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文学

郭涛

    我一直数学好，最怕语文。开始学作文是小学四年级。老师布置作文，瞎编。那时多要求好人好事，于是写了晚上看电影回来的路上，一个农民伯伯不小心一脚踏空，身子跌进水渠里，走在后边的我，把老人救了。反正是没有影的事，为完成作业，应付一下。连自己都不信啊。

    读初中，大约初二，看了一本书。书名似乎是《在密密的森林里》，写的西双版纳密密的森林里的故事，应该是一部中篇儿童小说，也是我读的第一部文学书。那本书把西双版纳密密的森林，写的十分的神奇，我好像钻进那里，对森林里的小路，阳光，风雨，森林里的危险之事都近距离接触，那本书太美好，只是父亲说初中当以学业为重，不要读小说，小说会误学业。那本书看后，又在《红旗》杂志上看了何士光短篇小说《乡场上》，印象很深。何士光写土地承包到户后，一个村支书走到乡场上，一些以前见他笑脸相迎的村民，忽然都硬气了，带着蔑视的神气看他，村支书一路的失落和困惑。何士光的名字就在那时被我记住了。

    工作了，订了《人民文学》，何士光一篇中篇小说《种包谷的老人》发了头条并且获得全国中篇优秀小说奖，《乡场上》获得全国短篇优秀小说奖。评论家有文章说，《乡场上》的艺术容量比《种包谷的老人》容量大，我觉得很有道理。

    再后来，读了何士光一部长篇小说《如是我闻》，就觉得似懂非懂，神神秘秘，大约何士光已经成名，进入中年，写的是名人的烦恼，自然没有多大的反响。

    我一直数学好，工作了，数学用不上，就专心学习文学，当然是为工作服务。干了文书，和文字打交道多，基本的会议记录，会议通知，工作总结，编简报，写报道，需要一定文字功底。可惜我那时年轻，心高气傲，对此类事情看的清淡，对诗歌写作非常上心。同事说你写诗有啥用，不如多用功夫在公文写作上，多写单位的信息，多写新闻报道，说不定把自己写成领导，奈何自己年轻，一心想在诗歌写作上出名。结果，公文写作也是应付一下，消息写过几篇，觉得没意思，就不写了。一门心思写诗，竟然陆续发表，25岁那年，写的《写给毛泽东》一诗，获得陕西文化厅奖励，那是铜川市委、市政府和陕西文化厅联合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全省群众诗歌创作大赛征文活动，我的诗《写给毛泽东》交给当时在商州区委宣传部的张斌，他推荐给商州文化馆的许卫民，许老师给推荐上去，一年后，竟然被评为二等奖，收入获奖诗集《兵马俑游思》一书，《写给毛泽东》排第三名。收到书，我颇得意。

    过了大约十年，我头一次见许老师，他已经高血压后遗症，似乎半身不遂了。我是感觉他是我的伯乐。

    我好像也是青年成名（一笑），但是幸亏我业余爱好文学，没有专业，觉得业余爱好文学挺好，避免做”空头文学家”，何士光以《乡场上》出名，写出大量好东西，后来他做专业作家了，作品反而不如前期那样好，我想就是专业作家后，脱离了生活，特别是从社会底层进入精英阶层，圈子小了，关注的事情小了，作品自然没有前期那样的力量和影响。

   三国时候的曹操和曹丕、曹植都是大诗人，曹植年轻，曹丕跟随曹操经年征战，曹丕诗歌写作就和曹植不一样，曹植没有军旅生涯，作品自然就缺乏曹丕诗歌那样的内容。生活决定思想，决定艺术，生活变，思想变，艺术变是一定的。其实不用我说，那是基本常识了。

     我开始写诗，写母爱，写乡情，亲情，随着生活变化，农民的命运处境，就是我关注的重点，诗歌写作上自然关注失地农民，关注农村信访问题，关注城市化过程里的农民宅基地问题，当了商州区政协十一、十二届政协委员，所提提案也多是这方面问题。脱贫攻坚后，民政工作服务脱贫攻坚，做的是实实在在的服务农村农民的工作，自然写作上就要熟悉农村农民。诗歌《老顾》就是根据工作上真人真事写的。一些小说家非常喜欢，据此改编成小说。我后来想，《老顾》诗歌，就不是坐在书斋的专业作家能编出来的，他们不接触农村农民，怎么会写出此类诗歌？

    我原来数学好，工作后，反而陌生数学，亲近语文，爱好文学，现在回头一看，好像就容易理解了。

                                      2021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