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和大家聊了《团长》的历史真实性和对历史的敬重，同时也阐述了文艺与历史的区别及两者各自承担的责任。从学术的观点上看，历史应该更严谨、更忠实于事情的本来的面目，但是，这丝毫没有轻忽文艺的意思。一方面，历史是需要时间和空间的积淀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几十年宛如一滴小水珠而已，真正想要还原历史，隔了六十年的距离也许还是太短；另一方面，历史文献由于学术研究的特点，严谨和刻板有余，生动、形象和感染力不足，因此，如果不是为了做学问的目的、不是对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的，多半是不会去死啃历史文献的。而文艺作品不同，由于不是所谓的“正史”，它有了更多自由的空间，而许多历史事件的还原，往往又是由文艺率先捅开那一层窗户纸的；其二，文艺是生动、活泼，具有广阔的受众面的。因此，相比历史文献，也许某些文艺作品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影响更加深远。如我们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它对中国百姓的影响远较《三国志》要大，还有日本山冈庄八的《德川家康》，对战后一代人的影响决不是那些经史典籍可以比拟的。

为什么这些作品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和影响？是它们完全按葫芦画瓢描述的历史吗？不是，它们之所以对本国人民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是因为作者在历史的基石之上，更多地融入了他们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思考和见解，这也是他们超越历史之外的主体阐释，期间所包含的民族精神最内核的部分、包含了本国文化深层次的一些要素，连同他们那优美、流畅的语言、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共同构成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使它的受众被打动、被感召，也引领着他们去思考和行动。

我并不认为《我的团长我的团》在艺术上的造诣、对广大民众的影响上能和这样的传世绝唱相比拟，但是，它确确实实自觉地、努力地、严谨地朝着这样的目标在做，它基于历史的基础上的想象和艺术创造，与一般的“戏说”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主体演绎和阐释的部分，其内在的思想是如此严肃、凝重、深刻，它所表现出来的姿态又是如此地绝决、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气概（尽管很多时候又是以一种调侃、荒诞和黑色幽默的表象显现）。这样的作品所体现的文艺人的品格和责任心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能以此为追求、而且付诸于实践的人不多，达到这种境界的作品也不多。2009年的电视剧作品看到现在，也许只有一部《人间正道是沧桑》堪与之相媲美的。因此，《团长》中主创们的主体阐释的部分，正是构成其作为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最为华彩的部分，同时，也是我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将花费大量笔墨，和朋友们分享、探讨的主题。

说英雄谁是英雄？

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不禁想起网友玛丽亚的猫所发的帖子《英雄的覆灭与重生》，这是我所看到的、有关《团长》英雄观论述的最精彩、最深刻的帖子了。原本是不敢再重拾这个话题的，但是，英雄的命题，真的彷佛又是一个兰晓龙式的悖论。

兰晓龙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公开言论，他不相信英雄。但是，也正是这个不相信英雄的人，他笔下的人物，却一次次被他的观众冠名为不折不扣的英雄。无论是许三多、袁朗、龙文章、四道风、欧阳、何莫修，个性可以大相径庭、经历可以截然不同、最后的结局更是相差千里，但是，有一点却完全相同，他们都是我们心悦诚服的英雄。

