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陀寺：弥陀寺位于福州市乌山麓东侧。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穿斗式木构架，重檐九脊顶，寺宇半掩在舒啸岩后，寺为诗人墨客集会酬唱场所。福州文化名流黄宗彝曾寓居弥陀寺中9年，与诗友郭柏苍、吴伯敬、戴成芬等互相作诗唱和，切磋学问。，寺旁种有桃树几百株，每年二三月间桃花怒放，因取唐李贺诗句“桃李乱落如红雨”，命名他所居寺左偏的几间房子曰“红雨山房”，“贮书其中，卷轴琳琅数千卷，多人间未见之本。啸哦之乐，虽南面无与易也”。可惜的是黄宗彝所居红雨山房今已不存。清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教会在乌山扩充占地，调戏妇女，伪造地契，兴建教堂，激起民愤，万余民众聚集弥陀寺，拆毁教堂，爆发福州近代史上有名的“乌石山教案”。1992年，公布为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福州乌石山教案始末》：清光绪初年发生的福州乌石山教案是福州人民长期反洋教斗争的结果，也是近代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典型例子。共历时三年多，影响较大，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组成部分。对这一教案的研究，既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又对中外文化交流具有借鉴意义。
    乌石山座落在福州城内，自古以来就是福州著名风景区。1850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札成（R.D.Jackson）和温敦（Wii1ian Welton）至福州传教时，即看中这块宝地，他们请英国驻福州领事的翻译金执尔代向乌石山神光寺僧人租屋二间，原说明是堆放行李，但实际上作为住处。这一举动引起福州民众的强烈反对，起而要求将传教士逐出城外。当时咸丰皇帝及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徐继畲均有排夷同感，于是照会英国驻香港总督文翰（S.G.Bonham）和英国驻福州领事星察理（Chas.H.Sinc1air），要求传教士退租。1851年春，札成和温敦被迫将神光寺房屋退还，但以“城外一时难得住处”为辞，暂迁至离神光寺仅半里远的道山观居住，仍旧赖在乌石山。福州人民见传教士作出让步，又因涉外交涉艰难，未予深究。但传教士竞无意迁出城外，长期在道山观居住，甚至人数不断增加。
    1855年，温敦和劳理（Fearnley）想方设法向道山观道人陈圆成租下道山观的一块空地，建造房屋。1866年，传教士胡约翰（Wolfe）到福州主持教务，力图扩充教会地盘。他引诱以抬轿为业的王上升及其儿子叫“和尚”的伪造道山观的文昌宫公地白契，将地私自卖给胡约翰。胡约翰将空地高筑围墙，建造房屋，开办学堂。当地士绅对此深表愤慨，联合奏报府县。经府县会同勘察，拒绝承认伪造白契，官府还照会英代理领事卡农（Carr011），陈述道山观系公产，不能永久出租。后双方经过协商，商定租期为二十年，每年地租银元一十五元，准许传教士盖房，但必须按旧式起盖，不得越界和增高。此案就此了结。1867年（同治六年），胡约翰又与道山观业主立契续租，并使教会租占的房地范围进一步扩大。
    1876年5月初，因连降大雨，上游闽江溪流下注，又值海潮涌涨，福州城曹水灾浸袭西南东三个方向，水深的达18尺。城内许多庙宇、营房、衙署及城乡居民田园被水淹的不计其数；部分居民只得爬树避水。5月16日，福州继续大雨如注，城中街道水深至3～9尺不等，粮荒严重，官府只得派船到江浙一带买米济荒。在此之前，胡约翰着意扩大道山观占地，在租地内办“传教养成所”培养传教助手，并违约在道山观租地内增建洋楼一座，且高度亦超出前约。福州士绅本对胡约翰得寸进尺的行径深怀不满，适福州遇灾，就把福州水灾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建房破坏了福州的“风水”。以举人林应霖为首的当地士绅召集百余人起而反教，碎石为誓：“凡假公济私、见利忘义、有始无终者，有如此石”。他们一面向教会抗议，一面上书官府，提请制止教会盖房。林应霖上书说：“查观之左右起盖房屋，历史租与洋人，房屋之外别无空地。乃洋人在玉皇阁后，先以栽种花木侵出余地。复以防闲幼孩，改筑围墙，愈侵愈大，山顶最高之处亦环在内。省垣风水，大有关系。”
