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三里河文化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整个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它是一处首次被认识的具有滨海特点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叠压遗址，出土文物2000余件，发现墓葬160余座。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青岛地区先民已进入稳定的定居生活，与内陆同时期史前文化有所不同，除农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外，家畜饲养业颇具规模，渔业仍为传统的重要经济生活来源。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制作精致的薄胎高柄杯（蛋壳陶）及黄铜冶炼技术，它是当时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的重要标志。

       白陶鬶：是陶鬶中的一件珍品，距今已有约四、五千年的历史。它的颈部细高，口部捏出一个上翘的“冲天流”，腹部与空足连接处捏有一圈绳纽状的纹饰,把手上刻有三道弦纹。鬶腹的一侧，附着一个绳纽状鬶手。这件器物形态独特，制作规整，体表光洁，风格素朴，其造型宛如一只昂首挺胸、举止高贵的白天鹅，充分体现了制作者的巧妙构思。
       鬶：是古代的一种陶制炊器。用于盛水、酒，或煮水。鬶的底部是三个空袋足。既增加了鬶的容量，又扩大了受热面，缩短了烧煮的时间。

       黑陶镂空高足杯：出土于胶州三里河遗址，因器体薄如蛋壳，又有“蛋壳陶”之称。由于器体薄、杯身无法饰纹，所以只在杯足上部锥刺几圈小孔。虽装饰手法简练，但朴素无华，漆黑有光，给人一种简洁、明快的美感，堪称黑陶器物中的精美之作。

       黑陶，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它以浑圆工整的轮制器形，厚薄均匀的胎体，极高的烧结硬度，乌黑的色彩效果，构成黑陶特殊的艺术风格。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制作精致的薄胎高柄杯，是当时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这是一个反映新石器时代东夷先民的生活场景。

       建国后青岛地区先后出土了诸多新石器时期制作精美的陶器、石器和骨蚌器，还发现了房址、大量海鱼骨及大面积鱼鳞堆积坑。从出土的种类不同的器物及考古发现可知，先民们已用陶器烧火煮饭、盛放食物；用石质或陶质纺轮捻线，用骨针、骨锥等缝制简单的衣服；已能采用挖槽起基技术建盖半地穴式房屋，过着定居的生活。从出土鱼类的分布和洄游来看，除有沿岸近海鱼外，还有外海洄游性鱼类。出土的鳓鱼最长为450毫米左右、蓝点马鲛600毫米左右，梭鱼长达800毫米以上，说明当时具有较为先进的捕捞工具，否则无法捕到外海洄游性及如此大的鱼类。但由于目前我们除渔网坠外尚未发现其它捕捞工具，所以还只能停留在推测阶段。

       平度东岳石遗址：1959年在平度市大泽山镇东岳石村发现，按照国际惯例，以首次发现遗址的所在地名命名，1960年被考古界命名为岳石文化。岳石文化年代，相当于夏代至早商时期。通过1960年及1993年对东岳石遗址的两次发掘，共出土石、骨、陶器等文物近千件。岳石文化的发现，对了解和认识山东龙山文化以后海岱地区尤其是胶东半岛地区的东夷文化面貌，开辟了新的途径，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考古的重要发现。这是在遗址中出土的代表性器物——双孔石刀、亚腰形石斧。

       第二单元  齐国经济重镇：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的衰落，导致列国内乱、诸侯兼并的局势。各国在纷争的同时，经济有了快速发展。今青岛地区当时为齐国属地，社会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即墨古城和琅玡古港，在当时已发展成为齐国东部重要的经济中心城邑。

       即墨古城：始建于东周，位于今平度市东南30公里古岘镇大朱毛村一带，战国时期为齐国名城，因齐将田单曾在此用“火牛阵”大破燕军而闻名于世。即墨古城规模大，历史早，延续时间长，知名度高，文物遗存丰富，是我国留存至今重要的古城遗址之一。

