农村的产业簇群是如何产生的？簇群成长与升级换代的推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有些簇群能够快速升级换而有些簇群却一直停留在低层次恶性竞争阶段甚至逐渐衰亡？过去的研究似乎偏重于集聚效应的分析，但却忽略了最重要的角色：创业家的作用。本文以云南斗南的花卉产业簇群成长个案来对此问题展开分析。
斗南是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近郊县——呈贡县的斗南镇的一个村，当地交通极不便利、远离传统的花卉消费市场、基础设施不健全、缺乏先进的技术和高素质的人力等等，但经过短短数年却发展成为我国鲜花第一村。目前，在全国鲜切花市场上,每两朵鲜花就有一朵出自云南，而云南80%的鲜花是出自斗南。夏季斗南花卉占全国花卉市场份额的1/4，冬季占1/3。斗南的鲜花80%往全国70多个大中城市，部分切花、种苗已返销欧洲，蝴蝶兰等高档花卉已开始批量出口北美地区。传统的产业簇群成长理论很难解释斗南花卉产业簇群的形成与发展。本文将创业家理论引入到产业簇群成长的分析框架中，分析创业家是如何促进产业簇群的形成、发展、成熟和升级，并以云南斗南的花卉产业簇群为例来具体解剖创业家在簇群产生与成长的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框架：创业家在产业簇群形成与演进的核心角色
花卉产业在斗南扎根之前，当地没有种花的历史、没有政府的带动、没有强大市场需求的拉动、没有很好的基础设施、没有外商的投资。而且从社会文化来看，云南人并不像浙江人那样具有积极开创的精神和创业的文化，云南人还被形容成“温嘟水”，即做事不积极、拖拉。那么在这样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庄怎么会产生全国最大的花卉产业簇群呢？大多数人将其原因归结为当地优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认为农作物的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很大。历史上这里曾依赖于这一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成为昆明的蔬菜基地，那它为什么没有能沿袭这一历史惯性，继续依托当地优越自然条件而发展成为全国蔬菜生产和交易基地呢？所有这些外部原因并不能充分解释斗南的花卉成长。
创业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很早就已经获得重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期，坎梯龙（Cantillon）将“创业家”概念引入到经济学理论，认为创业家是以确定价格买进而以不确定价格卖出的风险承担者，而且正是创业家的这种套利活动使市场逐渐趋于均衡（鲁传一、李子奈，2000）。1803年，法国的经济学家萨伊（J.B.Say）认为：“创业家能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低的地方转移到生产力高、产出多的地方”，最早赋予了创业家作为生产协调者的角色。马歇尔认为创业家是人力资本这一特定要素禀赋的所有者，并认为人力资本的特征是报酬递增的。创业家凭借其创新能力、洞察力和统帅力，发现和消除市场非均衡，创造交易机会和效用，指出生产方向并组织生产要素（周长城、吴淑风，2001）。还有其他的一些研究者对企业家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创业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决定了地区产业的发展方向。杜拉克认为只有当人类在自然界中发现了某种东西的用途，并赋予了它经济价值，这个东西才能成为资源。而创业家正是发现和创新的主体，因此是创业家创造了资源。在经济社会中，“购买力”是最重要的资源，它决定了产业的存亡，但购买力也是创业家创新的结果（彼得•杜拉克，2000）。部分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创业家在产业集群产生中的作用，但缺乏深入的分析。
与其他分析者不同的是，本文把创业家重新进行了分类，提出创业家群的概念，即一组创业家，这些创业家在簇群产生与发展的不同阶段扮演关键角色。企业簇群的发展可以分为初生、雏形形成、升级和创新四个阶段。根据创业家在企业簇群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本文将创业家分为五类，分别是“发起型创业家”、“网络型创业家”、“改进型创业家”、“研发型创业家”和“模仿型创业家”。图1描绘了创业家在中小企业簇群演进中的作用。可以看到，“发起型创业家”、“网络型创业家”、“改进型创业家”和“研发型创业家”分别是从中小企业簇群初生、雏形、升级到创新各个阶段演进的根本推动力。
