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海二路上的名人故居——王献唐故居（观海二路13号甲）

       在青医附院平原路出口的马路对面，有一段石阶可以直通观海二路，石阶尽头观海山公园脚下的老宅便是王献唐故居。虽然王献唐的后人如今多数都在青岛生活，但故居早已易主。透过紧锁的红色漆门，只能依稀看到院里的一方青翠，却不见了亭子的影子，而当年知名的王献唐的书斋“双行精舍”更是无缘得见。

       王献唐(1896～1960年)，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金石考古学家、文献学家，一代国学大师。原名家驹，后改名瑭，字献唐，号凤笙。王献唐当年在青岛时虽然年纪尚轻，但已有两个儿子，拖家带口的，急需一处宅第安置，便与友人一同在观海山半山坡上选址自建了几间平房（今观海二路13号甲）。邻居中还有王统照、闻一多、臧克家等人，他们几人隔几天就要相互走动走动。

       这位在各个文化门类中兼收并蓄的大家，在青岛留下了一段深深的印迹。当年，他的第一部著述《公孙龙子悬解》是在青岛完成的，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也是在青岛开始撰写的。他曾考证青岛古代有不族、其族，汉代建县称“不其县”；他还领导了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确定青岛夏庄李家宅头为龙山文化遗址；1956年夏，时年60岁的王献唐与山东大学考古系师生赴青岛流亭古代遗址考察，指挥发掘汉墓，他因病只能在地面上指挥，而出土文物位置竟与其指挥极为吻合。

　　王献唐生于日照韩家村一个书香之家，祖上曾做过小官，但到父亲家道中落。“他的父亲没有考中功名，但是喜欢收藏古玩，尤其是当时人们还不太在意的商周甲骨和原始人的石器。献唐的名字也是他父亲给起的，用了西域人把玉献给唐朝的典故。”据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王献唐研究专家李勇慧介绍，王献唐的父亲王廷霖最终因为手头拮据而做了一名医生，希望“以医为资”来继续自己的金石收藏爱好。

　　王献唐后来能在学术上取得高深的造诣，跟其父王廷霖的影响不无关系。虽然无法获取功名，但王廷霖却倾其心血培养王献唐。在父亲教育下，王献唐十几岁时，便以工于书画闻名乡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致力于古文研究。 1907年，11岁的王献唐就来到青岛，入礼贤书院(今青岛九中)求学，19岁考入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即青岛德华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拥有了良好的国学功底和丰富的西学知识。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未能完成学业。因德文出色，王献唐肄业后曾应天津《正义报》之约赴津翻译德文小说。1918年，王献唐任济南《商务时报》、《山东日报》编辑，第二年，他便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回到了青岛，在此长居。1922年，青岛被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王献唐作为接收代表之一，留任胶澳督办公署帮办秘书，此后又任青岛财政局股长，直至1925年离青赴京。29岁时，就开始撰写《公孙龙子悬解》三卷，十分受学界推重。

       父亲不仅在学问上教授王献唐，在做人上亦对其有很大影响。据王献唐孙子王福来回忆，曾祖父王廷霖为人和善，配药、看病从来是亲自上门、不收分文。就连他离世，也是为了医好乡亲的病去东北采药，”走“在了为别人治病的路上。这种诚恳待人的态度显然被王献唐所继承。上世纪40年代，已经是著名学者的王献唐，日常生活非常简单，就连枕头都打了好几次补丁，吃穿更是没什么要求。他没个架子，卖菜的、卖酱油的、卖火烧的，都能跟人家说上话。

　　一方面热衷学问，一方面诚恳待人，再加上严谨的家风，最终让王献唐在治学的路上越走越远。可即便名气大了，他依然不忘初衷，做起学问来反而越发严谨。王献唐要考证一个东西，晚上睡觉放在旁边，睡着睡着再起来写，一晚上四五遍，考证一个字不知道需要考证多久，多少遍，高兴得不得了。这种认真治学的态度，值得今人学习。