其实，大众的判断和审美取向自有其自身的逻辑，而且并不存在谬误。不管兰晓龙自己承认与否，以《团长》为例，我们把龙文章和他的“炮灰”兄弟们称为英雄，是因为观众的直觉往往最容易切中最本质、最内核的东西，一万个做出这个判断的观众，九千九百九十多个，并没有做过理论分析和论证，但是，剧中人的行为和思想的光辉，却轻易地击中了我们的心灵，令我们为之感动、震撼和钦佩。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里可以缺失英雄主义这一元素的，一个没有英雄、没有英雄主义的民族必定是平庸的、是软弱的、是萎靡不振的。但是，不同的民族，因其蕴育文化的土壤不尽相同，比如生产方式、生存的自然条件等，必然会造就英雄观的差别。而中国文化之对土地、对“王权”、对“天下”独特的理解、情结或者是迷信，使我们的英雄观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停留在政治道德教化符号的层面上。也就是说，我们所树立或宣扬的英雄，在政治道德方面、在满足“王权”和“天下”的利益的层面，是完美无缺，甚至有神化了的力量的，但是，其作为“人”的一切特质却面目模糊，彷佛忽然间失了一切作为人而存在的个体的需求和欲望。用通俗的语言描述，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但实质上所谓的“高大全”是指政治道德教化的层面上，在其作为“人”的个体存在的一面，它几乎什么都不是，因此人性和人格上的不完善、艺术审美上的薄弱和虚假，是很难让人产生真正的共鸣的。而这样的英雄，显然兰妖是不会信的。

当兰妖把道德政治符号化的英雄摈弃在创作视线之外时，他又在不停地塑造大众心目中的英雄。何谓英雄？按传统的释义，英雄是指具备超出常人的能力的人，他自己或带领人们做出巨大的、对人们有意义的事。但个人认为这样的解释还是比较模糊和混淆的，而且我不想因超凡的能力而使英雄的释义再次滑向“神化”的泥沼。英雄，就其存在的层次而言，可以分为两层，第一层，个体英雄，第二层，共业英雄；而就其内涵而言，必需符合三个必备的条件，第一，以道德为基石，第二，致力于从事对众生有意义、有福祉的事，第三，自由自立。

就英雄的两个层次而言，英雄首先是以“人”的形式存在，然后才谈得上“类”，也就是说，个体英雄是前提和基础。一个人如果连个体英雄都做不成，那他决不可能成为共业英雄；带领广大民众建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人类的福祉，是需要托举风鹏的“势”的，即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条件并不是每时每刻、每个个体英雄都可以邂逅的。共业英雄首先必定是个体英雄，而个体英雄却未必有机会成为共业英雄。因此，在探讨英雄这个命题上，我们显然应该把着力点更多地放在个体英雄的层面上。

英雄，首先必需基于道德的基础之上的，这里的道德不是某种政治或统治的需要而教化、弘扬的价值观，它应属于人性光辉最本质、最基本层面的东西，比如仁爱、比如悲悯，之所以在构成英雄的内涵里首先谈道德基石，是因为我以为“一将功成万骨朽”不能称为英雄，而我更不想英雄观在失了道德基石的基础下，成为孕育希特勒式人物的理论依据；其二，致力于从事对众生有意义的事，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我们只需注意，此处的“众生”是受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界定和约束的，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这个内涵理解为英雄的理想或信仰；在第一、第二个条件全部符合的前提上，谈第三个内涵才会有现实意义。自由自立，那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个体生命的自由，彻底摆脱“他者”的依附、得到解放的“自立”的个体。而这个自由自立，恰恰是成为个体英雄的根本，因为，能否成为英雄，根本上就是一个能否成为自由自立的“人”的问题。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名我十分景仰的文化人――鲁迅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在封建主义和以尊长为本位的社会本体主义的桎梏之下，鲁迅先生受西方尼采哲学思想的启迪，结合和融通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宗教哲学，超越性地提出了“立人”的观点。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言道：“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我们运用鲁迅本体论的“立人”思想，来阐释英雄观中的“自由自立”，那就是摒弃物质的羁绊、打破群体的束缚、摆脱“他者”（并不是指他人，它是个抽象的集成概念，包括王权、秩序以及人对自然和社会经验性的认知和判断）的依附，个体自性的解放达到精神和思想 “灵明”的境界、一个自由的、充满创造力的境界。

