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春节再游广州——万木草堂
广州的北京路是一条著名的商业步行街，也是一条几千年的古街。这里是广州城建之始所在地，几千年来一直是广州的市中心，许多著名的古建筑都在其周围。如：南越古王宫遗址、府城隍庙......
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万木草堂也在附近......
万木草堂，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著名学堂。万木草堂主要讲授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旁及西方国家历史、政治，也注重体育和音乐。1891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为了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租借广东省邱氏子弟到省城应试的居住处的邱氏书室部分房舍作为讲学堂（长兴学舍），聚徒讲学，宣传改良主义思想，成为戊戌变法策源地。
2012年10月20日，这里成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10月，挂牌成为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大门的左手立有在泉州参观闽台缘博物馆时认识的丘逢甲的塑像......
丘逢甲（1864年~1912年）：汉族，字仙根，又字吉甫，号蛰庵、仲阏、华严子，别署海东遗民、南武山人、仓海君。辛亥革命后以仓海为名。晚清爱国诗人、教育家、抗日保台志士。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广东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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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生于台湾苗栗县铜锣湾，1887年中举人，1889年己丑科同进士出身，授任工部主事。但丘逢甲无意在京做官返回台湾，到台湾台中衡文书院担任主讲，后又于台湾的台南和嘉义教育新学。1895年5月23日，任义勇军统领；1895年秋内渡广东，先在嘉应和潮州、汕头等地兴办教育，倡导新学，支持康梁维新变法；1903年，被兴民学堂聘为首任校长；后利用担任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东咨议局副议长的职务之便，投身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与同盟会等革命党人参与许雪秋筹划的潮州黄冈起义等革命活动。中华民国建国后，丘逢甲被选为广东省代表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临时政府。1912年元旦因肺病复发，1912年2月25日病逝于广东镇平县（今蕉岭县）淡定村，终年48岁。台湾建有逢甲大学以示纪念。
这里原为原为邱氏书室，又称邱家祠，是广东省邱氏子弟到省城应试居住处，比陈家祠还早50年，是广东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书院，对研究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具重要意义。
照壁上有康有为的画像。这位名人和青岛有着莫大的渊源......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shu，即“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溥仪复位。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民国十六年（1927年）病死于青岛。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
在这里坐坐，感受下广州历代的先进思想和理念......
塑像：康有为和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小小的万木草堂里有三间展室......
第一间展室介绍的是万木草堂的建筑与历史......
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增城举人邱觉黉（hóng）倡议，经广东十府十州八十邱姓宗亲决议，由增城县、阳山县、乳源县、平远县、博罗县、河源县、大埔（bù）县、镇平县、从化县、花县等十二丘（邱）氏族人在嘉庆十三年（1808）集资创办邱氏书室。因广府邱氏多为河南邱氏分支，故以河南堂为堂号。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考试废止。清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梁启超为传播维新变法思想，租借邱氏书室部分房舍创办“长兴学舍”，由于空间有限，1892年将学舍迁至邝氏书院（今广卫路附近），1893年冬，再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今文明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内），并正式更名为“万木草堂”。
1896年，丘逢甲作为丘氏后人来到邱氏书室，长期在此生活。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万木草堂被清政府查封，焚毁藏书300余箱。租借的“邱氏书室”也归还到邱氏族人手中。抗日战争时外姓人入住。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广东省政府秘书处职员兼省立黄埔中学文书阳山县七拱人邱淞成为邱氏书室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建国前，中堂曾为实用会计学校教室。
该建筑坐西向东，为三间三进、两天井、硬山顶的青砖祠堂式建筑，是河南洛阳西部地区建筑与岭南建筑的结合体。碌灰筒瓦，两边保留有部分灰塑，青砖墙石脚，砖木结构，面阔三间15.8米，深三进35.3米，面积约为663平方米。头门面阔三间15.8米，门额上刻有“邱氏书室”四字，进深三间约5米共十二架。中堂面阔三间，进深约三间8.5米共十五架，石檐柱，木金柱，穿斗式梁架。部分厢房门头可见合族祠特有“区域房”，后堂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约9米共十八架，前带两廊。
数百年书香之地，戊戌变法策源之地......