       三十岁折服日本学者

       上世纪20年代，日本知名汉学家高田忠周根据流传至日本的一些中国古文献，撰写了一篇有关中国古文字研究的论述《古籀篇》（注：大致相当于秦汉以前的教材，当时在中国已失传）。高田忠周对自己的著述引以为傲，而他的“高傲”令中国学界颇为震动。自己的民族文化居然成为别人的研究成果，毕生都秉承着“为中华民族续命”这一使命的王献唐为此辗转难眠。他废寝忘食一个多星期，仔细阅读高田忠周的著作，然后根据自己多年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一一比对，最终写出了《评高田忠周之古籀篇》，对《古籀篇》中诸多错误的古文字考释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文章发表后，高田忠周输得心服口服，立即带着儿孙来到青岛，一进门就要 “跪拜”王献唐为师。那一年，高田忠周已经六十多岁了，王献唐还不到三十岁。事后高田忠周每每写成有关汉文字的书稿都要寄来请王献唐帮忙校验，王献唐把这个故事讲给后人听，希望他们学习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而在后人心目中，却不由得滋生出一种民族自豪感。

       既抠门又大方的大儒

       王献唐家中的日子一直是颇为拮据的，他把一切积蓄和收入都用来买书和搜集文物，为公家的事可以倾尽资力，给家中每个月寄来的生活费却总是捉襟见肘，家里连块表都没有，老先生一直是看天定时间。家里的用度都非常节俭，老先生的大褂不穿破是绝不会换新的。他喜欢喝茶，但从不喝好茶，平时只喝茶叶末。他身高1.88米，常年穿一件灰色旧大褂，戴一顶土耳其帽。一生从不穿皮鞋，只穿布鞋。他因脚大难配鞋，平时习惯将鞋穿成“拖鞋”。有一次，他在鲁故城遗址勘察，路上嫌鞋挤脚，便又重操“故技”，拖拉着鞋走路。但因路不平，鞋老是掉，于是，他索性将鞋脱掉用手提着，光着脚在野外完成了勘察任务。他的这段趣闻，曾一度在省直文化系统传为佳话。

       那时候，达官显贵来求字画，王献唐一般都是“冷处理”，把别人送来的纸搁在一旁，几天也不动笔，直到最后人家明白他的拒绝之意。而路遇街头卖菜的小贩，怯生生地问：“王先生，能不能给写幅字？”他保证第二天就给写好送去。有一次，王献唐发现那个小贩几天都没来市场，终于遇着了便主动上前询问，原来小贩的母亲患了眼疾，“看医生了吗？”“没呢，家里没钱。”王献唐转头就让妻子赶紧给小贩把钱送去。

       就是这个一生淡泊名利，自己节衣缩食却把别人的苦难放在心上的大儒，在解放后，为支援国家的博物馆建设事业，捐献出越王勾践剑、李自成闯王印等珍贵文物8000多件，以及珍贵古籍5万余册。

       山东图书馆史上最有学问、成就最大的馆长——国学大师王献唐

　　王献唐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精通文字、音韵、金石、目录、版本,又通典籍,兼长诗文、书画和印章。著作等身,字逾千万。有专家曾如此评价：王献唐是“山东图书馆历史上最有学问、成就最大的一任馆长,同时也是山东博物馆的创始人,可以说他是现当代图书事业史上的第一人,其人格魅力和巨大成就,影响了现当代图书文献、金石考古、书画艺术等各个领域”。

　　王献唐(1896—1960年),山东日照人,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文字学家、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与印学专家。他是一位奇才,学识渊博,二十几岁时就在山东地区崭露头角,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公孙龙子悬解》是他的成名之作。王献唐一生学术,远绍乾嘉诸儒,近承清末名宿,益之以现代科学观念,辅之以实地勘查,集目录、版本、校雠、训诂于一身,熔文字、音韵、器物、古史之学为一炉,在诗词、书画、篆刻方面也深有造诣,一生著述之宏富,领域之宽广,治学之严谨,成就之巨大,令人叹为观止。著述总计逾千万字,其重要的代表性著作有:《山东古国考》、《五灯精舍印话》、《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国史金石志稿》、《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等,另有论文与书序二百余篇,编辑书刊七十余种,校勘书籍百余种,诗词歌赋六百余首,题跋逾千篇,还有大量的书法、绘画、篆刻作品传世。他还是著名的收藏家,古籍、碑帖、青铜器、字画等鉴定家,一生经眼之古物数以万计,民国时期就有许多人辗转托友请其鉴定,现在拍卖市场上带王献唐鉴定题跋的古籍、碑帖、字画,远高出市值。至今保存在山东博物馆的商周铜器、汉画像石、古陶砖瓦、封泥古钱等的很多标签尚是王献唐墨迹。在抗战前,王献唐就被上海《晶报》主编、有“文坛怪物”之称的古物收藏家张丹翁誉为“一代传人”。我国近代颇负盛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黄侃亦非常欣赏王献唐,曾对王献唐的音韵学启蒙老师、国民党元老、音韵学家丁惟汾说:“山东少年治学者,惟王献唐一人。”在其身后,被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叶圣陶、夏鼐、张政烺等赞为“山东省近几百年来罕见的学者”,也被山东学界誉为“一代宗师”、“国学大师”、“山东学界的一面旗帜”。

