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三年前，2009年12月，我在上海看莫言宣传自己的新作《蛙》。

    首发式的地点选在“蓝蛙俱乐部”，暗合了书名的“蛙”——这是茂名路上安静的西餐厅，晚上是酒吧，美式风格，没有舞池，也没有很HIGH的音乐，是一群朋友聊天的好去处，很适合举办见面会之类的活动。

那天晚上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活动开始后，主办方宣称的“神秘嘉宾”——“小四”郭敬明来了，引起记者一迭声的惊诧：实力如莫言（当时他已被认作“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者，竟也需要如此这般地吆喝买卖么？

莫言说，不是的，只是借机跟年轻人多交流而已，“我相信，不管哪一代人，对人类的一些本质看法总还有一致性，我写得热泪盈眶的地方，80后读了也不会无动于衷吧？”甚至调侃说，反正请郭敬明“助阵”也无需给“出场费”，“人家在作家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给个几百块岂不是看不起他？请他吃顿汉堡包就得了。”

我嘀咕，人家小四也不是个吃汉堡包的人哪，他若是爱吃汉堡包，何至于瘦小得跟个知了似的？不过，尽管瘦小，但能混至今日之江湖地位，到底绝非“侥幸”二字而已，单是“接翎子”功力就非同凡响，郭敬明是这么说的，“我念书那会儿就读莫言老师的书了，他是我的偶像。尽管我们年轻作家的创作还有很多青涩、不成熟的地方，但莫言老师对我们却一直持鼓励和期许的态度，我非常尊重他。”“莫言老师的新作《蛙》写的是我们80后出生那个年代的故事，是我们的生命没有记忆的盲区，所以会对我们充满神秘的吸引力”。

哈哈，没得说，两人一逗一捧，配合默契。——如今，莫言的书已经不再需要“小四”帮着站台就被一抢而空了，但是买了以后，真正认真读的有几人？莫言自己也承认，“也许年轻人看《蛙》，就跟我读《盗墓笔记》的感觉差不多？”——在人的生存的压力远比生活的尊严重要的时代里，他这部“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的力作，肯定远不如热播剧《蜗居》那般容易俘获年轻屌丝的心。

说起来，那会儿的莫言，就人称是“当代最具活力的中国作家”，以《蛙》而论，笔力雄健而不失幽默，那一段“姑姑”率领计划生育工作组，在江上围追堵截“超生游击队”的文字，当真是叙述的狂欢，读来直似梁山好汉大胜高俅水军般淋漓。可是，诚如莫言自己所说，“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赢得那些准贵族的欢心，也没有必要像鬃狗一样欢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而“《蛙》只有二十几万字，单从体积上来说就不够”。——向来以下笔汪洋恣肆著称的莫言，何以在写计划生育这样一个“个人之痛，民众之痛，也是国家之痛”的题材时，居然连“体积”都没有写够，以至它终究不够“鲸鱼”不够响亮不够沉重呢？我琢磨着这个问题，最终却没有提问，现在后悔也晚了。

莫言得了诺贝尔奖，当年的那一幕又被我回想起来——或许是因为，尽管莫言一再声称“作家就是要关注现实、关注人性，不惧敏感”，但以他奔花甲之年的人对“国情”的理解，且作品又得抵达设定的目标，让多方接受乃至满意，想法一多，下笔自然顾忌就颇多？正如他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演讲，那几个故事，有人夸其平实质朴，有人责其世故油滑，有人说他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