发起型企业家：关于企业簇群的产生，很多学者归结于历史事件、偶然因素或外部冲击（Krugman，1991，1999；Feldman & Francis，2004；朱华晟，2003等）。不论是什么因素驱动，企业簇群的产生总是需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发现和识别特定地区的产业机会，并将其转变为经济价值，这就是“发起型创业家”。“发起型企业家”在特定地区开创或引入新的产业，建立全新的资源要素利用方式并寻找和开拓新产业的市场。按照杜拉克的说法，他们是该地区新产业资源和“购买力”的创造者，也是企业簇群的“播种者”。在新产业发起之初，缺乏相应的产业支持体系，“发起型企业家”面临最大的创业风险，但一旦他开拓出获得市场和资源要素的路径，他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吸引大量“模仿型企业家”的追随，而且他所开拓的产业路径成为以后该地区产业发展的惯性模式。
模仿型企业家：发起型企业家的成功不仅使创业家个人获得超额利润，而且吸引大量新创业家的模仿，并为新企业的进入开拓了市场和要素取得路径，减小了新企业进入的成本。这里把后来的模仿者称为“模仿型创业家”。在产业簇群的发展初期，大多数是立足于当地的资源和市场，大量模仿者的进入必然会导致市场和资源的激烈竞争，如果不能获得新的市场和资源，产业簇群将开始走向收敛和衰落。这时产业簇群生命力的延续需要“网络型创业家”来建立更广阔的市场网络，将当地产业簇群与外部市场和要素联系起来。新市场的开拓使产业簇群又进一步吸引“模仿者型创业家”的进入，使产业簇群规模得以扩大。
尽管“模仿型创业家”会导致中小企业簇群的趋同效应和路径依赖，并产生对资源和市场的过度竞争，但正是他们的模仿才能够成有规模簇群。而且只有“模仿型创业家”的存在才能使中小企业簇群突破规模限制而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约和产生强大的引致需求，同时激励的竞争能够形成创新的压力，才能催生下一阶段的动力因子（“网络型创业家”、“改进型创业家”和“研发型创业家”）。

 
     图1  创业家与产业簇群产生与演进过程

网络型企业家：当产业簇群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强大的引致需求，吸引或创造新的外部要素条件来支持其发展。在经济发展中，“购买力”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只要产品有广阔的市场，其商品的价值就能够获得实现，生产要素就会自然被吸引过来。而且在外部市场实现商品价值的同时，产业簇群的名声开始外扬，新的市场也会主动找上门来，从而又促进外部市场的开拓。在这一时期，随着“网络创业家”结网的扩大，产业簇群的规模也开始扩大，产业簇群内开始分工和协作，相关的配套产业逐渐建立，产业簇群开始能够自我支持和自我组织，完整的产业簇群落开始初步形成。从产业簇群初生期向雏形期的演进过程中，“网络型创业家”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推动产业簇群成长的关键动力，而且“网络型创业家”的结网能力将决定着产业簇群的规模。如果没有“网络型创业家”，产业簇群的发展将走向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即产业的兴起——模仿、扩张——市场资源恶性竞争——产业簇群的收敛——等待新产业的兴起。而如果不能再产生新“发起型创业家”，该地区产业将在生存线上挣扎。
很多学者也都承认以外部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产业簇群比以产业簇群地区内市场为导向的内向型产业簇群更具有竞争力（Hubert Schmitz,1995；Roberta Rabellotti, 1999；Kees Burger, Daniel Kameo and Henry Sandee, 2001），因为外向型产业簇群不仅比内向型产业簇群有更广阔的市场，而且外向型产业簇群具有更强的凝聚力，能够吸引各种外部创业家的进入，给产业簇群带来了新的信息、技术、人力、合作以及创新的动力等，从而促进产业簇群向下一阶段迈进。而一个产业簇群由内向型产业簇群发展为外向型产业簇群的推动力正是“网络型创业家”的向外结网。“网络型创业家”打破了产业簇群初生期的恶性循环，促进其向雏形期转型，而且其建立的外部网络又增强了产业簇群的吸引力，为产业簇群注入了新生力量，从而有利于产生升级阶段的动力因子“改进型创业家”。
