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奔丧归来，我几乎是不吃不喝满含热泪写下了这篇文字，这是我第一次用笔写也是我第一次勇敢地向世人提及－－－－陈帮和

     母亲终于没能跨进新世纪的大门，在我匆匆从部队赶往老家的路途中溘然长逝。
     我那长逝的母亲双眼微睁，双唇微启，似乎在诉说一个尚未实现的心愿。垂泪的姐姐这样说：妈妈，那是在等你呢。。。。。。
     母亲一生充满了劳累与辛酸。三岁那年，一场重感冒几乎夺走了她年幼的生命。病刚好，一位喝醉了酒的大夫又将活泼可爱的她治成了呆坐无语的弱智幼童。看着傻笑着一问三不知的母亲，姥爷几次三番下狠心把她遗弃在荒郊野外，又几次三番被心软的姥姥抱了回来。姥爷说，这将害了她呀，何苦呢？姥姥说，好歹是我心头的一块肉，我怎么能舍得呢。。。。。。姥姥这时，已经泪流满面。
     慈爱的姥姥虽说保住了母亲的生命，却保不住母亲艰辛的一生。
     母亲兄弟姐妹十一个，她排行第二。母亲在自己还站不稳时便开始带弟妹。余下的六兄弟三姐妹几乎全是母亲一人背大。母亲穿着她大姐穿剩下了的衣服，吃的是弟妹们剩下的饭菜。弟妹们顽皮，常常在她的背上拉屎撒尿，把她的小辫子拽得乱七八糟，而傻笑的母亲永远不会发怒。心疼爱她的姥姥哽咽地说，我的傻闺女有一副菩萨心肠呢。。。。。。
     到了二十二岁那年，乡亲们都说母亲交了好运，因为一个鳏居多年的老石匠看上了她，要娶他为妻。老石匠虽然爱喝酒脾气暴躁，但家境殷实。乡亲们都说母亲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但善良的乡亲只是看到了老石匠有钱，却哪里知道他娶母亲的真正原因啊！老石匠五代单传，传到他这一代延续香火的大事已岌岌可危。他曾有过两任老婆，皆因生不出儿被他一锤打出了家门。算命先生说，他祖上缺德，需娶河对岸的杨家傻女，方可传宗接代。半信半疑的石匠下了聘礼，懵然不知的母亲就这样嫁过了泥溪河。
     石匠早晚一壶酒，喝了酒的石匠便要找碴使性。他觉得香火艰难的罪过在于母亲，于是将一腔怒气尽情地发泄在母亲身上。寒风凛凛的年三十的夜晚，母亲却穿着单薄的衣服打着赤脚在雪地里被石匠撵得满地乱跑。母亲受了无数的折磨，终于在两年后产下一子。姥姥一家都以为母亲这回真正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了，男婴却在数日后偶感风寒一命呜呼。愤怒的石匠再次挥动铁锤，把母亲赶回了娘家。
     母亲回到家中已经体无完肤。姥姥搂着苦命的女儿泪眼滂沱。她发誓：宁愿自己受苦，也再不让女儿受罪！
     然而一年后，又有媒人找上门来，说得是坎上的我父亲家。
     伤透了心的姥姥坚决反对，她说我的女儿才脱虎口，又怎能再入狼窝？姥爷听信了媒人的花言巧语劝说姥姥，陈家的二小子性情温和，又不过分挑剔，怎能算狼窝呢？你不让她去，正是耽搁了她的幸福。他不顾姥姥的泪水，硬是把母亲推上了花轿。上了花轿的母亲什么也不知，依旧一副笑眯眯的模样。
     殊不知，陈家愿意娶母亲，也是因为听了算命先生的话。
     陈家二小子性情顽劣（由此可以看出媒人当初的话多么虚假），从小叛逆，心比天高，不甘寂寞。二十岁那年，自己作主，找了邻村的武家姑娘，两人信誓旦旦，非彼不婚嫁。然而陈家家规甚严，家主棒打鸳鸯散，撵走了武家少女，硬是娶了杨家傻姑。因为算命先生说，父亲名里缺水，与母亲正好互补，而武家姑娘呢，命硬克夫，万万娶不得。
     母亲的命运就这样几经波折由算命先生的话而起，从喜剧开场，到悲剧结束。
     愤怒的父亲面对痴傻的母亲伤心欲绝，几次想跳窗而出追随武家姑娘，都被看守甚严的爷爷捉了回来。几次三番的失败和武家姑娘的很快出嫁终于消磨了父亲的信心，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上天”赐给他的涩果，把倔强的脖子套进了生活的枷犁。
屈服了的父亲对付不了残酷现实接踵而来的打击，先是爷爷去世，接着奶奶患病致残，家业一天比一天衰败。父亲不是个耕田的好手，母亲也不懂生活的操持，最终的结果，是全家举步维艰。父亲无法力挽狂澜，只好天天上街买酒来麻醉自己，把一大堆生活的重担压倒了母亲的身上。
