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说的理解

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其中蕴含着极其深广的文学理论。在谈到文学的体式和风格的时候，陆机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说。

我国古代传统的主流文学在于诗和散文。因此，研究古代文论其主要方面也应当着眼于此。今天我谈“诗缘情而绮靡”说主要是就其源起、含义、定位、历史影响四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首先，我们有必要谈谈“诗缘情”的源起。“诗缘情”并非是陆机所首创，他的源头来自于屈原的时代，他提出了：“发愤以抒情”的抒情文论。在屈原的倡导下，楚辞的产生可谓是“诗缘情”的一个充分的例证。楚辞打脸使用口语方音以及“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使文章的整体展现出一种“绮靡”之风。但是这样的精彩的表现论并未持久，到了汉代，社会上开始研究经学。研究的过程导致了人们世界观的改变，许多人开始逐渐转向文学的使用论，当时儒佛道合一的文化化环境还导致了文学反映自然知道，要与作者心志合一的形上理论的发展。由于这样的种种情况，屈原的“抒情”理论被汉代的文论批评家们逐渐扼杀。

魏晋时代时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是中国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诗缘情”无疑找到了他萌生的土壤，在陆机的《文赋》中，又一次被提出并开始引领中国诗歌创作的潮流和方向。

《文赋》中是这样写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刚才已经提及，这句话是用于表明陆机对文学作品体例和风格的理解。对于“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含义，我是这样的理解的：诗歌在作家创作的时候表现感情、心情、感受，并且要使用相当精妙的语言来表达。在这个短短的六字句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信息：“诗缘情”、“绮靡”分别处于艺术过程的第一过程和第二阶段。因此，我认为“诗缘情而绮靡。”是典型的艺术创作论。

那么，“诗缘情”是创作论的那一种呢？他能否放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进行讨论呢？在陆机看来诗歌（或者可以说是文学作品）要表现作者对世界或自身的一种敏感的感情波动。这种表现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想象、感情的错觉、感情移物的手法，即使用“绮靡”的文字来表现。这样的说法无疑暗合了表现理论的定义和要求。因此，“诗缘情而绮靡”的提出时中国古代表现理论的一大飞跃。从此以后，中国的诗歌不再是单调的实用主义或是艰涩的形上之说，而是富于作家灵动情感的“人”的文学创作。

在我国，“诗缘情”通常和“诗言志”同时提及，并且在一有些中国的研究者认为这两种诗学观是相对的，而在我看来则并不尽然。

“诗言志”源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在这里，主张两种文学理论相对的学者大多是在“情”、“志”是相背的角度去理解而得出的。而当我们去深究文本来看“志”的表现方式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到舜帝是这样表达诗歌的表现方式的：“要用歌徐徐得咏唱，声音的高低和长短要相配合，用律吕来调和歌声。”试问：难道人们仅仅是在表达一种“心意”或是“道德目的”的时候才使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吗？答案现然是否定的，人在表现“心愿”或是“情感意旨”的时候自然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形式表达的。

既然这样，我们不妨可以把“诗言志”中的“志”理解成两种含义：当“志”被理解成一种“心意”或“道德目的”的时候是一种实用理论的理解，在这种理解看来，“诗言志”是和“诗缘情”背道而驰的。而当“志”被理解成一种“心愿”或是“情感意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诗言志”理解为一种表现理论的体现，这样的理解体现了“诗言志”和“诗缘情”的共通之处。

因此，“诗言志”和“诗缘情”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对立，这两种观点仅仅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文艺创作的不同经验的总结。其内在，就表现理论而言是存在着共同之处的。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就是在这种“和而不同”众多理论推动下孕育成长的。

“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如一盏明灯点亮了埋藏在文学创作者心中人性的光辉，导致了后世或率真或婉约的诗风。李杜文章、白居易、李清照等一系列孜孜不倦的古代文艺创作者使中国的文学走向了更为丰富，更为人格化的顶峰。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有区别于西方的写实传统的抒情传统德产生打下更为明确的理论基础，可谓是中国文学理论上举足轻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