兰晓龙说他不相信英雄，但是在他的笔下所致力于塑造的人物形象、那些个平凡的、充满着个体缺陷的、卑微的小人物，在抹去尘埃的瞬间，我们却看到了属于英雄的内涵和光华。许三多，又呆又木，连话都说不清楚。但是他善良、谦恭；他说，“活着就是要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这就是他最朴素的理想和信仰，而且对于自己的理想、对于他关注的战友，他始终执着地坚持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准则；习惯的思维方式、有悖于理想的现实环境、周边人们讥诮的目光、嘲讽的话语，都无法使他屈从和改变，在实践自己理想之路上，他的思想和精神是自由的，也是充满着创造力的，荒漠上那条充满着生命热诚的路，就是这种自由和创造性的结晶。龙文章，什么都是假的，生活的重压之下生命也多了一种扭曲的、猥琐的色彩，但是，他说“每个人都是无辜”的，每个生命都是值得珍爱和尊重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仁爱和悲悯一直就是他的道德基石，这份仁爱和悲悯，不仅给了他的国家、他的人民、他的战友，甚至是战场的敌人；他始终如一地将坚持“让事情是它本来该有的样子”作为自己对众生利益的最高诉求，是因为他知道除了事物必然存在的自然规律之外，一切其他的“道”都是“伪道”，都不可能真正给人们带来福祉；强权的压制、外界利欲的诱惑、甚至是生死的考验，都不能束缚和控制他那自由的、高贵的、充满生命力的思想和精神。哪怕在即将被押赴刑场之前，他都能谈笑自若，他说，“这些年仗打的，难得有人像我这么走狗运的，死之前还能有空想些事”；他试图劝诫虞啸卿，“错一定输给对，年轻总会取代年老，只要它真的年轻”；当张立宪把枪顶上了虞啸卿的脑袋，为龙文章赢来一个逃生的机会时，他却亲手放弃了这个机会，那是因为面对着他执着于的理想，他不想放弃和逃避，他甚至不想输给自己那苟且偷生的念头，“世界上没有比我们打得更难打的仗了，这么难，要还输了，对得起死人和活人？”；另一方面，他认为“师座还没到地头，我不死，你清不了；我跑了，你顶罪，西线要没了头脑。你也能分善恶，知道敬人，换了个更糊涂的，只怕会死更多的人”这就是龙妖孽最后时刻仍在执着的坚持，坚持做对的事情，那一刻他的心中没有怨恨、没有悲伤、甚至没有遗憾，他那一颗充满悲悯的心所关注的还是天下的苍生、还是那些值得珍视和尊重的生命！这是怎样一种“人”的个体！在思想和精神完全自由掌控的境界，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力量，顶天立地、气贯长虹！而这就是兰妖带给我们的、使我们地动山摇般地震撼、心悦诚服地景仰、锥心泣血地心痛的龙文章！他是一个卑微、猥琐的小人物，还是一个俯仰于天地之间的大英雄？