改进型企业家：但在产业簇群的雏形期，产业的拓展主要是依靠当地的低成本优势进行，整个生产体系的技术、设备、管理等水平都比较低，还难以支持高度的分工，产业簇群内的相关支持产业也不能算真正专业化。而外部市场需求变化多端，对产品的技术、质量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出口市场。产业簇群要想赢得更广阔的市场仅靠“网络型创业家”的结网已经很难实现，必须使产业簇群内部获得全面的升级，才能占领更广阔的高端市场。这时产业簇群又进入一个关键转折点，如果有一系列“改进型创业家”的出现，就可以将产业簇群的发展逐渐推向“高路”，生产高质量、高技术含量、高服务水平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满足高端市场需求；而如果不能产生“改进型创业家”产业簇群将只能在“低路”上徘徊，生产低成本、低质量的产品，满足低端市场需求。“改进型创业家”对整个产业簇群的升级改造不仅包括产品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创新、技术的改造和升级等，还包括销售方式、渠道的升级和服务体系的改进。在新的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支持下，产业簇群开始进行高度分工，产业簇群内的专业化生产和支持体系正式建立，产业簇群真正实现了功能完善的自我支持，进入产业簇群的成熟期。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政府在建立和健全社会服务体系上发挥重要的作用。私营创业家由于其功利性特点和财力限制会造成一些服务部门和设施的缺失，而政府的公共性和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使其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建立当地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任。前面已经指出政府也可以像创业家一样进行创新活动，这里将政府视为“公共型创业家”或“政府型创业家”，与私营创业家不同“公共型创业家”的目标不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地区经济长远利益的最大化，他们的活动主要是直接创办企业、参股企业和直接投资兴建或改造基础设施。
研发型企业家：在产业簇群的成熟期，虽然形成了专业化的分工和完善的自我支持体系，但产业簇群内的改进缺乏自主创新，主要靠技术引进。这时的产业簇群往往呈现多层次性，即既有高端企业群又有低端的企业群，面临陷入“三明治”（Tilman Altenburg, 1999）的威胁，低端部分的低成本优势已经越来越弱，很容易被新生的产业簇群替代，而高端部分又难以竞争过发达产业簇群。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簇群完全靠国外的技术转让和输出，沦为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外部的市场冲击或技术遏制将可能威胁到产业簇群的存亡，而且高昂的技术转让成本也削弱了产业簇群的竞争优胜。因此，产业簇群的持续稳定发展需要发展自主创新能力，进入知识密集型生产，使产业簇群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技术中心，引领该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市场，而这需要由“研发型创业家”来实现。而且产业簇群内的企业由于处于相同的环境并接受相同的技术教育、类似的信息，使得心理模型以及竞争的行为模式趋同（Pouder, Richard, St. John, Caron H,1996）；过多的依靠内部信息也使产业簇群产生了路径依赖，即坚持走传统的发展道路而不愿意尝试新的方式，并认为该方式是产业发展的最佳方式（Jörg Meyer-Stamer, 1998）。产业簇群的创新需要“变化催化剂”来推动，而这种“变化催化剂”就是“研发型创业家”，通常是外部人（如技术支持者）或产业簇群内意识到未来挑战并有变化倾向的创业家。产业簇群的成熟会吸引大量高端企业、研究所和人才的进入，使得产业簇群有充分的人才和知识积累，而且同行、上下游企业以及主导产业与支持产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脑力的激荡，从而使产业簇群成为“研发型创业家”创新的温床。“研发型创业家”的诞生将使得产业簇群的主要企业和研究所结成创新网络，推动产业簇群的自我创新。这时的产业簇群成为行业和市场的领导者，产业簇群具备了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这一阶段的产业簇群成为了发达的创新产业区，产业簇群成为了该产业的技术、管理、信息、市场中心，常规性生产开始向其他区域转移。
“发起型创业家”分别指向市场和要素。“网络型创业家”其作用是开拓市场，进而由市场吸引要素进入，在这开拓与吸引过程中使产业簇群逐步建立起自我支持体系。“改进型创业家”是在与市场的互动中对产业簇群及其要素资源不断升级。“研发型创业家”又回到了创造市场和要素的状态，但却是更高层次的创造。尽管“模仿型创业家”导致了产业簇群的趋同效应和路径依赖，但他们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正是他们的模仿才使产业能够成群，而且只有“模仿型创业家”的存在才能使产业簇群突破规模限制而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约，才能进一步催生下一阶段的创新创业家群（“网络型创业家”、“改进型创业家”和“研发型创业家”）。产业簇群的发展正是在这不断地创新与模仿的循环实现，而当某一时刻，新创新创业家不再出现，产业簇群则开始走向收敛和衰落。