       王献唐先生为人真诚，性格爽朗乐观，说话风趣幽默，甚至其文风也体现了他的这种性格特点，正如他的好友、已故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著名金石学家唐兰先生回忆说：“先生常以长条粗黄纸作信笺，讨论学问，剖析细微，见解新颖，而墨书清丽，文词庄、谐并出，如其为人”。1958年，郭沫若先生来济南视察时，曾亲自登门去拜访他，并当面尊称“王献老”。由此可见，他的为人及在学术界的影响是非同一般的。
　　愤而不问政事
　　王献唐(1896—1960),日照市东港区大韩家村人。父王廷霖,当地著名中医,酷爱金石。王献唐幼承家教,五岁练习作画,10岁即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十一岁入青岛礼贤书院求学,后几经辗转于1916年毕业。当年,在济南《山东日报》任编辑。
　　1922年12月,青岛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王献唐作为接收青岛代表之一,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帮办秘书。同年9月,任青岛财政局税务股股长。后因“奸人觊位,设计中伤”而离职。
　　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丁惟汾介绍他到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通讯社(简称中央通讯社)当编辑。一次,报纸披露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新闻,当局怀疑他为泄密者。为此,他不辞而别。在这以前,他都是用王琯的名字,此后改名王献唐,发誓再不干涉政治。1929年8月,应山东省教育厅时任厅长何思源之邀,王献唐到济南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直至济南解放。
       潜心研究学问
　　到图书馆工作,正合王献唐心愿。他在诗中写道:“劫来济上心私喜,柱下守书师老耳。商盘周鼎尽网罗,断碣残碑满眼是。”从此,他立志在图书馆终其一生,那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故宫博物院都曾礼聘,他都谢绝了。
　　当时的山东省立图书馆经过“五三”惨案,院内弹痕累累,坑坑洼洼。王献唐到任后,将院子进行修整,将破坏的房屋修缮一新。接着,订立馆内章程,经过近半年的紧张修葺、整治,1930年1月1日,山东省立图书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以前,入馆收费,男女不同日阅览。如今可以结伴前来,阅读天数也较从前增加,并全部免费,因而深受读者欢迎,阅读人数较前增加百倍之多。
　　为丰富馆藏,他到处搜集文物典籍,同国内外学者和有关部门展开了广泛、活跃的学术交流,曾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参与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挖掘与整理。1931年4月,赴掖县查办焚烧大藏经一事,收得掖县海南寺大藏经残卷2275册。1931年6月份,没收日本人收购的潍县高鸿裁旧藏秦汉砖瓦共计527件。从1929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为图书馆搜集到唐人写卷、宋元旧椠、明清精刻及名家抄校稿本746种35400册,使馆藏量增至218000余册、金石书画文物17000余件。

       据悉,自1929年至1937年抗战前八年间,王献唐请政府增加经费,联系藏家,出入坊肆,或抢救、或购买,或没收,几年之间搜罗宏富,蔚为大观。潍县陈氏万印楼藏印、滕县等地新出土汉画石、潍县高氏藏绝世砖瓦、历城马国翰收藏泉币、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曲阜孔氏微波榭藏书等山左文献和文物,大多网罗馆中,所收善本即达1700种35000册。搜集之成绩受到同行和学者的一致赞誉和好评。北平图书馆王重民赞曰:“山左文献,尽罗胸中。近年来保存文献,以贵省为最努力,成绩亦为最著。”“贵省图书馆得先生经营,收藏之宏富,建筑之良善,驾苏、浙而上,在省立图书馆中,屈一指矣!”1933年国内报章赞云:“国内图书馆以藏书之多言,首推北平之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保存古器物之丰言,殆无出山东省立图书馆之右者。”
　　这些图书文物多是王献唐竭心尽力搜集而来。如现存省博的封泥,内有500多枚是王献唐“由一枚数枚,积至五百余品,间关以求之,信宿而要之,劳精敝神”而得,可谓艰辛备至。