    福建当局得报后，一面上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面派府县勘察，以免事态扩大。总理衙门唯恐中外再酿纠纷，授意福建当局和平处理。时任福建巡抚丁日昌同情福州士绅，便主动与英领事星察理商议，提出将城外南台下渡原电线局楼房及周围空地与道山观的教堂及洋楼对换，另贴洋银五千元作为修造费。星察理见有利可图，便慨然应允说：“此事约有八、九分可成，诚可断绝祸根。”福州士绅见交涉已有头绪，十分高兴，盼望传教士能尽早迁出道山观。但胡约翰却不同意，他推辞说：“此事非一人所能专主，必须详细写信寄与本公会教首商明，计往来需五旬之久，方有回信。”胡约翰在给伦敦公会的信中强调决不能放弃乌石山传教据点，甚至疯狂地说：“放弃乌石山，意即放弃整个教务。”由于胡约翰的固执已见，伦敦公会迟迟未作答复，并逐渐露出拒绝对换的倾向。虽然星察理力图挽回，还联合回国述职的威妥玛（Thomas Wade）以备忘录敦促外交部饬令教会放弃乌石山租地，但英国外交部仍未予理会。1877年7月，丁日昌请假离职回广东原籍养病，英方更是拖延不予回复。本希望尽快解决此案的福州士绅对传教士这种行径也更加反感。
    其实，教会真正不愿对换的原因是担心若开此对换先例，则以后若在城内某地建造房屋，福州士绅都可以有损风水为名，加以反对。另外传教士也不愿意住到当时尚比较荒僻的南台去。教会内大部分人认为，如果中国当局能在短期内找到城内某地予以对换，则教会可能接受这种安排。但此时丁日昌已离闽，教会也未将这种意向正式转达给中国方面
    对换事宜长时期未有结果，福州士绅已难以忍受。而在1878年春，传教士史荦伯（RobertW.Stewart）又欲兴办道学院。他一时在城内找不到租地，就打算在乌石山道山观租地内再建楼房。据英国领事星察理事后声称：“计英国未复对换电线局已过一年，史教士方来问：可否在围墙内一小地上起盖学堂，并言明，此地照租据应属教会之地，且所盖屋瓦不与山顶平高，城内人可一些不见等语。旋经本领事官自行临察，并遣通事往看，亦谓现盖房屋，城内果不得见，不致大触所忌。因嘱史教士可以起盖，如果民间不愿，即便停工。当下史教士允许。”

    1878年6月，传教士开始在围墙内雀舌桥附近起盖新楼。共建三座楼房，一座比一座盖得高大。三座共计有48间小间，可容纳许多学生。还建有一间大餐厅和大讲堂。尽管这三座楼非常显目，但教会仍心存幻想，希望不会引起士绅反对和触及有关风水的问题。
    福州士绅对传教士再次违约建房十分愤慨。6月，道山观业主通知教会，拒绝接受未经过承租的“白契”。林应霖，雷在南等士绅先后具禀，抗议教会侵地盖房，妨碍闽省风水，导致火灾水患。7月初，福州当局照会星察理。星察理向史荦伯转达福州当局要求立即停工，定期会勘的消息，并要求史荦伯停止建房。
    但是史荦伯蛮横拒绝遵守他同星察理事先达成的口头协议。不但没有停工，反而日夜赶建，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福州当局承认。他在给差会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陈述他拒绝遵守诺言的原因。他说：“这不是件个人的事，这影响到整个教会在这个国家的传教活动。如果我停止了工程，那么类似的事件就可能在整个国家蔓延……”。
    8月初，福州当局被迫亲临工地，遣走工匠，方始停工。而星察理却企图在调停当局与教会的纠纷中得到好处，能向福州当局购买南台田地150亩，供洋商作“跑马场”。因此他一边责难福州士绅迷信风水，一边又说若能买到田地，则可促成对换之事。福建当局对于星察理的买地要求未置可否。8月30日，福州当局会同当地士绅及领事官、翻译、传教士到现场查勘。查勘后认为雀舌桥边新建洋楼确系侵占。胡约翰不服，强词夺理说：围墙围筑已久，何不早拆？还动手拨逐围观百姓。当天下午，群情激愤的百姓又听说一挑水少妇受传教士“调戏”，于是在林应霖率领下冲进工地，但遭到胡约翰的斥骂。他们正怒不可遏，又望见旧洋楼（教会女校）上有中国妇女探头下望，似笑非笑，因而群起将新建的三座洋楼拆毁，并放火焚烧，火焰波及一座旧洋楼。