作为企业簇群成长动力的各类创业家，既可能是内生的创业家，也可能是外部引入或移植的创业家。内生创业家一般具有更好的“根植性”（Embeddedness）（Granovetter, 1985），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内部解决方式，对于难以吸引外部投资者的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但他们在技术、资金及网络上具有弱势，带动力有限。外生创业家在技术、资金及网络上有优势，往往具有更大的凝聚力。有时一个地区中小企业簇群的兴起就是由一个大规模的企业移植而逐渐带动扩散或分裂形成中小企业簇群。而且他们能带来新的技术、知识，给中小企业簇群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簇群升级和创新。但外生创业家的缺陷是缺乏“根植性”，而且在他们发展中国家的活动，往往只是一种生产和成熟技术的转移，核心技术的开发与创新仍保留在本国，很难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Hubert Schmitz, 1995；Tilman Altenburg, 1999）。

三、斗南花卉产业簇群产生与演进机理的实证分析
（一）第一阶段：花落斗南，花卉企业簇群萌芽
斗南曾经是云南重要的蔬菜基地。80年代后，蔬菜种植向周边其他地区扩散，斗南蔬菜产业的优势逐步下降。为什么市场的压力没有推动斗南的蔬菜走出去，使斗南成为蔬菜簇群，而鲜花却在此时飘落了斗南，并逐步发展壮大？传统的理论很难对其有效地解释，关键是他们忽略了创业家这一关键经济要素。
1982年，呈贡县良种厂的副厂长化忠义出差到广州时发现了花卉产业的良好市场前景。1983年他积极寻求了县科委的支持，并获得了1000元左右的项目资金支持。随后，他同厂里几个职工专门到福建漳州买回了“唐菖蒲”种球。由于自己是农业技术员出身，加上当地自然条件好，“唐菖蒲”在良种厂的种植很快获得了成功，但花卉市场价值的实现却成了很大问题，主要靠厂里的职工到昆明走街串巷叫买，刚开始的销售非常困难。
由于卖花道路艰辛，不如蔬菜有保障，化忠义退休后良种厂就退出了花卉种植。但他自己仍然没有放弃对发展商品花卉的执着追求，将厂里自育的“唐菖蒲”种球带回了斗南，在自己的责任田里种了0.3亩。两年内，他又引进了“晚香玉”和“小石竹”，并将自己的2亩责任田全部都种上了花。在其坚持不懈的市场开拓下，逐渐在昆明的白塔路和双龙路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花卉买卖习惯，开始获得比较稳定和丰厚的收益，在全村第一个建起了楼房、装上了程控电话。在其成功带动下，毕会、王路坤、华明升三位年青人开始积极寻找花卉种球和技术支持，找到了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花卉工厂，并获得了“唐菖蒲”种球以及植物研究所魏兆祥老师的指导。刚开始种花的收益比种菜只略好一点，种花的利益优势并不明显。但80年代末，农产品计划购销逐步被市场购销所代替，蔬菜销售出现困难，花卉的市场优势突现，鲜花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斗南发展起来。种花农户扩大到20-30家，而且每户的种植规模都在逐年扩大。花卉的销售仍然是沿着化忠义开辟的销售路径，由农户自己骑自行车或肩挑到昆明的白塔路和双龙路去卖。
化忠义是斗南花卉企业簇群的发起动力——“发起型创业家”，斗南花卉企业簇群的诞生源于他对商品花卉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其凭借自己的激情和毅力对花卉产业的开拓发展。他的成功引来了一批模仿者的模仿，并沿着他所开创的路径进行花卉生产和销售。
（二）第二阶段：开拓省外市场，簇群雏形形成