       又如现存省博的潍县高鸿裁(1852—1918年)上陶室秦砖汉瓦,被当时学界誉为“全国陶类中之唯一国宝”,乃高鸿裁竭40年之力所得。高氏殁后,家道中落,潍县又迭经兵燹,家给渐形拮据,其藏品随时有散出可能。王献唐未雨绸缪,于1931年4月15日亲赴潍县,约同当地文化名人丁稼民,与高氏后人洽谈为本馆购藏事宜。然而不到一月,高氏竟将其以1600元售与日本人大田。大田购妥后,即择其中特品二十字、秦砖二方,选道运回日本。其余砖瓦装载七大箱,伪称玉器及石料,于5月18日由潍县运至青岛,在从青岛车站报关外运时,被查出。但车站人员不知这些砖瓦为何物,邀当地社会局、教育局人士前往查看,“亦不知何用”。情急之下,遂打电话向王献唐请教。王献唐迅以“此项砖瓦,数量既多,质量亦确,为国内古陶精华,关系文化甚巨”覆之,并速“由馆发快函致青市政府、胶路局,青社会局、教育局,请其依《古物保存法》扣留。并使亮宾至教育厅,请电禁止。”后经多方协调,排除日人阻挠,终按国法全部没收,入藏“山东金石保存所”。

       再如,1932年2月15日阴历正月初十,王献唐冒严寒画泰山经石峪形势图,石刻字行字数亦一一计算,所有题咏刻石皆钞出,并请岱庙外鸿文斋将残泐不完、从未拓过之字,一律补拓,并记其行数字数。午饭嘱轿夫购鸡子煮熟充饥,北风如剪,冻手欲僵,亦觉乐事。自云:“北风如剪,冻手欲僵,攀石扫苔,间或半埋土中,手自掏之,虽极苦以为极乐,人间亦有痴如我者耶?”
　　文物珍品收归公藏后,王献唐精心策划向社会各界开放参观与考察研究,陈列布置亦用尽心思,一切为参观者系统了解与学者研究便利着想。如设立“罗泉楼”陈列历城马国瀚玉函山房古泉时,他一方面自撰《罗泉楼记》,文中详叙清代以来山东五大藏泉家之成绩,及收购马国翰藏泉之经过,书写装裱后悬挂展室内；另一方面陈列他为本馆新购马氏藏泉原件,让观者既可了解中国货币发展历史,又可方便研究,外地参观者誉为:“济南胜处,不在大明湖,而在图书馆。”
　　“七七事变”前后,他兼任齐鲁大学教授,主讲文字学和版本目录学。其间,他坐拥书城,精力充沛,与国内著名学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黄炎培、刘半农、顾颉刚等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他废寝忘食,日夜工作,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被人们称为“连生命都不顾的书呆子”。

　　　自1929年-1948年,王献唐任山东图书馆馆长20年,这是他生命中最华彩的乐章,尤其从出任馆长到抗战前的九年时间为鼎盛时期。1931年3月,他创办《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是山东省最早的图书馆学刊物,有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及图书馆经营方法等,反映了当时齐鲁文化研究较高的学术水平。他还整理出版了山东先贤遗稿,汇编成丛书《山左先哲遗书》20种,还为图书馆搜集了大量的出土文物,如青铜、古陶、玺印、封泥、货币、汉画石刻等,并分门别类地著书、考证。1934年,又收得滕县出土的三邾彜器,为世人瞩目,1937年据此写出《炎黄氏族文化考》。

       山东省立图书馆经王献唐先生的苦心经营，数年内藏书大富，由其任职前的62,770册，增至“七七”事变前的218,000册。其中善本书达36,000册。该馆一时蜚声海内，成为当时仅次于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大馆。到这时,山东省立图书馆已是闻名遐迩,成为北方最著名的图书馆,也是当时全国收藏文物典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

       在任文管会副主任期间，他置身体常年患病于不顾，一心致力于山东文博事业的建设。他经常勉力下乡进行实地考察，甚至不畏艰险，数次徒步登上齐长城的双雄山和凤凰山等遗址。有一次入墓穴勘察，不小心碰折臂骨，但他仍忍痛坚持不下火线，直至完成勘察任务。1954年，山东省博物馆成立，他亲临一线主持该馆基本陈列的筹备工作，从陈列大纲、版面文字、乃至每一件展品的选定，他都亲自把关与定稿。展览开放后，受到各级领导和广大观众的好评，该馆也被文化部评为“红旗馆”，成为当时全国地志博物馆的学习榜样。