     每天清晨，母亲便早早地起床做饭喂猪，然后跟着乡亲们扛着锄头到山上地里劳动。母亲不会做精细活儿，只会干些挑粪担水的粗活，好心的乡亲们便采取换工的方式，帮她把农活做完。
     那时母亲气力甚大，无论帮哪家干活，都不会偷奸耍滑。她用的背篓是全村最大的，她用的粪桶是全村最重的。乡亲们都喜欢跟她一起干活。因为母亲永远不会欺负任何一个人。
     母亲没有一身好衣服，没有一双哪怕破烂不堪的鞋子。天冷了，她不知道添加衣服，天暖了，也不知道减少衣服。遇到刮风下雪，她只会缩着头哆嗦着身子在大树底下躲着。无论春夏秋冬，她永远是一件单衣一双赤脚、一个背篓一担粪桶在风雨中穿行。这为她以后致命的灾难留下了祸根。
     1975年春季的一个雨天，母亲扛着锄头到泥溪河边劳动。时过正午，母亲与邻人们说，要去方便一下。邻人没太在意。过了不久，忽闻草丛中传来了婴儿的哭声。邻人甚异，急唤几人同去探望。只见一个男婴正在草丛中哇哇地啼哭，母亲下身鲜血直流。众人急忙脱下身上的衣服做成一副简易担架，抬着母亲急往家中赶。回到家时，母亲已成昏迷状，而此时遍寻父亲不见，急得小脚的奶奶手足无措。醉醺醺的父亲被人找到时，正在街上与人猜拳行令。
     母亲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嚷着要看自己的婴儿，而奶奶始终不给他看。奶奶每当谈起这件事时，如果不是她把我和母亲隔开，也许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奶奶说，有段时间生病，母亲把我弄去带了一个星期，却两次差点把我弄死。一次是洗澡，母亲舀了一盆开水就把我往盆里放；一次是烤火，母亲直接把襁褓中的我往热灰里搁。皆因我的痛哭警醒了奶奶才转危为安。后来奶奶任母亲哭的两眼通红也坚决不再把我让她来带。
     我们三姐弟都是在奶奶的怀抱中这样长大的，直到可以在地上蹦跳的年龄，奶奶才放心把我们交还给母亲。
     在我的记忆中，重新获得喂养权的母亲十分爱我们。每次上山劳动，她都要翻山越岭寻找可吃的野果，用鲜嫩的桑叶给我们包回来；每次去亲戚家去，也要揣回大包小包的糕点糖果，一一塞进我们的口袋中。现在我还记得当地有一种叫“屈丝袍”的野果，外形有点象野草莓，颜色红艳鲜亮，吃起来十分香甜。但长在满身挂刺的荆棘上。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母亲就会天天上山为我们采摘。采回“屈丝袍”的母亲，样子十分难看。头发蓬松着沾满了树叶，干裂的手背上鲜血直淌。不用说，那一定是挂刺的“功劳”。但母亲看着我们吃野果的神情却是我终身难以忘记的－－双眼微微地眯着，嘴角挂着浅浅的笑容。这种微笑，也只有在纯真的儿童身上才能找到它的影踪。
     除了“屈丝袍”，母亲上山掰玉米，也一定给我们砍几根甜甜的玉米秆回来。拔光了叶子，削了头，剪了尾，像一支支箭羽，斜斜地插在母亲装满玉米的背篓边上，随着母亲负重的颠簸而轻轻地摇晃。母亲大老远就会喊我们的小名：大姑儿，和儿，三儿，快来拿“甘甘”（家乡把甘蔗叫‘甘甘’）。甘甘必有一头咬过的痕迹，这是母亲一根根尝过的呀！（玉米秆有甜、苦甜、淡三种）母亲砍回来的必是根根蜜甜。此外，谁给母亲好吃好玩的东西，她也一定给我们揣回来。
     渐渐懂事的我们却不喜欢甚至埋怨母亲，母亲是个傻子，致使我们在小朋友当中经常遭到嘲笑。小朋友一见我们就会喊“瓜儿瓜儿”；大人见了也会说，瞧，这就是杨瓜瓜的娃儿。我们上学，最怕老师提及母亲的名字。常常是我们没等开口，下面就会喊：“杨瓜瓜、杨瓜瓜”。于是在成年后，我们三姐弟便各奔了东西。姐姐远嫁他乡，我当兵去了重庆，弟弟打工去了深圳。家中又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奶奶早已去世，父亲仍然未改变天天‘赶集’的习惯）。我们厌恶回家，厌恶见到一片凄凉的房屋和带给我们悲惨命运的母亲（愚蠢的我们认为贫穷的家是母亲一个人造成的）。我们都在为自己的脸面选择逃避。
 