       即墨是当时齐国可以铸币的城邑之一，所铸钱币可以在全国流通。这是即墨古城遗址出土的“即墨之法化”刀币。

       青铜豆（食器）

       田单巧用“火牛阵”大破燕军：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统帅燕、秦、楚、韩、赵、魏六国军队攻齐，半年之内攻取齐国70余城，只有莒和即墨未被攻下。在齐国面临存亡的重要关头，田单继任即墨守将。他在燕昭王驾崩、太子乐资立为惠王后，一面派人向燕国诈降，挑拨离间，使燕王撤掉乐毅；一面智用火牛阵奇袭燕军。田单带领齐军，在夜间驱赶身披五彩龙纹衣、角缚尖刀、牛尾燃烧着韦草的千余头牛冲入燕营，大败燕军，很快收复了被燕军占领的七十二座城池，并到莒城把齐襄王接回都城临淄。田单破燕“火牛阵”，已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奇制胜的典型战例之一。

       瑯琊古港：位于今胶南市瑯琊镇。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水陆交通方便，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为全国五大港口之一。另外四大港口分别是位于今河北秦皇岛的碣石、位于山东烟台的转附、位于今浙江绍兴的会稽和位于今浙江宁波的句章。
       齐吴瑯琊海战：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派水师北上伐齐，直指齐国瑯琊海域。齐国沉着应战，在瑯琊海面布阵拦截。齐军利用鲁班发明的“钩拒”与敌船巧妙周旋，奋勇杀敌。吴国虽集中了国内精锐水师，但因远道而来，且连日风浪颠簸，体力和士气下降，最后被齐国水师打得仓皇败逃。
       战国时期齐国的海上重要门户安陵邑居民使用的三件量器：这三件量器，一件名叫“子禾子釜”，有铭文109字；一件叫“陈纯釜”，有铭文34字；一件叫“左关鉌”，只刻有4字。清代咸丰七年（1857年）在安陵邑遗址（今胶南市灵山卫镇）出土。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齐国的旧量都是四进位的，而齐三量则把四进位改为十进位，不但计算方便，且在古代量器制度方面也逐渐趋向统一。
       我国是世界上发明、使用度量衡最早的国家之一，“齐国三量” 与秦国商鞅量一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量器。这三件量器的出土，证明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已有较高的发展，并在度量衡制度方面逐渐趋向统一。这是有关“齐国三量”的考释资料。

       第三单元秦皇汉武的霸业足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瑯琊郡为当时全国三十六郡之一，今青岛地区大部分为瑯琊郡属地。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尤其是汉代冶铁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青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秦始皇、汉武帝亲巡海疆，登临瑯琊台，为青岛史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一组反映秦始皇登临瑯琊台的雕塑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后，自称始皇帝。他为了镇服四海，曾5次出巡天下，三次巡游瑯琊，重新修筑扩建了瑯琊台，并在台上立刻石，为自己歌功颂德。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继位后，亦出巡全国，并登瑯琊台再次立碑，碑文由李斯所书。瑯琊碑和泰山碑是我国现存仅有的两方秦代刻石。瑯琊碑是现存秦代刻石中存字最多的刻石，有86字之多，泰山刻石仅存10字，是我国古代石刻艺术中的珍品。

       据清朝乾隆年间文献记载，琅玡碑“石高丈五尺，下宽六尺，厚二尺五寸。”到了光绪末年，碑石倒塌遗失。1922年，诸城人孟昭鸿经过多年寻觅，终于在瑯琊台附近的山野中寻得残碑，存于县城，解放后运至北京，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该碑虽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洗礼，但字迹仍然清晰可辨。您现在看到的是瑯琊刻石的复制品。

       汉武帝登基后，亦曾到过瑯琊台，并在女姑山祭天拜祖。这是《汉书》中有关汉武帝东巡不其城的记载文照。

       汉景帝时，封十二子刘寄为胶东王，建都即墨。东汉光武帝继位后，又封伏湛为不其侯，世代相居不其城（今城阳区）。经伏翕、伏光、伏晨、伏无忌、伏质传至第七代伏完，其女伏寿为汉献帝皇后。此为在不其城所在地今城阳区汉墓遗址中出土的卧鹿图案画像石。