    教案发生后，中国当局一致认为教案是由于胡约翰“肆骂激衅，触动公益”而引起的。而英国方面则强调这件教案是有预谋的行动。英国驻华公使傅磊斯（Hugh Fraster）在照会中说：“当日焚毁教堂之人，并非猝然集聚，因耳闻目见，始行忿怨；委系预为纠合，特意拆毁。立使者并非yu民，实为著名衣衿。”并指明“其绅衿中有一林姓应霖者，多方煽惑，实为魁首，数月来此人设计，令人心怀不甘。”因此，傅磊斯以“地方官虽系在场，并未弹压保护”为名，要求总理衙门做到以下几点：一，胡教士受屈之处，必须申冤；二，动手者固须严拿，主使者尤要查办；三，地基界线如有不明，会同履勘；四，赔补焚毁房屋；五，以上办妥后…由闽浙总督出示晓谕。总理衙门迁就英人，以‘教士等固有理曲之处，而地方官临时未能妥为弹压，亦非照约保护之道”为由，饬福建当局迅速结案。10月，闽浙总督何璟将侯官知县刘恩第，乌石山汛千总蒲大典革职。他一边饬府县捉拿毁楼者，一边致函驻荚公使郭嵩焘，要求他恳劝伦敦公会将多年在福州恃强妄为的胡约翰调离福州，以免再生事端，然而星察理见买地事未成，竟想把教案闹大，并从中得到好处；他变本加厉地提出要审讯林应霖等“真犯”等“解决办法”。福建当局本着“占地造屋罪诸彼，逞忿擅拆责诸民”的办案原则，同星察理坚持先逞凶，再讨论占地造屋事的意愿无法协调，因此教案的审理拖延日久未能了结。1879年2月，丁日昌奉旨赴闽查办此案，他本着先解决教案，但又不失国人体面的原则，同何璟一起争取星察理的配合，何璟审称，若能和平解决教案，则洋商买地事可以商量。星察理见有利可图，即予配合。

    3月17日，乌石山教案在星察理的观审下开庭审判，判决如下：
    一，将不侯官断，擅自主使及携取砖块擅自毁屋之武生董经铨，侯得忠，林依奴等，加以斥革徙流等罪。
    二，傅绍銮等九名不侯官断，擅自随同毁拆，加以枷杖。
    三，教官林应霖虽无主使之据，然临时不能劝止，亦应摘去顶戴，停委三年。其余弹压不力之文武地方官，均分别摘顶撤委记过。
    四，赔偿损失杂物洋银一千零四十五元。
    焚毁洋楼案至此解决。
    丁日昌到福州后一面设法解决教案，一面多方搜集租地证据。他找到当初出租道山观房屋的道士陈圆成到案查问，将有利证据写成控告传教士占地建房的三十多条款，交由道山观业主出面，请律师译为英文，上告英国驻华按察。3月17日，所请英籍律师哈里尔（T.C.Hallyar）函告星察理，星察理亦无异议．胡约翰也网罗资料，准备答辩。3月22日，威妥玛到福州，他与丁日昌商量后，打算调停。威妥玛提出传教士仍在鸟石山居住，但把楼房改低，丁日昌则坚持对换，威妥玛同意对换，但所提供的缄西南门及北门几块空地，均不合传教士之意，后传教士提出租用星察理公馆转换，星察理迁往南台居住．但不久传教士又反悔，坚持要在乌石山，威妥玛调停失败，气愤地说：“此时只可由绅董控告，等审到教士无理，由公堂断令驱逐，我亦不加怜悯。星察理也怨传教土争其公馆，声称：“教士如此恃强无理，必须由绅董控审，将其实在侵占凭据和盘托出，然后英国朝廷始知教士无理底里，免到将来处处袒庇教士．调停之说，断不可行。
    4月30日，道山观祖地纠纷案在英国驻华最高裁判长傅兰治（Chief Justice French）主持下开庭审判，双方争执激烈．最后傅兰治判决如下：
    “同治六年租约本属妥当，如常可行，不得罚为废纸。被告胡教土据同治六年租约所租各房屋，若原告的确讨回为道山观之用，应可讨回，但须预早三个月通告被告，计至季底结尾之日为满限．除已断原告名；分内应讨回该房屋地基，如不讨回，被告仍可毕生居住．同治六年租约所载之房屋地基，其租银仍须按季上期输纳。”
    这个判决实际上允许中方讨回租地，因此道山观绅董立即立据要讨回乌石山租地．这时胡约翰已回国，由史荦伯掌管教务。他忿忿不平．欲赴伦敦上诉；星察理这时从中撮合，重提用南台下渡电线局楼房及空地交换一事。福建当局亦慨然允诺，并同意租给英商“跑马场”田地，遂了星察理之愿．如此“宽宏大量”，连威妥玛也叹道：如此通融办理，其意殊觉良厚。”
    此后，教会向官府租赁原电线局房地，每年纳租银三百五十元，以二十年为限。其旧洋楼中的教会女校即从乌石山迁至该处。1880年，3月，史荦伯也被迫迁出乌石山道山观楼房．福州乌石山教案，至此全部结束．以上可以看出，教案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传教士恃强妄为，这点连英方官员也确认不讳。福州人民对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传教士的不法行径深怀愤慨，因而用“风水”等传统观念予以反击。这不单纯是中西文化之争，实质上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从事侵赂的斗争。在丧权ru国清朝统治政策下，具有爱国思想的福建巡抚丁日昌虽对洋人传教作出种种让步，但还能据理力争，使洋人在乌石山建立传教据点的企图无法得逞；因而仍受到福州人民的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