       三大爱好：淘书、读书、护书

　　终王献唐先生一生，爱好恐怕只有三件：淘书、读书、护书。

　　先说淘书。王献唐在1930年的一首诗中写道：“幼喜聚书，壮而弥笃。频年四方，随在搜集。裒其所藏，约五万册。”表达了他在青少年时代喜爱读书与藏书的执着之情。他一贯视读书、聚书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因为爱书，故书肆(旧指书店)是他时常光顾的地方。如当时的济南芳润阁书肆，因累年收蓄颇有残缺善本，他“时喜过从，翻检其架上之丛残，尘灰渍手如漆不顾也。”他自称“嗜书如命”，每得善本，就“欣然忘食，喜不成寐，爱不忍释”。有一次，他从书肆中偶得一本汪氏刻《声类四卷》(钱大昕撰)，自言“如枯肠获酒，欢喜无量”。因此书略有残，当晚，便“篝灯重装之，蚊声如市不顾也”。为广罗图书，他还常同肆人及朋友“以书易书”。有一次，他去表兄李枚生家，其表兄向他出示清陈婉俊辑、咸丰六年灿花阁刻本、李肇　祥点《唐诗三百首补注四卷》，请为其题署。他见此版本“词旨既精，书法亦妙”，心中甚是爱慕。于是，便不顾自己以往“书不强取”惯例，遂将此书“攫为己有，怀袖而归，后以别书易之”。

　　王献唐既然爱书出名，也就难免被一些人利用。他常用旧报纸从“打鼓担”处换书，有一次，一位姓吕的贾人，拿来三册有正书局影印拓本，自言重二斤半。按时值，先生以四斤旧报纸易之，吕贾“大喜而去”。过了几天，先生的侄子来看他，见到所换之书，用秤一过，只重一斤半。对此，王献唐不以为然，并于书跋中题曰：“俗云吃亏人常在，余之常在必矣!亦大喜”。据说，王献唐为“淘书”付出了巨大的财力，“薪俸所入几尽耗于是”，有时甚至“典衣购书”。他只要见到珍、善本书，必“顷囊得之”而后快。

　　再说读书。既然“淘书”不倦，自然读书不厌。王献唐读书的数量恐怕都无法用数字衡量。从童年时起，王献唐先生就养成了天天坚持读书、学习的习惯，一年四季，雷打不动。甚至在给他父亲守孝之时也是手不释卷。当有人对此不理解时，他说：“我要把悲痛化为读书的动力”。他平时白天忙于工作，读书、写书只能在晚上进行，经常是通宵达旦。有时读书读到佳妙处时，竟“不知身在人世间也”，由此可见其颠倒陶醉于书海之态。据常夫记述，在外出游览时，王献唐也从不放过读书的机会。有一天午后，他一时兴发去游览千佛山。当路过南门里书肆时，便进去买了一本《孙文定公南游记》。一路上，“风吹衣举，且行且读，既尽数十页，已达寺中”。待登到山上石刻处，累得满身大汗，刚于石边坐下，便又“展此书读之”。下山时乘车，在车中又“续续读之”。回到住地时，一卷游记“已翻阅竣事”。

       王献唐先生一生经见之书，无以数计。披阅之后，“偶有所见，随笔录卷首”。因此后人有一个统计，单单经他校勘题跋的书，就有近千种之多。  他的书跋，都是其读书心得，没有以往版本目录著作所常见的簿录气味，而是面目一新，别具一格。考较严精，一丝不苟；文笔纵横，妙语天然，堪称学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佳作。

       王献唐先生一生著述宏富，仅专著就有60余种，连同书跋、书序、论文、杂著及日记等，约有千万余言。遗憾的是，在其生前，仅出版过《黄县　器》一书，而先生的其余书稿，均未能得以付梓面世。20世纪80年代初，齐鲁书社曾组织专家整理出版《王献唐遗书》。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上、下卷）、《山东古国考》、《炎黄氏族文化考》、《那罗延室稽古文字》等14种，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希望先生的其他书稿也能尽快得以整理出版，以满足海内外学者的渴求。