草堂活化新篇章：1953年邱氏家族将“邱氏书室”移交给了广州市政府，之后这里一度成为东风锁厂的车间，并陆续住进了44户居民，变为了大杂院。住户们在里面修厕所、打墙壁，严重破坏了房屋结构，很多建筑部件和文物遭到破坏或遗失。门面及“邱氏书室”石额和“河南堂”前的四根石柱是为数不多留存下来的原迹。而万木草堂的另外两ge教学点——邝氏祠和仰高祠，都已经彻底不在了。广州市政府依照“修旧如旧”原则，修复时翻新了正门门额，屋顶瓦当依旧物统一采用“寿”字瓦当，更换已经腐朽的木柱和部分梁架，曾被随意打洞的墙体用同样材质的青砖修补。2008年6月14日，在中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邱氏书室（万木草堂）免费向公众开放。
万木草堂创办之初，康有为就主张“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草堂的命名，就含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意思。1891年3月，康有为撰写了《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学规，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在德育方面，康有为提倡厉节、慎独、主静、养心、检摄威仪、敦行孝梯、崇尚任恤、同体饥溺等传统道德修养，其中的内容仍然没有脱离封建教育案臼，但他的目的则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从而发愤图强。在智育方面，当时万木草堂开设四种课程：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之学、宋明理学、泰西哲学等；经世之学，包括有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等；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等；文字之学(词章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这些课程，虽然还是以传统的学术为主干，但与当时专学八股、帖括词章的传统学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体育方面，除规定上体育课之外，康有为又将体育与习礼结合起来，寓体育于礼仪音乐之中，并举行兵操和射击练习。在弟子们的帮助下，康有为编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宣传今文经说，鼓吹维新变法。起初有学生不满20人，后增至100多人，培养出一批著名的维新变法的人才，其中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1894年康有为赴北京参加会试，一度停办。1896年后又有短期讲学活动。
正因为万木草堂是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心学、西学为用，所以它的讲学也颇具特色。这表现在：一、中西学术结合。在讲义理之学的同时，又讲泰西哲学；在讲考据经世、文字之学时，往往增讲万国史学、地理、数学、格致群学、外国语言文字等西学内容。二、重视体育。除规定上体育课之外，康有为又将体育与习礼结合起来，寓体育于礼仪音乐之中，并举行兵操和射击练习。三、推崇今文经学。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认为，历代统治者所崇尚的古文经典都是“伪经”，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用以“饰经佐篡”，是替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提供理论依据，应称之“新学”；“新学”谬托圣人而捏造的“伪经”，完全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和“托古改制”的原意。康有为借考辨今、古文经典的真伪，来攻击清朝统治者所崇奉的古文经学，以动摇封建主义的理论基础，打击顽固派“恪守祖训”的思想根源，为变法维新扫除思想障碍。四、重视陆王心学。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宋明理学时，着重讲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心学，这也是万木草堂讲学的重要内容。梁启超著草堂弟子籍时，曾向康有为请教“为学方针”，康有为即回答：首先教以陆王心学，而后讲一些史学、西学。这是因为当时的士子，一无所志，又无所知，唯利是图，“唯帖括之学”，思想受程朱理学的束缚。他讲陆王心学，就是重精神，贯德育，强调发挥人的主观精神作用，从而培养出了陈千秋、梁启超、徐勤、韩文举、曹泰、麦孟华等一批著名的维新变法人才。
由于万木草堂明确提出中体西用为办学宗旨，而且采用中西并重的教育内容。对当时的书院教学影响很大，后来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时，基本上因袭了万木草堂的办学精神。
在西学传播不断扩大和早期维新派变法思想的影响下，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也渐趋成熟。1891年他在广州长兴里租借邱氏书室创设长兴学舍，之后两迁堂址，1893年冬正式更名为“万木草堂”。