在发展初期，斗南的鲜花主要是昆明市里消费，很少有运出省外，市场逐渐饱和，竞争日益激烈。在这一市场压力下，斗南产生了一批内生的“网络型创业家”，他们积极到外省开拓市场，从而使簇群发展获得了转机。1991和1992年，一些花农开始积极开拓省外市场，与省外花商建立联系，向广州、上海发售鲜花，其中包括华明升、王路坤、鲁红伟等人。但当时市场开拓是小范围的，基本是种花大户为了解决自己花卉的销售问题，销售是点对点的单线联系，而且只发售自己的鲜花。1993年，鲁翠花到上海买康乃馨种苗时，发现了外部市场的巨大商机，开辟了斗南的专业化销售和运输的道路，为斗南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销售网络，自己也成为斗南最有影响的花卉运销商。他到了上海后发现，上海的剑兰买到了6-8元/枝，批发也要3.5元/枝，而那时斗南只卖0.6元/枝。他当即就联系了2-3家花商，回到家后一家一户地去向农户收购鲜花，包装好后自己骑自行车送到昆明机场。1993年3月1日第一批500枝斗南的“唐昌蒲”空运到了上海。在他这一市场纽带的作用下，斗南的剑兰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到了1.8元/枝。当年他又先后跑了北京、南京、杭州、苏州、无锡、武汉、福州、厦门、温州、广州、深圳、汕头、海口等十几个大中城市，与省外大中城市的40余家客户建立了销售网络，平均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鲜花达到10多件，最多时到达70多件，仅1996年就向全国40多个城市销售了200多吨鲜花。
由于花卉销售的可观利润，鲁翠华的专业销售行为很快引来了一批模仿者，90年代中期长驻外地跑销售的斗南农户就达到200-300人。不仅村内的人更多地走出去开拓市场，随着市场的开拓，使斗南花卉的名声外扬，吸引了很多外地花卉企业到斗南来寻找商机，比如香港的缤纷园艺、新东星花卉股份有限公司和满天星花卉公司。他们的进入为斗南带来了专业的花卉种苗、先进的花卉生产和管理技术以及覆盖全国（包括香港）乃至亚洲的花卉销售网络。这样，斗南的花卉生产已经与全国花卉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进一步带动了更多斗南人扩大花卉生产规模，花卉的种植面积从1990年的800亩扩大到了1994年的2125亩。随着斗南花卉种植业规模的扩大，对各种农资的需求规模也逐渐扩大，农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及其他农资供应商开始进入斗南进行种苗和其他农资的销售，逐步建立起支持产业，形成了簇群的良性自我循环。
鲁翠华等“网络型创业家”是这一时期簇群演进的关键推动力，是他们将斗南推向了全国市场，使斗南由以区域市场为基础的内向型簇群转变为面向全国市场的外向型簇群。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依托，斗南的花卉簇群进一步扩大，并开始专业化分工和建立起相关的配套簇群，逐渐向成熟的簇群演进。像斗南这样的内部发起的簇群与珠三角等外资拉动的簇群有很大的不同，它天生缺乏与外部市场的联系。这种内生的“网络型创业家”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积极地向外开拓、建立广泛的销售网络，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风险的规避，外部市场和外部企业一般不会自动进入企业簇群。如果没有“网络型企业家”向外的积极结网，斗南的花卉产业也最终会向其蔬菜产业一样，在有限的市场上恶性竞争，从而使簇群逐步走向衰退甚至灭亡。
（三）第三阶段：筑巢引凤，产业体系成熟和完善
这是斗南花卉簇群发展最快的时期，建立起了成熟和完善的花卉产业体系，并开始进行产业升级。斗南花卉产业的迅速发展获得了当地政府的重视，顺应市场的发展趋势，政府开始对斗南的花卉产业给予了积极的扶持。1995年，呈贡县政府和斗南村村委会共同投资384万，建起了一个占地8000平方米的花卉市场，该市场日上市鲜切花达到120～150万枝。花卉市场的建立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带动力，很多农户开始外出包地种花。到90年代中后期，斗南已有30多户花农在本县的其他村、安宁、晋宁、嵩明等地建立花卉生产基地，外出包地的规模达到2800多亩。而他们每到一个村又带动了那个村“模仿型创业家”的模仿，使得花卉种植在斗南及其周边地区迅速扩展开来。同时全国各地的花商也相继进入斗南，1998年在斗南从事鲜切花运销的本地农户和外地花商已经达到230多户，花卉市场已经变得拥挤不堪，容纳不下日益增长的花卉交易。
斗南花卉产业的高速发展进一步引起了市级和省级政府的重视，云南省政府开始将花卉产业作为全省的主导产业来打造。1997年成立了云南花卉产业联合会，在政府的授权下专门来协调和支持花卉产业的发展。1998年，在省、市的支持下，由20个股东共同投资6300万，兴建了占地74亩的“昆明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日上市鲜花500-700万枝，日交易额达250-300万，使得斗南的花卉获得了更好的专业市场体系的支持。同时政府积极招商引资，投资改善斗南的入村公路等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并给予外来投资者税收、土地取得、国债资金支持花卉龙头企业等充分的优惠。日益完善的市场、逐渐成熟的产业发展环境以及优厚的政策条件，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花卉知名企业以及社会游资进入斗南花卉产业，构建了高度专业化的花卉产业体系。