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发认识到，战争这个机器是人构成的。战争就是地狱。”——蒂姆·赫瑟林顿“能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是记下这个时代重要的事件，而不是追求一时的舒适和温暖。”——克里斯·洪德罗斯

文 任悦 龚芳 编辑信箱 peoplez@126.com

    2011 年4 月20 日，美国人蒂姆· 赫瑟林顿和克里斯· 洪德罗斯走了。这两位出色的战地摄影师在利比亚遭袭遇难。他们拍出了利比亚战争现场的照片，同时，这些照片成为了他们生前几小时的遗作。画面中，摄影师跟拍，火光冲天。让外界看到了真实的利比亚现场。而后，整个新闻摄影界四处充满了震惊和哀伤。

    战地摄影师在今天依然是少数派。严峻的生存现状让他们彼此在心理上有更多依赖。蒂姆和克里斯在利比亚凑在一起工作，也是战地记者的工作法则——要结伴出行，不能落单，出事才有依靠。利比亚尤其是米苏塔拉的报道环境已经恶劣到极致，要面对政府军的空袭、机枪，迫击炮的袭击，还要提防不要被扣押和殴打。两人都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因为利比亚海关不让防弹衣和头盔过关。

    细数下来，这两位并肩工作的摄影师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是那种不像战地摄影师的摄影师。蒂姆供职于美国《名利场》杂志，克里斯则是Getty 图片社签约摄影师。这两位罹难者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文学背景，职业生涯却围绕视觉报道展开，他们甚至出生在同一年（1970 年），而在同一天，人们不得不同时发出他们两人的讣告，没有人对此能够有所

准备。

克里斯：二战难民和幸存者的孩子

    克里斯的朋友说：你要是按照战地记者的刻板印象来套他，那将完全错误；一瓶威士忌，生活非常无趣，那不是他，他的形象是生动的： “粗花呢外套，肘部打着补丁，爱品马提尼，听马勒的音乐，爱下象棋。”这种对生活的热爱，甚至让克里斯对自己的工作曾产生怀疑，他为美国几家媒体撰稿讲述自己在阿富汗的报道经历，其中提到：

    “有那么一秒钟，这种踩在外国土地上的感觉让我有些恍惚，开始从哲学甚至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思考：为什么我在这里？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我这个早晨会在阿富汗的山谷里？我不是军人，我没有必要干这个，我要回家，要看电视，要蜷缩在床上喝一杯浓浓的咖啡。但最后，事情的一切原委仍然明了，我发现，能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是记下这个时代重要的事件，而不是追求一时的舒适和温暖，甚至是胆怯。”

    克里斯对战争的关注绝非一种视觉猎奇。这位美国摄影记者在个人简介里特地提到，自己的父母都是“二战”的难民和幸存者。2004 年，他因对利比里亚的报道获得普利策突发新闻摄影奖提名；在他的职业生涯里，足迹几乎踏遍当代所有的战场，这为他赢得了罗伯特卡帕奖——战地记者的最高荣誉。

蒂姆：温文尔雅的硬汉抵抗暴徒

    严格来讲，蒂姆不能被称作摄影记者。时代周刊的Paul Moakley 在怀念他的时候说，“蒂姆身上包含很多，他是一个记者，一个摄影师，一个电影工作者，一个艺术家，一个朋友”。蒂姆执导的纪录片《雷斯特雷波》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这部反映美国驻阿富汗士兵生活的影片，就如同他2007年获得荷赛年度照片的作品一样，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与媒介中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战争。这里不是和平的花园，也不是冰冷的杀人机器在工作，在战场上

都是人，而且是年轻人。

    人们时常会用诸如温文尔雅，安静来形容他们，这并不是通常意义中战地摄影师的形象。克里斯喜欢音乐，爱下象棋，是一个象棋好手；蒂姆则是一个很棒的厨师，他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公寓是朋友的聚会中心，“大家都睡在他的沙发上。这个地方我们常来，一起看照片，讨论照片，编辑照片。这里是纽约很多摄影师的‘创意中心’。”

   蒂姆被更多人关注，是其最近执导的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纪录片《战争启示录》。这部反映美国驻阿富汗士兵日常生活的影片，就如同他2007 年获得荷赛年度照片奖的作品一样，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与媒介中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战争。

   “你为什么选择视觉报道？”

   “视觉是最大众化的。视觉有多种可能，能够达到更多的受众。”

   “那说说你在阿富汗是怎么做的？”

   “《名利场》杂志让我拍照，我说OK，就去了，因为这个平台有两三百万的读者。然后这些照片我有版权，还可以放到图片库里，它们则会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杂志上。这多棒，又是很多读者。照片获得了荷赛的奖，形成热点，有更多读者关注。随后，我拍摄我自己的个人化的专题《熟睡中的士兵》，这组照片很艺术化，主要在画廊展出，这依然是有效的观众。最后我为ABC 做电视节目，一共做了两条，他们告诉我有一条观众是两千万。我还会把这些影像资料剪成纪录片。”