万木草堂办学，以“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为宗旨，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上，打破传统儒学经学禁锢，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重要内容，注重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西学相结合；教学思想上，积极阐发资产阶级平等、博爱思想，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提倡学术与政治相统一，开创学术联系社会实际的新学风；教育方法上，讲授、启发并重，倡导弟子之间的相互激励、促进、提倡自由争鸣、问难、质疑的精神，通过演讲、辩论、游历等多种方法启迪学生。
同时，康有为继续著书立说，完善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在弟子的协助下，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书，主张“托古改制”，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主张，这成为康有为思想体系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康学渊源：康有为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少淹博旧籍，并读过一些家藏的西方书籍，从小就立有远大的志向。十九岁时师从当时名儒朱次琦于礼山草堂，苦读三年。后来历游香港、上海，接触到大量的西书，自称“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康南海自编年谱》）面对民族的深刻危机，他萌发了学习西方之长，实行维新变革，挽救民族危机的维新变革的思想。1888年（光绪十四年）冬，康有为以布衣之身毅然进京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不但没有任何结果，反而遭人讥讽。1890年（光绪十六年）春，他举家迁往广州，并开始讲学。由于他以布衣上书的名气很大，致使当时正在学海堂书院读书的陈千秋、梁启超等人纷纷前来请益，并为他的学识所折服，愿为弟子。这时，青年学子也慕名闻风而来，康有为应陈、梁之请，便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屋，正式开办学舍，创建万木草堂。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后易号更生，世称“南海先生”。康有为出身传统理学世家，早年师从广东儒学大师朱次琦，诵读宋儒书及经说、小学、史学、掌故词章，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并深受朱次琦“济人经世”思想的影响。
1874年康有为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开始潜心研读《瀛寰志略》、《海国图志》及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人所译西书。1879年，在南海县西樵山白云洞三湖书院研读道佛史籍的康有为，与回粤探亲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相识，受其影响，开始接触近代维新政治思潮，之后历读《西国近事汇编》等介绍西学的书籍，了解西方的文物制度和政治习惯。1879年底，康有为初游香港，深受国土沦丧的刺激，但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为讲求西学打开了通道。1882年，康有为赴京乡试，南归途经上海，见租借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有本”，于是购买了大批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出版的译书及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继续研读西学。康有为在钻研西学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等著述，开始酝酿变法维新思想。1888年12月10月，康有为利用赴北京应顺天府乡试的机会，第一次向光绪帝上书，提出“变成法”、“能下情”、“慎左右”的主张，请求清政府变法图强。
1889年，康有为在北京南海会馆写成《广艺舟双辑》，提出在书法上“尊魏卑唐”的理论，成为我国晚清书法理论的代表作。1890年春，康有为回到广州后，与客居广雅书局的今文经学家廖平接触，受其启发，决心从今文经学中吸取思想，撰成《婆罗门教考》等一系列著作，举起了托古改制的鲜明旗帜。
中法战争后，康有为为了宣传其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组织社团，开展维新运动。1890年夏，康有为迁入曾祖父在广州的祖屋云衢书屋。随后，陈千秋、梁启超先后慕名到云衢书屋求学，成为康门弟子。1891年，康有为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的协助下，租借广州长兴里邱氏书室创办长兴学舍，正式设堂讲学，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开展政治活动，
