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1月6日第6版，新阅读，有改动。

韩戍

林贤治的随笔集《旷代的忧伤》，所记的都是古今中外著名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左拉、托尔斯泰、葛兰西、惠特曼、卢森堡、薇依，以及中国的鲁迅等。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却具有相似的品格，比如崇尚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对权力永远警惕，对既定规则永不妥协。林贤治在《五四之魂》中，道出过他以知识分子为写作对象的目的，即要“显示他们在困境中的言说方式及其选择的价值”。他写《旷代的忧伤》的目的也是如此。

除了以笔作枪之外，直接行动，是他笔下许多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比如薇依，毕业于巴黎高师，却自我流放于社会底层，与民众同甘共苦；再如卢森堡，以柔弱之躯参加革命，直接投身到摧毁旧制度抗争中去。这些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做权力的附庸，有道义，有担当，敢于直面黑暗。他们的选择，都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平等和自由的考虑。这种选择，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价值，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正如林贤治对胡适一直颇有微词，他对像陈寅恪那样的知识分子也是持保留态度的。仔细考虑，这和他思想的出发点大有关联。他虽然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但对精神这一概念，却有着严格的前提限定；即那种非驯服的、反叛的、堂吉诃德式的精神，在他那里才可以称之为精神。然而这种精神却很值得审视。因为我们可以提出许多疑问：对现存秩序，是否要一概予以否定？如何保证弱者在掌握权力之后，不致演变成另一种新的暴政？如何保证边缘思想在取得话语霸权之后，不会演变成新的专制？

作者笔下的许多知识分子，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悲情意识。这种悲情意识源于地位的边缘化，源于对苦难的悲悯，说明人确实普遍具有同情的良善品质。但是，以理性对这种悲悯进行平衡，防止悲情演化为滥情，也是不无必要的。单纯以中国近代史为例，许多空前绝后的悲剧，正是由于悲情意识、怜悯意识、激进精神和平等诉求无限放大，演化到极端造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知识分子，总是理性不足，激情有余。

林贤治《旷代的忧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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