   这段对话，似乎让我们看到蒂姆扳着手指头数数的样子。他这个让更多人了解战争的心思。纽约大学教授弗莱德· 里钦引用了威廉· 卡洛斯· 威廉斯的诗歌《水仙，那淡绿的花朵》来纪念这位年轻的逝者：“在诗歌里写进新闻/ 是困难的/ 但每天都有人在悲惨中离去/ 就因为/ 那里没有关注。”

   但从安静的后方转身到战场上，这两位战地记者绝非孬种。

   就在前不久对埃及示威游行的报道中，克里斯在解放广场看到女摄影师Scout Tufankjian 遭到一群男人的袭击和尾随，他冲上去站到她身前，驱赶暴徒，他们不走，他就坚持不离开。Lynsey Addario回忆起2007 年和蒂姆一起在阿富汗工作，他们被困在一场交火之中。“我们正好在双方的火力中间，情况特别危急。我尝试找个地方躲起来，当我环顾四方，看到蒂姆却就是那样安静地坐着，用一台摄像机拍摄周围的场景。当时我就想，唉，我真想成为蒂姆那样的摄影师。”

战地记者 在炮火中求生

    在利比亚两个月的冲突中，已有3 名战地记者丧生。而据“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证实，1992 年以来已经有超过800 名记者在报道战争中身亡。 战地记者也是正常人，他们也惧怕死亡。美国有线新闻网的王牌国际记者克丽斯汀娜· 阿曼波尔一次被问到是否害怕过时，毫不避讳地回答，“如果说我们这个行业中的某个人从来没怕过，那就是一个神话。”

    美联社摄像记者埃迪· 亚当也难忘那种害怕的情绪。“当时我趴在地上，不远处就是一个美军陆战队的士兵，他脸上的那种惧怕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悄悄掏出照相机，准备给他的表情来个大特写，可是我根本无法按下快门。我试了三次，都没按下去。那本应该是一张极好的战地照片，但我却照不了。因为我知道，我的脸也和他一样，写满恐惧。因为在我看来，他不是胆小鬼，这里的每个人都很害怕。”

    更难以弥补的是心理创伤。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安妮· 斯考特· 泰森在随军过程中，频频看见伊拉克人的尸体，听见让人汗毛直竖的枪炮声和震耳欲聋的直升机声，还屡次面临生命危险。她和两位后来被杀的记者同分在一个帐篷里，还和包括NBC(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的记者大卫· 布鲁姆的遗体在内的几个尸袋乘一架直升机飞离战区。所以在回到马里兰的家后，泰森一度精神恍惚，动不动就自己掩面痛哭，甚至不敢再听飞机的轰鸣声和有关军队的词汇。

    一个随美军第一海军师团第一连采访的记者说，他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有时候到中午都不能开饭。尽管他所在的连队的粮食储备中有牛排、红烧鸡肉和米饼、点心之类的东西，但是由于供给不足，连队按照成人每天所需的卡路里数调整为每天两顿，最后干脆变成一顿。搞得记者经常是饿得肚子咕咕叫，只能时不时地啃以前吃剩下的食品。

    住宿也是战地记者的一大考验。对于大多数战地记者来说，住宿条件不外乎两种，帐篷和旅店。几个报道过阿富汗战争的法国记者介绍，他们当时合住一个大帐篷，由于阿富汗昼夜温差很大，帐篷内白天的温度还勉强可以，但一到晚上就像冰窖一样，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把鞋脱掉，钻进睡袋裹紧自己，仅露出鼻子呼吸。

    更常见的是绑架。美国女记者吉尔· 卡洛尔曾在巴格达的一个逊尼派聚居区遭到绑架，她随行的伊拉克翻译惨遭杀害。此后近3 个月里，她一直被囚禁在一个窄小的隔音房间内，还被要求穿着穆斯林服饰出现在镜头前，向美国政府求救。获救后，回到美国的她心有余悸地表示：“我终于觉得自己又重新活了过来，现在的感觉真是太好了，能够随时走到外面，感受阳光直射到你的脸上，能够看到整个天空。”

    为了保护自己，记者们只能想出自己的方法。美国著名的战地记者约瑟夫· 盖尔威总结说，跟军队一起采访时，一定要像士兵一样跨步走，保持一致，否则隐藏在路边的伏兵就一定会拿与众不同的你开刀；发生危险时，比如突然出现迫击炮和AK47 的声音，或化学武器的警告，马上将目光转向队伍里的中士，看他怎么做，卧倒、趴下，直到眼前逐渐清晰起来再继续下一个行动。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赶快跑或挖坑，不要犹豫，马上照做。

    在战场上，100 米外一个扛着摄像机的记者看起来和一个拿着反坦克火箭的士兵区别不大。更为糟糕的是，为了避免武器装备被走私进入战区，海关检查往往不会放过带有军事色彩味道的产品，黑色的防弹衣很可能在海关就被扣押。真正的战地记者应该穿着的防弹衣是维和部队专用的天蓝色或白色。此外，还应该在背心和头盔上烫印记者的英文字眼，以方便战场上的识别。在任何时候，作为第三方的记者都应尽量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避免卷入战斗（除了极少数被获准随军的战地记者出于不暴露军队行踪的目的之外）。（据《新世纪》中国经济网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