这些外部企业一般都是国内外花卉行业的领先企业，掌握了更丰富的花卉经营技术和经验，他们的进入给斗南带来了新的生产要素和市场，开始推动和促进斗南花卉企业簇群的升级。国际知名的专业种苗公司的进入，使斗南的花卉品种能够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国内外专业的花卉销售和贸易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已经建立了成熟的销售网络，他们的进入直接将斗南的花卉领入了更高级的销售模式和国际市场。而这些是斗南本地创业家在短期内所难以实现的。
在这一阶段，以政府和外来创业家为主体的“改进型创业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花卉产业体系，并开始推动企业簇群的升级。如果完全靠内生的创业家逐步分化演变来完成产业的专业分工和建立功能完善的产业体系，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而且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进入国际市场。斗南的花卉产业之所以在短短的20年时间发展为全国最大的花卉生产和销售中心，其加速剂正是外生的“改进型创业家”，他们的进入直接构建了专业化分工的花卉产业网络，使簇群进入了成熟的自我支持和自我发展时期。
（四）第四阶段：全面升级，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这一时期基本是上一阶段的延续，更多外部创业家进入，政府给予更全方位的支持，更深广地推进簇群的升级改造。在这一时期内，已经有50多家盆花企业进入斗南，包括惠州晶莹兰业、日本平成建设株式会社投资创办的庆成花卉等知名的盆花生产企业，使斗南进入了高档盆花的生产和销售。在云南省政府的积极推动与支持下，荷兰阿斯米尔花卉拍卖市场进入斗南，联合投资兴建了占地178亩的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在云南省政府的发起和组织下，多家公司联合投资建立了集花卉集运、储藏、包装、熏蒸等功能为一体的花卉物流配送中心，并金融机构、昆明海关、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引入斗南，建立现代化、方便、快捷的物流体系。何氏花卉、花巨人、华泰联、芊卉等企业在斗南建立了花卉超市，云花物流和斗南花卉有限公司在一些大城市建立了营销中心和花卉直销点。这样，斗南花卉产业的销售与流通环节获得了全面升级，建立了现代化的销售与物流体系。此外，政府对大棚改造给予每亩8000元的补贴；每年安排100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花卉新品种研发、市场开拓、扩大出口、培训和对外交流；通过举办昆明国际花卉节、组织花卉企业参加各种国内国际花展扩大云花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影响；组织花卉企业到法国、荷兰等拥有先进花卉生产经验的国家去参观学习。
此时，斗南花卉进入国际市场不再单纯依靠外商、港台投资企业的外部市场网络，一些国内企业在斗南实现本地化生产后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积极结网，使花卉出口迅速增长，并通过全球价值链促进自身技术、品种的改善。同时他们还致力于培育和发展自主科研能力，积极与农科院和农业大学展开合作，进行新品种的开发和野生花卉的驯化。这些企业在自身科研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的同时，也通过产品的价值链和企业间的横向交流合作推动了整个簇群品种、技术、管理、营销等全方位的升级。
 
表1  斗南花卉产业簇群的演化过程及动力因子
 花落斗南 雏形形成 筑巢引凤 全面升级
时间 1983年到1989年 1990年到1994年 1995年到1999年 2000年至今
动力因子 发起型企业家：
化忠义 网络型企业家：
鲁翠华、鲁红伟等 改进型企业家：
呈贡县政府、昆明市政府、云南省政府以及各细分产业的外部创业家 改进型企业家：云南省政府与外部创业家
创新型创业家萌芽：
隆格兰与杨月季
生产技术 沿袭蔬菜种植技术；主要靠农户自己摸索，也有获得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技术指导；主要是露地生产，仅冬季使用大棚 以模仿为主，领先农户开始注意新品种，大部分农户开始采用大棚技术 花卉生产全部采用大棚；农户技术来源多元化，如办事处、种苗企业、花商等；加强了与国际种苗企业和购买者的技术合作，学习国外技术 竹架大棚部分被改造为钢架、复合材料大棚或温室；土壤改良和水肥供应技术；无土栽培技术；农户也日益倾向于向专业化种苗公司购买种苗