拟定《长兴学记》为学规。同年写成并刊行《新学伪经考》
。由于空间有限，1892年，万木草堂迁至卫边街的邝氏宗祠（今广卫路附近）。1893年冬
，因来学者众，遂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今文明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内），取意“夫养人才，犹种树也”
，并正式更名为“万木草堂”。习惯上，人们将康有为在这三址所办的学堂统称为“万木草堂”，这里也成为了戊戌变法策源地。
康有为亲自担任万木草堂总教授、总监督，并从早入学的弟子中选拔优秀者担任学长，先后分设博文科学长、约礼科学长、千城科学长、书器库监督等，梁启超、陈千秋、曹泰、徐勤、王觉任等人均担任过学长。梁启超，万木草堂最早的弟子之一，曾担任学堂学长，成为康有为的主要助手，在近代维新运动史上以“康梁”并称。
康有为编写《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的学规，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拟定“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学纲。在科目安排上，万木草堂强调德育、智育、体育相结合，设置礼、乐、书、数、图、枪六科，以使学生达到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适应近代化需要的人才。万木草堂学风严谨，注重“检摄威仪”，并专设蓄德录以勉励弟子。康有为亲为表率，蓝布长衫、散脚裤成为康门弟子寻常装束。
康有为讲学的内容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尤其注重引用欧美事例进行中西比较，宣传维新思想。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所讲“学术源流”，介绍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流变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较，是诸弟子最感兴趣的课程。除中国古书外，草堂弟子还必须学习地理学、数学、格致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万国史学、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泰西哲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除正式讲学外，康有为注重引导弟子自读、自修。为此，万木草堂专门设置藏书室，称之为书藏。藏书多达万余册，供弟子借阅。
为引导弟子入门，康有为亲自拟定必读书目。1894年12月在桂林讲学期间，康有为撰写了《桂学答问》，用以指导弟子阅读中西书籍。徐寿、华蘅芳、李善兰、严复、容闳以及外国传教士傅兰雅、李提摩太等人的著作、译著及杂志，均为草堂弟子的必读书籍。功课簿是万木草堂的一项重要日课制度。弟子每人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上面，每半月呈缴一次，康有为亲自批答。功课簿写满后作为讲义存入书藏，供新生阅览。礼乐也是万木草堂的重要课程。康有为编制习礼17篇，作歌以祀孔子。草堂每月初一、十五行相揖之礼，定礼器之位，并配奏音乐，与诵诗结合在一起，所谓“乐教”、“诗教”、“礼教”融于一炉。
在教学方法上，康有为因材施教，不设课本、不行考试，着意启发弟子思维。对每一位弟子都亲自召见教诲，或以严辞棒喝，或以诗文引导。
在教学过程中，康有为主张经世致用。在康有为的指导下，弟子陈千秋回乡主持团练局，厉行改革，为乡民称颂。在康有为的指导下，弟子卢湘父、陈子褒以己所学，编写训蒙妇孺的教材《妇孺韵语》。
游历是万木草堂的一个重要教学手段。康有为常率弟子出游，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等处均留下万木草堂弟子的足迹。
万木草堂鼓励弟子演讲和辩论，提倡自由争鸣、问难、质疑的精神。梁启超、陈千秋等弟子曾联系广州各书院学子组织“辅仁精庐”，作为辩论之所。
康有为在讲学育人的同时，继续著书立说。构筑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先后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用“孔教”的名义提出变法主张，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震动。从1891年至1898年，在陈千秋、梁启超等弟子的协助下，康有为先后编著了《孟子为公羊考》、《春秋董氏学》、《日本变政记》等一大批学术著作。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康有为在早年著述《人类公理》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大同书》，描绘了一幅无私产、无阶级、无家庭、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理想蓝图。
第三展室的内容为“草堂弟子显英才”......