所谓不相信英雄和反英雄，在兰妖那里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第一，兰晓龙从来就不相信那些政治道德教化符号化的“高大全”英雄。第二，兰妖始终就认为英雄可以是我们周围普普通通的每一个人，甚至就是你和我。只要我们也能坚持自己的良知和底线，树立做有意义的事的理想，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自性，突破外界种种诱惑、干扰和羁绊，追求思想和心灵的自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英雄。英雄原就是平常人，认识一个80后的小朋友，言谈中我经常为她所表露出来的宽容和爱心所深深打动，她家境并不好，受教育背景的限制，工作也一直比较动荡，但她却总是乐观、开朗地对待生活所赋予她的磨难，同时，她还从自己微薄的薪资里资助了一位贫困地区的孩子就读。她的想法很单纯：“尽一点力吧，希望这些孩子的未来能比我过得好”，2008年5月，她失去了工作，但我却接到了她来自成都的电话，电话那头，她含泪告诉我，她在灾区，想看看能不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能不能多帮到一些人。这个极其平凡的小姑娘，在那一刻就是我心中的英雄，应为她的良善、大爱，因为她为求他人幸福而致力去做的事，因为她那颗为他人造福的心不受自己的烦恼、困顿的影响和左右。而放眼望去，在我们的身边这样的英雄其实很多很多。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团长》的结尾，这个结尾的喻意是极其深刻的，而其中有一点，却正是印证了兰晓龙的英雄观。六十年后的禅达，84岁的孟烦了踯躅在禅达的长街之上，他再一次邂逅剧中那一个个已经逝去的英雄，只是这些“英雄”再也不复当年的模样，今天的他们分布于各行各业，唯一相同的是，前世今生都是一群普通、平凡、卑微的小人物。在这里主创们非常强烈地传达了一个隐喻或象征的信息，英雄原是平凡人、原就在我们中间、在各行各业的小人物中间。他们决不完美、他们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他们却是我们必需满身心地去尊重和景仰的人、必需竭尽全力地、努力要求自己去学习的人，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做到个体英雄所必需具备的三个条件。我们可能拥有比这些英雄更能成为英雄的先天条件，比如智慧、比如体力、比如良好的成长环境，但是我们却往往一如《团长》中兰晓龙特意为我们树立起的那面镜子――虞啸卿。虞师一样有良知、有道义，一样有保家卫国、还我河山的抱负和理想，但是在最后的那刻，他无法达成自性真我的最高境界，强权、淫威、对自身利益和命运的顾盼，终于束缚了他的心智，在那一刻他的思想和灵魂都不是自由的，因此，虞啸卿，一个原本最应该成为英雄的人，最终却成不了我们心中的英雄。我们可以理解他成不了英雄的种种主观或客观的理由、我们可以谅解他最终不得已的选择、我们甚至还可以因为他从此背负的、吞噬心灵的亏欠之痛而扼腕叹息，但我们谁也无法改变他成不了英雄的命运。而虞啸卿的命运，又恰恰是我们很多人、很多人的命运。一面是心灵震撼的英雄，，一面是映照着自我怯弱逃避、私欲纠缠的一面镜子，在《团长》的主创们把这样一种极端的对照，毫不留情地、不加一丝掩饰地、绝决地推在我们的面前时，感动是前味的体验，而后味却是内省后的一种苍凉和刺痛，然后，你又不得不问自己有关生命本体精神的最根本的问题。

兰晓龙不相信英雄，但他相信那些生活中看似平凡、甚至有些卑微的小人物，他不遗余力地歌颂这些小人物的高尚，人性的高尚、理想和信仰的高尚、自由地、执着地实践理想过程的高尚。谁是人类历史的英雄？是那些头戴光环、神圣化、符号化的政治道德教化英雄？还是那些建立不朽伟业的、得“天时、地利、人和”的共业英雄？答案却都是“否”。且不说神化了的英雄是否存在于真实的世界，即使是那些真实存在的共业英雄，离开了普通、平凡、卑微的人民大众，他根本就什么都不是。因此，人类历史的英雄只能是人民，如你我这般的普通的、平凡的、毛病和缺陷多多的、甚至有些卑微的人民。“我们必得不断提醒这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这族类的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典范、实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被胜利者用强力压迫的人——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接近一个世纪之前，一名旧中国的文化人，学科学、渡重洋，寻求救国之道。然后他发现科学救不了中国，他以他的敏锐、犀利和热忱转向对人的本体精神的思考，提出救中国必先解决“立人”的问题，而且从此立志献身于文化的事业，尝试以国人文化精神的转变实业现唤醒民众走向自由自立的道路。鲁迅说：“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文化偏至论》）。百年之后，我们仍然回到了这样一个命题，关注于个体的进步和发展，树立“立人”的观念，追求个体作为“人”的存在的使命、意义和自由的、充满创造力的精神和思想。因为，无论历史的车轮如何碾展，全民族的自由自立意识的觉醒，英雄主义精神的回归，对本体精神的思考必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真正能强大的根本。因此，当一部文艺作品，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种英雄观，并又一次从文化和人性的向度上把我们推向对本体精神的思考时，我不得不将一声由衷的赞叹献给这位不相信英雄的编剧，一个自认为自己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内心深处极度崇尚自由、追求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