  

       秦汉时期，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促进了社会经济尤其是冶铁技术的快速发展，官、私冶铁作坊规模大、数量多。冶铁技术的快速发展及铁器的大量应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青岛地区出土的汉代铁犁。

 

 

 

       汉代木偶：这是一件与真人等高的汉代木偶1978年在莱西县岱墅村西汉古墓中出土。整个木偶人用13段木条（块）组成，躯干、四肢都参照人体骨骼长短、粗细雕制，因关节处采用卯榫衔接，所以全身关节均可活动，可立、可坐、可跪。头颅用整块木头雕成，耳、目、口、鼻刻凿纯熟，形象逼真。木偶身高193厘米，到目前为止，古墓中尚未发现如此高大且全身关节均能活动的木偶，是一件较为珍贵的随葬品。

       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石刻造像艺术生动传神，令人叹为观止。汉代画像石，多刻在石碑和墓室里。这是一块汉代双羊头图案画像石。

       北朝石造像：这是一组北朝石造像 1980年在崂山法海寺（位于崂山区源头村东）门前东侧修路时发现出土北朝石造像。出土时有头部、肢体、石像底座等一百余件。由于破坏严重，这些石造像虽难以组成一尊完整的造像，但却比例匀称，衣纹流畅，造型优美，充分显示了当时造像雕刻艺术的高超水平。

       第四单元举足轻重的千载古港：隋唐宋元时期，青岛地区逐渐成为对外交流和国内南北贸易的重要通道，从而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空前发展。

       隋代双体木船复原模型：1976年在平度市新河大苗家村泽河东岸出土。出土时船首已遭人为破坏，船体中部因火烧而残毁严重。通过古船复原模型可以看出，该船实际是一艘低矮的双体木船，船体由两条粗大树干刳成的独木舟组成，两独木舟之间接嵌厚大木板，板下由方形木梁承托，木梁两头分别穿过两条独木舟以铁钉固定。木船所用树材，除少数船身为樟木外，多为金缕梅科枫香（南方树种）木。
       据专家推测，该船总长约在23米左右，两条独木舟各宽0.62—1.05米，载重量约为20吨。出土时在船内还发现了许多陶器、瓷器残片及二枚隋“五铢”铜钱。该船的发现，为研究隋代青岛经贸航运的发展及造船技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再现宋代板桥镇的繁荣景象的微缩景观：板桥镇（今胶州市），设立于唐高祖武德六年（公元585年），此后经贸航运逐渐兴盛。唐太宗征高丽时，曾在板桥镇海域的唐岛驻跸。入宋以后，由于北方西夏、辽、金的南侵，宋代朝廷封闭了山东半岛北岸的登州、莱州海口，板桥镇成为北方唯一的对外开放海口，并一跃成为全国海上贸易五大口岸之一。另外四个贸易口岸分别为广州、泉州、杭州和明州。当时中国与高丽的贸易交往频繁，为了接待高丽使节和商贾，还在板桥镇建造了富丽堂皇的高丽亭馆。宋哲宗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宋代朝廷又采纳了密州知州范锷的建议，在板桥镇设立了管理中外商人海上贸易的机关_市舶司，办理征税事宜，税率为十分之一，年税率可达三万贯，板桥镇是当时北方唯一设市舶司的贸易口岸，从而更加促进了板桥镇的繁荣。

       唐、宋、元时期对中外商人在海上互市的商船统称为市舶。市舶司则是政府管理中外商人海上贸易的机关。元朝定都北京后，1282年为增强航运能力、南粮北运，开通了胶莱运河。此后从江淮载粮，途经胶莱运河至天津再运往京城，盛时一年可运360万石。