品种 品种单一，剑兰、晚香玉和小石竹；种苗都是在群外购买，然后由农户自己繁育 品种发展到16-17个；新品种到省外购买，90年后农科站有每周到村里卖花卉种苗 品种发展到30多个，引进了一些国外品种；很多专业化的种苗公司进入斗南，实现群内品种更新 龙头企业开始自主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实现一些品种的国产化
生产规模 10几户；而且每个农户都是刚开始只种半亩左右，一年后才扩大规模 大部分农户在自己的“责任田”种上了花，出现了一些在外村租地的种植大户 出现了一些大型的花卉生产企业；出现外地人来呈贡租地种花；花卉生产向周边地区扩散开来 生产在全省范围内扩展开来；斗南的生产规模开始相对下降
企业规模 无 开始出现了由本村花农创建的花卉销售的个体经营 大量专业化的大、中、小型企业进入斗南，涉及种苗、鲜切花、农用物资、包装、运输等各个领域，其中有许多国内外知名花卉企业 大量专业化的大、中、小型企业，涉及种苗、鲜切花、农用物资、包装、运输等各个领域；盆花生产和销售的企业迅速增加
营销渠道 农户自己肩挑或骑自行车到昆明走街串巷叫卖 村内自发形成了“花街”，客商自己来村里交易；农户自发外出联系销售渠道；原蔬菜批发商的顺带销售 批发市场成熟和完善；出现专门从事营销的专业户与公司；花卉开始出口；大企业自主拓展营销渠道 批发市场、拍卖市场、盆花市场有机结合；出现了花卉超市；在外省建立花卉营销中心；出现了专业出口花卉批发商；大企业自主拓展营销渠道
基础设施 抽水站、排架渡槽（排灌设施）；深水井、高位水塔 广播、通讯、电视全面开通 批发市场；引水渡槽、排灌站，水利化程度达100%；兴建田间道路、入村道路 拍卖市场、物流中心；运输、通讯、金融、质检、海关等配套服务体系已建成
联合行动 领头农户向亲戚、朋友、邻居传授花卉种植经验，并平价转让种苗 经验交流；联合购买种苗；共同外出闯市场 技术、信息交流；花产联的成立加强了横向合作 联合出口花卉；技术、信息交流；联合向政府请愿；种苗、鲜花相互调剂余缺
政府支持 无 县农业局成立花办，进行花卉品种、农资的实验和推广；积极招商引资 政府投资兴建批发市场、道路；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国债资金扶持龙头企业 兴建拍卖市场、物流中心；投资大棚改造；2000万进出口补贴；每年1000万花卉产业专项资金
资料来源：作者实地调查

五、结论性评述
创业家是产业簇群产生和演进最根本的动力因子。产业簇群的产生需要创业家（“发起型创业家）发现和识别新产业的市场机会，并通过新的资源组织方式和市场的开拓，播下产业发展的“种子”。而在产业簇群的发展过程中，因为行为模式的趋同（Pouder, Richard, St. John, Caron H,1996）和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Jörg Meyer-Stamer, 1998），会导致产业簇群的收敛与衰落，产业簇群需要“变化催化剂”来推动创新激发产业活力，创业家就是产业簇群发展的“变化催化剂”，他们的创新行为打破了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和产业发展瓶颈，促进了簇群的成长和发展。产业簇群从低级到高级阶段演进的关键是在产业簇群内产生或从簇群外引入与簇群发展阶段相匹配创业家（“网络型创业家”、“改进型创业家”和“研发型创业家”）。
产业簇群的发展可能由于外部条件的不同，不会严格遵循本文所提出的产业簇群演化模型，但不管产业簇群如何跨越式地发展，产业簇群的发展都需要特定创业家的推动。因此，本文认为应该将营造积极创业环境和培育创业家考虑到产业簇群战略政策中，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既要适时、积极吸引外部创业家的进入，又要着重培育和发展区域内的创业家群体，形成内部生成与外部引进的良性互动，保持产业簇群的开放性与自主性。对于内地欠发达地区，更应积极开展创业培训和建立创业文化，培育内生创业家。
第二，积极促进产业簇群的对外联系，鼓励和引导产业簇群内的企业家开拓外部市场，加强与外部的信息、资源、技术等交流与合作，引进新技术、设备、人才和其他资源要素。
第三，政府应该积极扮演产业簇群的“改进型企业家”，加强基础设施和产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创立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促进产业簇群的升级。
第四，促进产业簇群内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合作交流，培育簇群内企业的自主创新与开发的能力和意识，设立专项的研发支持资金，引入相关的科研机构，并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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