　　炮火中舍命保存珍籍

　　1929年8月2日，王献唐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他着意搜集文物、典籍，扩充馆藏，使山东省图书馆成为当时全国收藏文物典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广泛“淘书”之外，“护书”更成为他的一个任务。

       王献唐对山东历史文化的功绩不仅仅是在研究方面，更在于他肯“豁出命去”为齐鲁文化的传承留下重要血脉。自1929年担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后，他便四处奔走搜求，以富典藏，使山东图书馆在全国仅次于北平图书馆；1929年，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被日本人掠夺，是他四处奔走，抢救尚存文脉；1931年，日本商人从青岛偷运潍县高氏秦汉砖瓦出关，是他竭力阻止，使这一批文物免于流失；1937年济南沦陷，是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将重要文献护送南迁，路上险些丧生于敌机狂轰滥炸之中……当年叶圣陶等学界名人曾开玩笑地称呼王献唐为“地头蛇”，皆因他固守山东，耗尽毕生精力“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

　　山东聊城“海源阁”因其富藏宋元刻本和名人手抄本,被列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由于兵祸不断,藏书逐渐被变卖散失。尤其自土匪王金发占领聊城后,“海源阁”珍藏更遭空前劫难。王献唐对此心急如焚,大声疾呼。1929年11月,亲赴“海源阁”,将匪徒劫后的藏书进行了检点整理。归来后,写成《聊城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海源阁藏书之损失及善后处理》,对土匪的罪行与当局熟视无睹的态度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千方百计将散失到社会上的“海源阁”藏书购回,计2500余种3.2万余册。经王献唐先生的不懈努力，原海源阁所藏如唐人写本《冠子》、宋版《韦苏州集》、元刊《韩昌黎集》、黄荛圃手校《穆天子传》、顾千里校《说文系传》等一大批珍、善本图书，均于劫后得以收藏保护。

　　李勇慧在《王献唐：齐鲁文脉守望人》一文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当时潍县高鸿裁收藏有上陶室秦砖汉瓦，被学界誉为“全国陶类中之唯一国宝”。高氏殁后，家道中落，高氏后人竟将其以1600元售与日本人大田。大田购妥后，即择其中特品二十字、秦砖二方，选道运回日本。其余砖瓦装载七大箱，伪称玉器及石料，于5月18日由潍县运至青岛，在从青岛车站报关外运时，被查出。但车站人员不知这些砖瓦为何物，邀当地社会局、教育局人士前往查看，“亦不知何用”。情急之下，遂打电话向王献唐请教。王献唐以“此项砖瓦，数量既多，质量亦确，为国内古陶精华，关系文化甚巨”覆之，并速“由馆发快函致青市政府、胶路局,青社会局、教育局，请其依《古物保存法》扣留。并使亮宾至教育厅，请电禁止。”后经多方协调，排除日人阻挠，终于防止了国宝的流失。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王献唐也写下了他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担心馆藏善本图书与文物精品落于敌手，计划将文物珍品迁出济南。他呈报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请求政府派车运文物南下并拨付经费。未料想，韩复榘在呈文上批了两个字“不理”。其他政府官员逃散,经费无着,他只得求亲告友,还把自己的收藏卖掉,拼凑运费。幸得不少社会人士的帮助，这笔运费才勉强凑齐。他将家眷送回老家日照,然后将图书文物精品装成31箱,与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和工人李义贵,于1937年10月,先将书转移到曲阜,托奉祀官府保管，后战事逼紧，10月12日晚，王献唐等携5箱至四川乐山大佛寺保护，余26箱留存曲阜。据称当时王献唐与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有约：若国亡，存留的26箱古籍文物，则为奉祀官府所有;若光复，则归还省图。可见当时形势之危急。

　　1937年12月27日，王献唐与国学大师屈万里、李义贵携文物5箱，搭乘尹莘农组织的第十重伤医院专车，离开曲阜南下。这一天济南陷落。此后，“过铜山，经汴郑，出武胜关，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袭(在宜昌，三人险些丧生于敌机狂轰乱炸之中)，而抵汉口。”直至1938年12月29日，在黄炎培等人帮助下，始将珍贵文物安全地存于乐山大佛寺天后宫中。前后时逾一载，地迁近七千里。运往四川的图书文物有古籍善本438种2659册,书画150余轴；金石包括陶器、玉器、铜器、甲骨等734件。著名的有：商父乙鼎、商五戈足形鼎、商甲骨、周明我鼎、周五敦、秦二世元年诏版、宋赣州州学刊本《文选》、宋宝佑赵节斋刊本《通鉴纪事本末》、刘塘小楷五福颂、郑板桥行书堂幅、石涛山水堂幅等及全份山东历代方志等。

