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爱好文学，挺好

郭涛

    大约初二那年，看了一本书。书名似乎是《在密密的森林里》，忘记作者名字。写的西双版纳密密的森林里的故事，应该是一部儿童中篇小说，也是我读的第一部文学书。那本书把西双版纳密密的森林，写的十分的神奇，我好像钻进那森林里，对那里的小路，阳光，风雨，森林里的危险之事都近距离接触，那本书太美好，我读的如痴如醉。只是父亲说初中当以学业为重，不要读小说，小说会误学业。那本书看后，又在父亲放在办公桌上的一本《红旗》杂志上看了何士光短篇小说《乡场上》，印象很深。何士光写土地承包到户后，一个村支书走到乡场上，一些以前见他笑脸相迎的村民，忽然都硬气了，带着比较不像以前那样敬畏的目光看他，村支书一路的失落和困惑。何士光的名字就在那时被我记住了。

    工作了，订了《人民文学》杂志，何士光有篇中篇小说《种包谷的老人》发在《人民文学》头条并且配发了评论，评论家说，《种包谷的老人》细节非常好，但艺术容量不如《乡场上》的艺术容量大，我觉得很有道理。《乡场上》获得全国短篇优秀小说奖。《种包谷的老人》获得过全国中篇优秀小说奖，再后来十几年后，读了何士光一部长篇小说《如是我闻》，就觉得似懂非懂，神神秘秘，大约何士光已经成名，进入中年，写的是名人的烦恼，长篇小说《如是我闻》，自然没有多大的反响。

我一边工作，一边爱好文学。干了文书，和文字打交道多，基本的会议记录，会议通知，工作总结，编简报，写报道，需要一定文字功底。可惜我那时年轻，心高气傲，对此类事情看的清淡，对诗歌写作非常上心。同事说你写诗有啥用，不如多用功夫在公文写作上，多写单位的信息，多写新闻报道，多宣传领导政绩，说不定以后行政的路子越来越宽，奈何自己年轻，一心想在诗歌写作上出名。结果，不怎么重视公文写作，消息报道写过，也在报纸发表过，觉得没多大意思，就不写了。一门心思写诗，竟然陆续发表。

25岁那年，我写的《写给毛泽东》一诗，获得陕西省文化厅奖励，那是1992年参加铜川市委、市政府和陕西文化厅联合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全省群众诗歌创作大赛征文活动，我1991年写的诗《写给毛泽东》交给当时在商州区委宣传部的张斌，他推荐给商州文化馆的许卫民，许老师给推荐上去，一年后，竟然被评为二等奖，收入获奖诗集《兵马俑游思》（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一书，《写给毛泽东》排第三名。收到书，我颇得意。

    过了大约十年，我头一次见许老师，他已经高血压后遗症，似乎半身不遂了。我感谢他是我的伯乐。此后就没有见过他。

    我25岁就得奖，好像也是青年成名（一笑），但是幸亏我业余爱好文学，没有专业搞文学，觉得业余爱好文学挺好，庆幸避免做一个“空头文学家”。我想就是一些作家做专业作家后，脱离了火热的生活，从社会底层进入精英阶层，圈子小了，有了所谓“精英”心态和意识，有了高高在上鄙夷底层的姿态，接触社会面不是大了反而小了，关注名利地位多了，害怕失去奋斗得来的一切，作品自然没有前期那样的力量和影响了。许多作家成名后吃老本，写不出有影响的作品，原因应该大致类似。

   三国时候的曹操和曹丕、曹植都是大诗人，曹丕跟随曹操经年征战，曹植年轻，没有从军经历，曹丕诗歌写作就和曹植诗歌写作不一样，曹植没有军旅生涯，作品自然就缺乏曹丕诗歌那样的内容。生活决定思想，决定艺术，生活变，思想变，艺术变是一定的。其实不用我说，那是基本常识了。

     我开始写诗，写母爱，写乡情，亲情，随着工作和阅历，时刻关注农民的命运处境。自己出身农民家庭，对改革开放后农民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弱势和劣势地位有感同身受的体会。2003年到2012年十年间，当了商州区十一、十二届政协委员，每次开政协会，坐在尽是官、款、名流的会场，自己突然醒悟农民和工人为啥处在失语状态。我的政协提案也提到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但是往往起不了什么作用。

新时代开始了，特别2016年脱贫攻坚后，民政工作服务脱贫攻坚，民政兜底保障为脱贫大局服务，我做的是实实在在的服务农村困难群众的工作，经常接触处理一些具体问题，熟悉的农村生活的题材自然信手掂来。比如诗歌《老顾》就是根据工作上接触的一个上访北京的村民，那个人的真人真事写的。商洛一些小说家非常喜欢我的诗歌《老顾》，据此改编成小说。我后来想，《老顾》诗歌，就不是坐在书斋的专业作家能编出来的，他们不接触农村农民，不了解农村信访工作，怎么会写出此类诗歌？

    业余爱好文学，挺好。

                                 2021年10月17日初稿 2022年2月2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