万木草堂既是一个政治团体，也是一个教学实体。作为政治团体，它汇集了大批维新运动的精英骨干，成为宣传和推动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阵地。在康有为的带领下，诸弟子上书、著述、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抑扬舆论、推行变法，足迹遍及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广西等地，极大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成了变法的实现。作为教学实体，万木草堂造就了一批经世致用、兼学中西的人才，他们在晚清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各领风骚。
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赴北京会试，先后作朝试《变则通通则久论》和殿试策《汰冗兵疏》，直言时事，主张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参加会试期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梁朝杰等联合各省举人，策划联名上书，请求光绪皇帝“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它标志着维新思潮开始转变为社会政治运动。
1895年5月，康门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联合80余名广东举人联名上书朝廷，反对割让台湾给日本。1895年5月29日和6月30日，康有为又先后上清光绪帝第三书、第四书，提出富国、养民、教士、练兵以及开设议院等变法主张。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为此康有为于1897年底至1898年初，先后三次上书光绪帝，建议采法俄日，提出国事需经国会议行和颁布宪法等主张，并进呈《日本变政记》、《饿彼得变政记》以为参考。
1895年9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1月，康有为又携弟子龙泽厚参与组织上海强学会。
康门师生除不断上书，争取自上而下政治改革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制造维新变法舆论。1895年8月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12月改名《中外纪闻》，草堂弟子梁启超、麦孟华担任主笔。
1896年1月，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报》，草堂弟子徐勤、何树龄任主笔。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刊行《西学书目表》，对推动维新运动影响颇大。
1897年2月，康有为与唐景崧、岑春煊在广西桂林组织圣学会，创办广仁学堂，刊行《广仁报》，弟子曹硕、况仕任、龙应中、龙朝辅等负责编撰工作。
1897年，应日本横滨华侨之邀，经孙中山推荐，徐勤、陈汝成、汤觉顿、陈和泽等万木草堂弟子奉师命，赴日本创办“大同学校”，宣传维新思想。
1897年2月，康广仁在澳门创办《知新报》，这是维新派在南方的重要报刊。梁启超、刘祯麟、何树龄、韩文举、徐勤、王觉任等万木草堂弟子任撰述。
1897年10月，康广仁在上海设立大同译书局，出版了大批康门师生宣传维新思想的书籍。湖南维新派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梁启超任中学总教习，叶觉迈、欧甲榘、韩文举等康门弟子担任中文分教习。
同年，梁启超、康广仁、麦孟华以及龙泽厚等人先后在上海组织不缠足会和医学善会等组织。
1898年1月，康有为等在北京南海会馆发起组织粤学会，4月扩大为保国会。
随着全国维新运动的高涨，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毅然接受维新派的主张，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的序幕。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和梁启超、韩文举、徐勤等万木草堂众弟子流亡日本。10月，万木草堂被封禁，焚毁藏书三百余箱。
万木草堂以其独特的教学方法和中西结合的教学内容，培养弟子百余人，造就了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康门十大弟子之一的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成为康门学术研究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20世纪初，梁启超先后发起“史学革命”、“文学革命”，晚年潜心著述，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一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欧甲榘、韩文举、叶觉迈、麦仲华等万木草堂弟子，受西方自由思想影响，开始提倡革命救国的道路，曾力促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曹泰、梁朝杰、张伯桢等万木草堂弟子，继承康有为佛学、道学衣钵，颇有建树。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一贯重视教育，把发展文教事业视为振兴国家的重要手段，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万木草堂弟子陈子褒、卢湘父在港澳办学几十年，研究妇孺教育，推行平民教育，桃李满门，著述颇丰，为港澳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万木草堂弟子伦明，一生热心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版本学、目录学专家。汤觉顿是康门弟子中善治银行的经济实业家，曾担任中国银行总裁，是中国银行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16年，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著名的“广州海珠惨案”中遇害。康同璧，康有为次女，早年入万木草堂，18岁随父游历南洋、印度和欧美各国，精研史籍，晚年潜心整理康有为遗著，编有《万木草堂遗稿》等。万木草堂弟子罗普，戊戌政变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学。1913年曾担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万木草堂也吸引了一批外国志士前来求学，宇佐穗来彦、田野橘次郎等日籍人士先后拜康有为为师。
门口还有一间小小的文创展室......
木刻年画：广东佛山木版年画是中国岭南民俗文化的一朵奇葩。华南地区历来是中原南迁避难的客家人的归宿之地，自然带来了许多中原文化的东西，木版年画便是其中最主要的民间艺术。在佛山这个远离中原、紧邻中国最主要对外口岸广州的岭南工商重镇，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渐渐地与中原传统的社会文化有了一定的差别，成年男子大多不务农业，以工商、出洋为业，于是居家者多祈求吉祥如意、发财致富、趋利避害。因此，佛山木版年画的品种较为单一，主要是门神画、神像画、榜边画等。此外，由于广东文化尚红，认为红色代表生命力旺盛和生意红火，所以红彤彤的色彩是佛山门神画最突出的地方特色，有“万年红”的美誉，反映出岭南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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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4 09: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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