　　在流寓岩洞佛寺护书期间，王献唐以馆长自任。在政府经费几尽断绝下，用自己在大学和学术团体任职的微簿收入，维持保护图书费用的开支。清贫困苦中，王献唐衣食不继，而志守弥坚。书斋署“那罗延室”。“那罗延”，梵语“坚牢”，意在牢守齐鲁图书文物之决心。在乐山，时有敌机轰炸，每遇空袭警报，大家四散于防空洞中，唯独王献唐坚守书籍文物。别人劝其暂时躲避，他笑着说：“这些东西是我的生命，一个人不能舍了自己的生命。”他发誓说:“这是山东文献的精华,若有不测,何以面对齐鲁父老,只有同归于尽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毅然辞去了一切职务,1947年10月,返回济南,继续担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兼任国史馆纂修。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王献唐去职，仍积极配合，终使分存于孔府奉祀官府、乐山大佛寺的图书文物于1949年12月11日、1950年12月25日，完整无缺地返回故里，由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代为保存。

　　王献唐以“守藏吏”、“柱下史”、“柱下小史”等为别号,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守藏之责。他不顾时局动荡,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在既无政府支持,又无经费援助的情况下,毅然护送如此珍贵的文物并亲自护守九载,其功绩无法估量!因而,有学者对其盛赞曰:“虽百世之下,必将与日月同光,山河并寿。”著名学者赵俪生云:“献唐先生在中国文物史上,特别是山东文物、文献史上,永远抹不掉的一份功劳。”
       献宝：“身外之物,聚散皆数,不足介怀”
　　王献唐为书痴,好收藏,曾自拟藏书章印文曰:“饥以当食,寒以当衣,寂寥以当好友。”亦自撰联曰:“不成大隐成中隐,不爱今钱爱古钱。”其室名别号多与金石收藏有关。据张书学教授统计,王献唐自用印鉴有126枚之多,与其藏缘有关的有五十余枚,几占一半。至1943年时,王献唐“收古玺印千三百余”,古钱亦伙。其家藏图书,也超过五万卷,成为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的文物收藏家。这些收藏都是王献唐节衣缩食,收藏所得。平时,常因“迩年专收古玺印,月俸所入悉耗于此”,而衣食不继,日常生活亦不得不靠借货度日,致孩子上学学费有时都要转借。
　　在对待公藏与自藏的态度上,王献唐也迥然有别。对于公藏,他自刻“守藏吏”、“柱下史”、“栖禅亭长”等藏书章与“那罗延室”等室名别号,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与坚守的态度；对于个人藏品,却抱有“此系身外之物,聚散皆数,不足介怀”之通达态度。而且他认为,图书文物的最好归宿,是变私藏为公藏,由个人玩赏转为面向社会大众观赏,也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利用。1930年,他就向山东省立图书馆自捐书籍《丁守存编年自记》、《魏王显贵造像拓本附考释》、《韵字鉴》,与栾调甫合赠《钞本书经直解》。这些皆为善本,其中《钞本书经直解》已入选《山东文献集成》第1辑；1951年1月,捐献宋刻经折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论合刻》给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1953年,将珍藏之明李自成“闯王印”、勾践剑捐给北京历史博物馆。在他1960年去世后,其亲属将其遗物1600多种捐献给山东博物馆。
　　王献唐不仅自己向国家“献宝”,还鼓励亲属及社会各界人士与机构向国家“献宝”。1930年11月,他伯父王廷橒将日照出土汉大吉昌砖二块并拓片,应王献唐请求,捐赠给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所”,“以传永久”,后被收入《山东省立图书馆金石志初稿》。他还制订了详尽的《山东省立图书馆捐赠图书规则》九条,规定“本馆受到捐赠图书,即具函声谢,并在本馆所出《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及图书报告牌,分别刊登,藉志高谊。
　　总括王献唐的一生,堪称是学术与事功俱隆、文章与道德并富的“一代传人”。昔王鸣盛序《十七史商榷》有言曰:“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人乐其易。”王献唐之功,实在于兹。

（部分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