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卡上一句郑重的承诺：“我愿意死后帮助别人延续生命”

16年前，汉娜（Hannah Clark）带着一颗极度脆弱的心脏，在威尔士的卡迪夫市郊一个小镇上呱呱坠地。

汉娜患的是cardiomyopathy，心肌症， 即由心肌缺陷导致的心脏衰竭。平均每10万个新生儿中，只有1.2个婴儿会遇此不幸。如不尽早做心脏移植手术，汉娜的生命朝不保夕。

心上加心

汉娜两岁时，得到了一颗合适的捐献心脏。死者是一个五个月的婴儿，婴儿的父母希望把自己的不幸变为他人的生机。

医生为汉娜做了心脏移植手术。不过，不是常规的用捐献心脏换掉缺陷心脏，而是把它“嫁接”在汉娜的心脏上。汉娜全身的供血功能主要由植入的心脏承担，医生希望，汉娜的心脏可以籍此得到休息，慢慢变得强壮起来。

人体的免疫系统对植入的异体器官会本能的排斥，为了植入器官的存活，病人必须服用大剂量的抑制免疫功能的药物（immunosuppressant drugs）。

每天多达17种的抑制药物严重损害了汉娜身体的免疫功能。10年后，汉娜的体内出现癌变。为接受化疗，必须停止服用抑制药物。停药，意味着汉娜的身体开始排斥植入的心脏。

捐献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选择只有一个：重新取出植入的心脏。后果，无人能预料，因为没有这样的先例。医生只能寄希望于汉娜自身的心脏能够恢复到足以承担起应有的功能。

1996年2月，汉娜的植入心脏被重新取出。

手术三年后，汉娜完全康复。她通过了中学会考，得到了第一份半日制工作，像任何一位16岁的少女一样，对生活充满了憧憬。

日前，汉娜与家人和两次心脏移植手术的主治大夫一起，第一次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汉娜的成功治疗不仅是一个医学奇迹，更有许多实际的重大意义。它从某种程度上为这样一个理论提供了实际的依据：即一颗衰弱的心脏如果能得到休息的机会，就有可能变得强壮起来。

医学界为此兴奋激动，而我则对汉娜和她的主刀大夫亚考伯爵士（Sir Magdi Yacoub）新闻发布会上的另一番话感慨不已。

汉娜说，如果没有那位捐献者，就不会有今天的她。

亚考伯爵士说，五年前，他对“假定同意”的原则持保留态度，而现在他坚决支持这么做。

汉娜的“心历路程”引起人们再度关注一个充满争议的敏感问题

所谓的“假定同意”，presumed consent，即除非本人特别登记，声明不愿意死后捐献器官，医生可以假定死者同意捐献而摘取器官。

英国目前的捐献原则正好相反，即愿意死后捐献者要进行登记，领取器官捐献卡。

调查显示，90%以上的英国公众原则上支持捐献器官，但真正采取行动登记注册成为捐献者的则不到25%。

8,000 / 3,000 / 1,000

英国是欧洲国家中器官捐献者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

每年有8,000多名英国人等待做肾脏、心脏、肝脏等器官移植手术，而得到的捐献器官只能够作3,000例移植手术。每年大约有1,000名病人在等待移植器官中死去。

许多人呼吁，英国应该采取其它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在执行的“假定同意”的器官捐献政策。它意味着，医生可以从每一位成年死者身上摘取器官，除非本人登记选择“排除在外”（opt out）。

英国首相布朗是注册的器官捐献者，也是“假定同意”捐献原则的支持者。去年，政府特别设立了一个调查小组（UK Organ Donation Taskforce），就是否应该改变英国的器官捐献政策进行咨询，也再度引发了就这个问题的激烈辩论。

仁者见仁

支持者认为，“假定同意”原则能鼓励人们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做出明确的决定。一旦出现不幸，捐献者的愿望能够得到尊重，更多的生命会因此得到挽救，死者的家属也避免了在一个极度悲伤的时刻作出一个极度困难的决定。

而反对者则说，“假定同意”原则违背了器官捐献的一个根本理念：即捐献器官是一种给与，一种奉献。“假定同意”把志愿者变成了强制征兵，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反对改变英国现行的器官捐献政策，建议政府应该加大鼓励人们捐献器官的宣传。

英国政府从去年底发起了一场将耗资450万英镑的宣传运动，目标是到2010年实现2,000万人注册成为器官捐献者，2013年达到25万人，比现有的注册人数翻一番。

首相布朗留下了个活口，说如果届时达不到目标，仍要考虑通过改变立法引入“假定同意”的可能性。

到那时布朗还是不是首相还是个大问号呢，不过，关注器官捐献的人对此未必关心。

各位意下如何？是否愿意成为器官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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