而母亲的身体渐渐大不如前，重担已肩负不起，农活也力不从心。只能放放牛割点猪草什么的。乡亲们一见到她就会逗她：你想不想你的大姑儿、和儿、三儿呀？每当此时母亲总是收起了笑容，呆呆地立一会儿，然后说，晓得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听父亲讲，母亲那时吃饭总要摆上我们的碗筷，总要到外面去呼唤我们的小名。
     于是，父亲分别写信给我们，恳求我们回家来看一看母亲。父亲检讨了他历年来的“罪行”。决心今后永远陪伴在母亲身边。而我们还是不为所动，继续在外面闯荡着自己所谓的独立的生活。甚至在别人面前谈及母亲时，依然嚼着谎言脸不红地说自己的母亲是个有修养的知识女性。
     去年年初，父亲接连来了四封信，说母亲想我想得茶不思饭不想，整天呼唤着我们的小名，还经常独自一人到泥溪河边呆立。要我无论如何赶回家一趟。而那时我正为女友知道了母亲的真相要分手而苦恼，于是便愤怒地连写三个大大的“不”字快件寄回家。虽然过后有些后悔，但终于还是没有动身。
     去年十一月，母亲下地干活，不小心脚拇指被一块锋利的石头撞了一下（母亲常年赤脚，寄回去的鞋子她也不穿），鲜血直流，当时她并没在意，只是按别人教的‘土办法’找了一点干土撒到伤口上面止血了事。不料，数日后那只脚居然肿了起来，先是脚背，接着脚跟，最后整个右腿肿得像水桶般的粗。成年后从未得过重病的她终于躺下了。接到消息的姐姐和弟弟悔恨交加。立即抬着母亲去乡卫生院检查。经过一段时间的打针和吃药，肿虽然消下去了，却又吃不下饭。转到县卫生院治疗。医生说是伤口感染引起了败血症。让家里赶快准备后事。这个消息象惊雷一样震撼了全家，大家无论如何都相信眼前的事实。姐姐把母亲拉了回来，按照医院开的药方坚持每日给母亲吃药。大家都虔诚地相信母亲命大福大一定会挺过这个灾难。
     然而，病床上躺了半个多月的母亲终于不行了。她早已瘦的皮包骨头，整天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出神地盯着天花板，谁问她话也不回答。谁喂她药也不咽。姐姐没办法，便对她说，不吃药，就会死，死了就看不到你的和儿了。不料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顿使她紧闭的双唇张开来。慢慢地把苦涩的药水咽下。无人时，母亲就会咧开嘴无声地抽泣。姐姐说，母亲那时一定疼痛难忍，但为了见我一面，苦苦地硬撑着。
     而当时的我还远在千里之外的军营里，与报道员们谈笑风生，妄谈文学中的母爱。甚至在接到姐姐打来的三次告急电话后还在想，这点小伤，不会那么严重吧？
     当我终于慢吞吞地赶到阔别七年的家乡时，眼前的情形使我大吃一惊：家里灵堂高设，姐姐和弟弟哭得两眼通红，母亲孤苦伶仃地躺在临时打造的棺木里。嘴巴和眼睛一直不闭，执著地表示她未完成的心愿。我被雷击般地跪倒了灵前，悔恨象一根根毒蛇，慢慢地爬满全身，我终于号啕大哭。。。。。。
     弟弟默默地递过来一张影像模糊的相片，说是在母亲床前拾到的。我哽咽地一看，更是心如刀绞般地痛，这张照片是我新兵入伍的第一天，在新兵营的操场前的留影。照片上的我军棉衣裹身，憨气十足。是我所有军旅照片中照得最真最丑的一张。照片一寄回家，母亲就要了过去，谁要也不给。直到临死前还不忘把照片放到枕头下。
     她真的是想再见你一面呀！红肿双眼的父亲再次说。。。。。。

作者附记：2000年元月1日奔丧归来，我几乎是不吃不喝满含热泪地写下了这篇文字，这是我第一次用笔写也是我第一次勇敢地提及我的母亲。
     长期以来，我不敢正视母亲的呆傻，更不敢向别人谈及自己的母亲，怕别人会因此看不起自己，影响自己的前途。因此从军几年来，我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认真地回报哪怕一丁点的母爱，等我恍然警醒是，方知一切都太迟了。
     因这篇文章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所以在署名时我曾考虑过用笔名，很快我便自责了，我还有什么顾忌呢？我伤母亲的心还不够吗？
                                  －－－－－－－－陈 帮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