       胶莱运河平面示意图。

       北朝石佛像：这两尊石佛像，左为观世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与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合称“西方三圣”。这两尊石佛像建于北朝时期，至今约1500年，原存于山东淄博龙泉寺。据《临淄县志》记载：“六朝石佛，在龙池村龙泉寺故址，佛高丈余，有荷兰人见之，谓形容与印度古石佛相同，真刘朝物也，欲购之不可乃止。”1928年日本鬼子占领济南及胶东铁路沿线后，将其运至淄河店车站，准备运往日本。后虽然迫于中国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日斗争形势，未敢将佛像运走，但盗走了两尊石佛像的头部。现在的两尊石佛头像为依照原像补加。两尊菩萨造像是北齐、北周时期的作品。

       第五单元鼎盛久远的崂山道教：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宗教，敬奉老子为教祖，道和德是道教的核心思想。崂山道教源远流长，汉代张廉夫首开先河在崂山建庵修行，为崂山道教的始祖，后经唐朝道长李玄哲、宋代“华盖真人”刘若拙相继修建，基本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建筑规模，崂山成为道教胜地。金元时期，邱处机受元太祖成吉思汗召见，“掌管全国道教”，崂山道教进入鼎盛时期，崂山成为“道教全真第二丛林”。

       展示橱窗中有：张廉夫当年亲手种植的两株桧柏的照片，这两棵桧柏至今虽已有2000余年树龄，但仍然生长良好。崂山至今犹存的成吉思汗赐给邱处机的虎符刻石。当时崂山道教宫观分布的示意图。

       《道藏》，为明代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的刻本，是明朝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万历皇帝因崂山太清宫和海印寺发生道佛争执、道教胜诉而敕谕崂山太清宫的。整部道藏计480函、4946卷，保存完整。原存于崂山太清宫，1966年夏移交本馆收藏。《道藏》，是道教经典的总称。道经的汇集始于六朝，汇集成“藏”是在唐代开元年间，而藏经刊印则始于宋徽宗政和年间。我们从万历皇帝亲敕崂山太清宫《道藏》这一事件不难看出，崂山道教在明代仍有较高的地位。 

       第六单元明清两代的海防要地：明朝时期，日本的部分武士、商人和浪人组成海盗集团，经常在中国沿海掠夺和骚扰杀戮沿海居民，历史上称之为“倭寇”。明朝政府鉴于倭寇的猖狂侵扰，在沿海一带设立了大量军事卫所，以加强海防。青岛地区当时隶属莱州府，设有二卫、五所、三巡检司、十寨、一百二十六墩、六十二军屯，占莱州府卫所墩屯总数的大半以上。其中鳌山卫和灵山卫，东西成犄角之势，是青岛地区两大重要军事要地。

 

       明代青岛地区沿海卫所士兵使用的铁炮。

       明代灵山卫指挥使夜巡时用的腰牌和武器。

       明清两代，虽实行海禁和闭关sou国政策，但伴随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口岸贸易仍不断发展。当时金家口商贸海运日渐兴盛，出现了许多商业船队载运货物往返于南北两地，他们将豆油等货物运至南方，再从南方运回桐油、竹竿、木料等货物。据史料记载，当时的金家口镇有“三百六十盘油碾、三百六十只舢板”之称。这是金家口航运木船模型和金家口众油坊公议较准的石斛等。

       金家口商号检验称是否准确的公议校准百斤石坠。

       金家口“同义兴”商号使用的木斗。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青岛口、女姑口、沧口、沙子口等地逐渐发展成为渔民聚集和海上贸易的主要口岸，山东腹地的经济特产由此源源不断运往南方，南方杂货和进口产品经此销向内地。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青岛口脱颖而出，成为我国北方的商贸口岸和经济重镇。图中为当时青岛口商船卸货的情景。

       碑文拓片：这是一个反映当时青岛村面貌的场景清朝末年，今青岛市区一带已形成30多个自然村落，包括会前村、大鲍岛村、杨家村、四方村等，其中青岛村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村落。
       建于明代成化三年（1467年）的青岛口天后宫，是青岛市区较早的一座庙宇建筑。据清代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募建青岛口天后宫戏楼碑文记载：“窃闻青岛开创以来，百有余年矣，迄今旅客商人云集而至……”。通过碑文不难看出，当时的青岛口已发展成为商人云集、较为繁荣的商贸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