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阿斯图里亚斯获得了诺文奖。就在这一年里，马尔克斯出版了他的《百年孤独》。

1976年，马尔克斯被拍下一张受伤的照片，只见他左眼乌青，鼻梁带伤，袭击他的是略萨。

1982年，马尔克斯被授予诺文奖。

2010年，略萨被授予诺文奖。

或许，这就是诺文奖的花絮或者花边。没有必要追究略萨打人的是非恩怨，也没有必要追问这是略萨获奖的绊脚石还是加分因素，但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巧合有助于理解诺奖，如果把百年诺奖看成一个亦庄亦谐的文学类纪录片，那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1920年，法国外交官莱热在北京西郊的一个道观里，写出了史诗《阿纳巴斯》，据说文字是极其晦涩的，可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以佩斯的笔名摘取了1960年的诺奖文学桂冠。

1930年，辛克莱·刘易斯成为第一个获奖的美国作家，除了被认定的文学成就外，评委会对刘易斯的获奖背景并不讳言——因为他是具有瑞典血统的美国移民后裔。

1996年，诗人希姆博尔斯卡以其单薄的诗作获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奖项。

1997年，意大利演员达里奥·福获文学奖，人们在怀疑自己的眼睛的时候不得不惊讶评委会的眼光。

1999年，君特·格拉斯凭借《但泽三部曲》让评委会写出了获奖理由。有一位年轻的书店老板鼓励我买下了它们。可是，它们并没有给我带来阅读的快感和内心的共鸣。在我几次拿起又放下的过程中，我反而想念着格拉斯的短篇《左撇子》。

2000年，法国华人作家高行健喜获该个奖项。有人说，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高行健得奖都具有不可否定的积极意义。或许，意义是不可否定的，可是，文本本身的价值在哪里呢？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发现《灵山》好在哪里，我甚至要说，无论从那个方面看，《灵山》都乏善可陈。

原本是给孤独一份慰藉，没有想到却做成了一面模糊的铜镜。天底下的事情，难免就是这样的欲说还休不说也罢。

尽管没有找到一个完整的版本，可我还是抑制不住地想要讲个听来的段子。段子的大意是，某人要求手下去找一条龙来，具体标准是：动物，四条腿，眼睛凸出的，皮肤不怎么光滑的，能在岸上也能下水游泳的。手下人非常严谨地去找了好多天，结果欣喜若狂地回来说终于找到了。主人大喜说快拿来看，这一看就看到了一只蛤蟆。主人大怒，我要的是龙不是蛤蟆。手下人备感委屈道，你说的条件它哪点不符合啊。

我没有贬低和贬损蛤蟆和作者的意思，我只是想说，不管什么评审，即便它没有夹杂任何个人偏好与思想偏见，最终胜出的难免不是龙而是蛤蟆，或者龙与蛤蟆联袂登场——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国际化特征之一。

1901年，诺文首次颁奖，枝型吊灯照耀下的学院大厅没有迎来首位得主普吕多姆。普吕多姆病了。或许，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上的远与近，这已经无巧不巧地开启了诺奖在人文领域绵延不绝的遗憾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